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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近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一直在危機和落後中掙扎。如何才能走出歷史困境？晚年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後，費孝通的學術價值指向絲毫未變，仍然是為佔“中國人口80%的農民”服務。可以說，這與他心中始終有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有密切聯繫；用他自己的話，“我這一生的經歷中根本的目的並沒有動搖，就是‘認識中國，改造中國’” 。80歲時他用四個字總結自己一生的工作——“志在富民”。
對於這樣一個思想家、一個勤奮的長者，特別是當他以一生的積攢面對一個前所未有過的大變化、大轉型的中國社會，他的思考顯然不是他的文章所能涵蓋的。他晚年一直堅守在離泥土最近的地方聆聽人們的講述，而他在現場的即時反應和生動談話，無疑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如果不是長年的關注、長年的思考、行行重行行，也許就不會有那些睿智的、至今仍然鮮活、關乎深遠的談話。
我們看見了一個老人執著的心力所在。他一生沒有放棄對“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時代問題的追索。
*文章選自《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張冠生 記錄整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5），小標題系編者所擬。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費孝通江村紀念館中的費先生塑像。背景是該館主體建築（張冠生 攝影）
跋 與中國最大多數的人相聯繫
文 | 王韌
這是一部談話實錄，是一個老人，在歷盡了他所能經受的一切苦難和坎坷後，深感餘年不多，抓緊時間為他的祖國和人民再“想一點問題，出一點主意，做一點事情”的實錄。
“行行重行行”
“文革”後，他受託主持重建中國社會學。然而，當他能重新做學術研究的時候，卻已年屆古稀。讀著別人的“傷痕”文字，他另有感懷——“我哪兒有時間去回味那些酸苦！” ，那時，他說了一句話：“我還有十塊錢”。意思是大概還能再活十年，如果一塊錢代表了一年的話，他不願把這個錢給零花了，他要珍惜，整塊地集中使用，也就是說，他要專門做一件事。
他開始“行行重行行”。自1980年始，他每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時間奔走於中國大地，直到90歲。因為，“十塊錢用完後，上帝又獎勵了十塊。”
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多年，也是他重建社會學的晚年，他指出了小城鎮、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脫貧致富和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他寫下了《小城鎮，大問題》。文中敏銳地讚揚農民“離土不離鄉”。我用“敏銳”這個詞是想提醒自己，我們是在很多年後看到了農村的“空巢”，才對此有所體悟。三十年後的今天，小城鎮仍然是大問題，它關乎大城市的生存，關乎佔中國最大多數人的現代化。我以一個記者的觀察，當下中國城鎮的建設尤其需要他的思想和方法。
當年輕人“孔雀東南飛”，都向深圳、海南奔去的時候，他則“老馬西北行”，深入中國河西走廊多民族地區調查，向中央提出了西部開發的建議；他歷時兩年以民盟中央的名義所做的調查報告，提出了西部開發，也論證和設計瞭如何做開發的科學方法。
市場經濟萌芽初露，長途販運二道販子的爭論四起，究竟如何看待？面對關乎中國未來走向的社會變化，他以在蘇南和溫州的實地調查為基礎，寫出《小商品，大市場》。他不像很多公共知識分子很概念、很尖銳，他也沒有奢談市場經濟的大道理；他是建設的，他的講述讓你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小商品背後鏈接著的大市場、大變化，而他的這種感受是以他的“著眼於人”的思想為基礎的。
大約有八年，我有幸斷斷續續跟隨他“行行重行行”。體會他的“著眼於人”，實際就是為正在積極改變自身生活的農民著想——他們的生活如何能好起來，富裕起來後又如何走向文明。他“為了成事”，用心安排每次的調查，很多的調查他都歷經了多年，由此一生留下了很多如“三訪江村” “三訪溫州”這樣的傳世之作。
一訪溫州，他看出了“小商品，大市場”；重訪溫州，見證了“家底實，創新業”；三訪溫州，他則提出“築碼頭，闖天下”。不誇張地說，這是中國外向型經濟明確的開端。每當讀他這些文章，總會聯想到一箇中國知識分子的品格：在重新獲得學術生命後，以七八十歲高齡躬行於大地，做田野調查，關注中國社會發展現實，真切地要求自己系統地瞭解真實的情形，做出常識判斷，建議適當的政策，為這個國家的百姓服務。
一切可以追溯他第一次到“江村”。1936年就讀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時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民的生活》（中文譯名為《江村經濟》）就是他那次江村調查的成果。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是世界著名人類學家，為他的博士論文所做序言，足以喚起讀者的深思。更有意思的是，導師以對一位能夠研究本民族實際生活的人類學者的羨慕來表達高度讚賞：他前所未有的“那明確的令人信服的論點和生動翔實的描寫實感令人嫉妒”。馬老師羨慕他寫出的“很多箴言和原則”，不是象牙塔裡的理論，而是本土田野調查的結晶。（參見馬林諾夫斯基《江村經濟》序）
獲得《江村經濟》第一手資料的那次田野調查的契機發生在1935年。那一年，他去廣西大瑤山少數民族地區做社會調查負傷，志同道合的新婚妻子犧牲。姐姐費達生將受傷的弟弟接了回來。但姐姐太忙了，無暇照顧弟弟，便將“孝弟”安置在開弦弓村養傷，託付給了那裡的農家。那裡是她做社會改造的試點。姐姐在當地享有崇高的威望，她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早科技下鄉的那一代人。她從日本留學歸來，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在太湖流域輔導農民科學養蠶。歷史不能忘記的，是她在開弦弓村將農民組織起來，建設了被譽為中國第一個鄉鎮企業——股份制的“開弦弓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時間是20世紀20年代。結果費孝通則在那裡做了兩個多月的社會調查。在後來的博士論文中，他為開弦弓村起了一個學名——江村。
晚年費孝通在江蘇吳江市開弦弓村（“江村”的原型）石橋上
試引用該著最後幾段文字——
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的措施。中國的傳統工業主要是鄉村手工業，例如整個紡織工業本來就是農民的職業。目前中國實際上正面臨著這種傳統工業的迅速衰亡，這完全是由於西方工業擴張的緣故。（作者說該問題留待有能力的科學家和政治家去解決。）
但是有一點，與中國未來的工業發展有關，必須在此加以強調。在現代工業世界中，中國是一名後進者，中國有條件避免前人犯過的錯誤。在這個村莊裡，我們已經看到一個以合作為原則來發展小型工廠的實驗是如何進行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相對照，這個實驗旨在防止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中。儘管它遇到了很多困難甚至失敗，但在中國鄉村工業未來的發展問題上，這樣的一個實驗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上述問題自從日本入侵以來並未消失。這種悲劇在建設我們的新中國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我們遲早必然面臨的國際問題的一部分。
近來為做人物傳記紀錄片《理想照耀中國·讀李大釗》——“數年研究之結果，深知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全由於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而以其經濟勢力壓迫吾產業落後之國家，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束制吾法權稅權之獨立與自主。而吾之國民經濟，遂以江河日下之勢而趨於破產。”李大釗的文字讓我讀到了《江村經濟》的歷史場景。
這部博士論文從江南一個普通村莊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體系”，考察該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係，揭示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運動。此書雖以傳統的中國人生活為背景，然而它並不滿足於複述靜止的過去。它緊緊抓住現代生活最難以理解的一面，即傳統鄉土文化在與鄉鎮經濟社會聯繫中受西方影響下的變遷，揭示了兩個力量的影響：一是傳統經濟背景的重要性；二是新的技術、新的組織形式對一個日益困頓的老村莊的生活所產生的作用。
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評論是，“他不僅充分感覺到中國目前的悲劇，而且還注意到更大的問題：他的偉大祖國進退維谷，是西方化還是滅亡？既然是一個人類學者，他必然懂得再適應的過程是何等困難，他懂得這一過程必須逐步地緩慢地機智地建立在舊的基礎之上。他深切地關注到這一切改變應是有計劃的，而計劃又須是以堅實的事實和知識為基礎的。” （馬林諾夫斯基《江村經濟》序）
導師的評論足以說明在求學過程中，他已確立了為中國絕大多數貧困農民服務的思想，因為苦難的中國是他青年時期成長的背景。早年上大學，他和很多人一樣選擇了醫預科，希望當醫生免除人們的痛苦。但他發現人們“最痛苦的不是來自身體上的疾病，而是來自社會造成的貧窮”。由此他投身社會人類學，目的是“認識社會，然後改變社會，免除人們的痛苦”。
80歲時他用四個字總結自己一生的工作——
“志在富民”
近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一直在危機和落後中掙扎。如何才能走出歷史困境？作者在對江村的解剖中看到了“草根”工業將是中國農村經濟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一個關節。如果說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關於野蠻社會的人類學著作，那麼，《江村經濟》在導師的眼裡則是第一部文明社會的人類學著作。如同導師馬林諾夫斯基在《江村經濟》序中寫的：“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該書的作者並不是“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這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說人貴有自知之明的話，那麼，一個研究自己民族的人類學當然是最艱鉅的”。
中國的現代化不涉及農民就是表面文章。晚年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後，他的學術價值指向絲毫未變，仍然是為佔“中國人口80%的農民”服務。可以說，這與他心中始終有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有密切聯繫；用他自己的話，“我這一生的經歷中根本的目的並沒有動搖，就是‘認識中國，改造中國’” （參見《關於人類學在中國》）。80歲時他用四個字總結自己一生的工作——“志在富民”。
1993年6月，費孝通考察山東鄉鎮企業，在途中休息的賓館中讀書（張冠生 攝影）
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後，他三訪江村。《三訪江村》對我影響很大，曾久伴我枕邊，睡前醒後，時常展讀。以後他更是“行行重行行”。他在“小商品”“小城鎮”“區域經濟”“文化自覺”中表達的真知灼見，在他身後已然成為“大戰略”“大前途”。
但是，對於這樣一個思想家、一個勤奮的長者，特別是當他以一生的積攢面對一個前所未有過的大變化、大轉型的中國社會，他的思考顯然不是他的文章所能涵蓋的。他晚年一直堅守在離泥土最近的地方聆聽人們的講述，而他在現場的即時反應和生動談話，無疑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如果不是長年的關注、長年的思考、行行重行行，也許就不會有那些睿智的、至今仍然鮮活、關乎深遠的談話。
請允許這裡引用本書收入的1995年2月一段談話，讀之猶如再見老人——
我們是靠鄉鎮企業過關，和西方工業化道路不同。
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條新路子。“草根”工業，它有根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它）符合老百姓的要求，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三大差別消滅在小城鎮裡邊，這是我的理想。
現在的一個大問題，13億人怎麼個放法？
以小城市為蓄水池，千萬不要搞大城市。
20世紀是地緣政治。21世紀是地緣經濟。
洲際經濟區域，先形成幾塊。互通有無，共同發展。從洲際經濟向天下大同過渡。
但沒有價值觀的基本共識，就不能形成天下大同（這裡既涉及中國的“多元一體”問題，也涉及世界的“多元一體”問題）。
共同價值觀不是憑空來的，也需要經濟基礎。怎麼辦？在矛盾中發展。
尋找共同價值觀已成為必然要求，逃不掉的。
人類是可以自殺、也可以發展的動物。是自我毀滅還是自我發展，要選擇了。
千萬不要因為自作聰明而毀滅了自己。
“殘楓經秋，星火不熄。”“星火”是什麼？是我治學的路子。
這些話，內涵異常豐富，涉及國內民族間的關係，也涉及中華民族與世界各民族間的關係；有中國的現代化與全球化的關係，也有在此背景下的中國現代化的問題；討論中國今天的傳統文化不能只關注其在封閉時代的積累，一定要認識到這個傳統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已經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因為這涉及“共同價值觀”的基礎問題以及“美美與共”的每個美在多大程度上是本土的……
我們看見了一個老人執著的心力所在。他一生沒有放棄對“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時代問題的追索。
留下這些談話的“他”就是費孝通。在中國的學人中，他是稀缺的。
錄下這些談話並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出來的是張冠生。他自喻老人晚年的“書童”。
他的談話，是因中國的問題而起
我很早就知道冠生要整理費老晚年的談話。我常看見他跟隨費老左右，一聲不響地做著記錄。生活中的費老永遠在工作著，他的話是值得被記錄下來，但這需要記錄者認識他的價值而產生一種毅力，持之以恆。當十多年後，冠生告我書已整理完畢，我是滿心喜悅。沒想到的是，他竟囑我作序。我頓生惶恐：“冠生，你嚇著我了！我是個做電視的，做電視的人天天風風火火，不讀書不看報，何德何能寫此序言？若以此沽名釣譽，我如何面對先生！”
費孝通先生一生樸實，有他的文風證明。這樣一個大學者，經歷了無數的風浪仍葆赤子之心。或許因了他的真誠和寬厚，和費老在一起，我總能在他面前隨意地問很多問題，包括傻問題，而他總是認真作答。
冠生說，讓我寫序的一個理由是很多談話因我而起。費老有些計劃外的談話確實因我們“互動”而起。但我對冠生說：也許在談話的過程中，有我們的互動，但絕不是因我而起，是因中國的問題而起。他與我的“互動”，在他是為了幫助我。
但互動使我對他晚年的談話另有一種理解和親切。我以一個記者的觀察對他記錄和表述或許對讀者是有益的。我這才感覺我可以寫，但只能作為後記類的，因為我終於知道他在做什麼，我也看見了他是怎樣做的。
關於費老的學術思想，將來自然會有經濟史學家、思想文化史學家、社會學家或人類學家們專門研究，我的文字僅屬觀感層面的記述。作為一個學者，他關懷當下的中國及其未來，他探尋的是中國健康發展的路徑。當下的中國包羅萬象，可以說他許多的真知灼見超過了許多的專門家。發展的道路有無數，他努力要看到的是，人是如何走出來的，人又將如何走下去。以我的觀感所得出的結論，在這樣的時候他唯一的身份就是一個“小學生”。
1995年11月，費孝通在江蘇張家港馨苑賓館談長江全流域發展 （張冠生 攝影）
1996年，費老敏銳地預知到水的汙染將是大問題，因而非常憂慮。我親耳聽他說過：會不會將來守著長江沒水喝，住在太湖邊上的人也沒水喝？那年的他做環太湖流域調查，讓我隨行，對我說：我要寫一篇“小”文章。
我當時還與他開玩笑：凡是大家都寫小文章。但費老答，“小”文章不小啊！說著回了我一個孩童般調皮的怪臉，令我頓覺眼前的老人有一種赤子般的熱情。我就在這樣的感受中聽他接著講：這個“小”，“長江是它中間的一槓，太湖、洪澤湖是一槓旁邊的兩點。這是關於水的文章。”由此我在1997年五六月間跟著已88歲的費孝通繞太湖走了一遍，歷時35天。在他走過的村頭、閘口、漁家、農戶、水文站、環保站，都能聽到這樣的話——“我是來當小學生的。這不是客氣，你們比我懂得多，因為你們瞭解實際。”“我們都是來當學生的，來向老師學習的。”“我是來給大家當學生的，你們都是先生，因為你們做了。”“事情是你們做出來的。”每次他都拿著一個工作手冊，一絲不苟地做筆記。除了提問外，他不會停筆。這種認真和真誠，我在以後時常會想起，為之動容。
“我只是一個小學生。”他做到了。這些耳熟能詳的話聽多了，感受也多了，最初感受到這是一種態度；後來又認識到，態度背後有一個大道理，對誰是創造歷史主體的一個基本認知。
每次與人告別，費老會說一句“謝謝你，你幫助了我，感謝你”。他尊重訪談對象，就像他尊重實際，他的真誠是因他要解決問題，要成事：“你們給我的材料，使我很振奮，能幫助我把問題想得實際一點，所以很感謝。”（1994年2月）這種情愫滲在他晚年的談話中，隨處都可感受到。
“這是個很慘的局面，我們不能走到這一步”
一次我跟他去甪直。這是費老外婆家。甪直的古鎮保護得很好，那天天也特別好，他很高興。隨意間就能看到古鎮上有婦女穿戴藍印花布的水鄉服飾，令人賞心悅目。費老信步古鎮老街，不時與鄉親打招呼、聊天，享受淳樸鄉情。經過一個小店，看到廳堂桌上擺放的家鄉小吃和忙碌的主人，費老信步走了進去，笑對店主，手拉小孩，同一家三代見面，敘話，其樂融融。
我從旁看見門角上依偎著一個老人，正看著費老。她佩戴著水鄉古鎮特有的繡花青花藍布做的搭頭，穿著的也是一身藍印花布衣服，圍兜還是青花藍的，深淺不一，漸變和諧，乾淨端莊。如果舉辦時裝比賽，那老太太走上T臺，一定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古鎮上一雙鑲有水鄉服飾元素的小草鞋就能吸引費老長久駐足，如果他看到老太太這身打扮，那一定會比我更喜歡，因為這是他的故鄉啊！我恭敬地請老太太出來。她沒有出來，還把探在門外的半個身子也縮到了門裡面。我懇求再三，依然不從，只聽費老在那裡說話了：王韌啊，不要為難老人家了。
當天下午在住處。看見費老一人獨自面對太湖沉思，一動不動。我走到他前面，盤腿坐在他對著的窗臺上。他仍然望著遠處，沒眨一下眼睛。
半晌，我問了一個傻問題：“費老，上午您為什麼不讓我拉她出來與您見面？”
也是停頓了很久，費老回答——
我是看到了一個文化的變化。我們誠心請她，老太太卻不肯出面。在這條街上，走過許許多多外來的人，這二十年來，有穿喇叭褲的，有拎著四喇叭錄音機的，後來又有穿西裝的，穿連衣裙的，你們這些外來的人，是潮流、是時髦、是洋氣，而她自己是土的。你覺得她好，她不覺得自己的好，她覺得見不得人。你請她出來，她是痛苦的。
我想到了一個題目，叫“文化的自卑感”。中國現在最怕的，就是文化的自卑。不肯出來的意思，是她要走了。文化要走了。自己覺得不能出來見人了。不是大家不要她，大家歡迎她出來，可是她自己覺得她那一套不行了。這樣一來，她真的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淘汰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這文化要退出舞臺了。老了，老到自己沒有信心了。她對她的文化沒有信心了。
費老說：很慘哪！我是聯繫中國文化想這件事。這是個很慘的局面。我們不能走到這一步。真的弄到這一步，那就難了，就得整個換一套了。但實際上不是每個人都想換。現在時興港式的東西了，很多年輕人的頭髮要披起來，這叫老太太怎麼接受啊？她不可能接受這一套，可是又覺得自己這一套拿不出來了。你看多苦啊！
無語。我內心感受到費老有一種很深的思考和感情。
1997年7月，費孝通參加香港迴歸主權交接儀式後，到鄭州越秀學術講座談“香港歸來話迴歸”之餘，在書店小坐 （張冠生 攝影）
費老感慨：我是從小鎮上出來的嘛。我的心情很複雜。從小熟悉的小橋流水這種文化存在不下去了。（古鎮）旁邊這個力量多強啊！那是個“驚險大世界”。這個東西厲害！它追求的是驚險，要這個世界整個驚險起來。中國文化不是這個樣子。我們是講人和自然的協調，講人與人的和睦。這是祖宗傳下來的好東西。
費老見微知著：“一個民族的文化也是如此啊！你看浦東，那些跨國公司裡，你說這是在哪裡？你說在中國，它在其他國家的公司也是這樣，全球一體化後，以什麼來標識你是這個民族的呢？那就是文化。所以我們首先要了解我們的文化，這是文化自覺的開始。”
費老娓娓道來，眼睛注視遠處的太湖如自言自語：“一個老婆婆，身上揹著大捆的柴火，艱難地從山上走來，她的內心是幸福的。因為她是為子孫做的，這柴火是灶頭上燒飯的。我們中國有兩條，一條是敬祖宗，一條是為子孫。敬祖宗，我們丟掉了，不要了！為子孫，還保存著。”
“這是我要過的最後一重山”
一件小事引發一波思想的衝擊。我與費老的學生李友梅教授討論，她理解費老問題的關鍵是：一個文化是如何失去自信的？這種失去可能帶來的最嚴重的風險是什麼？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如何重建？推進的力量又從何而來？這是“文化自覺”的必要性。
1990年，費老在日本朋友為他祝賀80週歲生日的時候，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二十多年過去，領會、理解、感佩的人越來越多。認真讀過他文字的人多會感受到有領略了某種深刻的愉悅。他的許多觀點今天已愈加重要也是顯見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深厚的言論如何得來，以致一些人認為他只是斷言，而沒有思想體系。
無須我來證明支撐這十六個字背後的學養，以及廣闊而持久的田野調查背景，還有他不可或缺的心懷天下的人文情懷。我只能以跟隨費老實地調查八年的經歷見證，說一個我看見的真實的費孝通。他是反思的。這有兩層，首先他反觀自身。一次我們又聊起他的姐姐費達生。他說，她科技下鄉，她一生為農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她得之自然，而費老說自己是反思大於行動，他是得之反思。那天他把自己與姐姐比較得出的結論：她是幸福的，我是痛苦的。她為農民好，一生為農民富裕而工作，一切都自然。不像我，我要前思後想，我複雜。好在她是我前面的榜樣，我追她啊，追不上哎！但我一輩子是以她為榜樣的。
1997年10月，費孝通（左）回到家鄉江蘇吳江同裡鎮看望姐姐費達生。姐弟倆玩小時候的拍手遊戲 （張冠生 攝影）
費達生的榜樣就是一個知識分子要用自己的專長實實在在地為他服務的百姓帶來改變，這種改變是進步的。所以費老的反思還有另一層：你的工作和反思是否聯繫著實際，這種聯繫為的是成事，這種成事是利他的，而不是為己的、圖名利的——
我表達得不好啊。我沒有事先設定的想法，出來之後看到了事實。把我自己也放到實際裡邊去，利用一切機會接觸實際。我叫它“文化自覺”。
自覺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這個不容易。我擔心很多知識分子不自覺，跟著外國人走。他也想問題，不是不想，但他跳不出人家的想法。
他不接觸中國的實際。他不懂啊。他講得很好聽，很好看，可是很多人看不懂。沒有用啊！我是說，你寫的東西要有用啊。（1997年8月）
寫文章不光是自己的事情，也是歷史行為在一個學者身上的具體表現。也許要做的事情不止那些。這不是自己能確定的。（1997年10月旅途中）
讀此，費老的音容猶現眼前耳畔。如果你真切地聯繫著實際，也瞭解了一點你自己，讀他的這些談話錄，你就會愈發感受語重心長，這是一位老人的“吶喊”——厚重的歲月風霜積澱下的呼籲。我在這裡感受到了他任重而道遠的內心自覺和堅定的學術批判精神，而這種批判你一般地看不見，它是為建設的！
現在中國還不是個輕舟，而是一條很沉重的大船。在一條很曲折的河道上走，很容易擱淺，觸礁。我們任重道遠，要自我勉勵，不辜負這個時代，不辜負幾千年的歷史文化遺產。（1997年12月深圳）
一天，他問我：“你知道我寫得最好的書是哪一本嗎？是《生育制度》。”《生育制度》寫於1946年。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臉上孩提般的滿足，但這並不妨礙他的反思——
我不再像在《生育制度》中那樣強調社會是實體、個人是載體的論調，而多少已接受了潘光旦先生的批評，認識到社會和人是辯證統一體中的兩面，在活動的機制裡互相起作用。
我固然修正了馬老師過分強調生物需要的觀點，但我本身又陷入了另一極端，犯了只見社會人不見生物人的毛病。我寫了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我接受了潘光旦先生的新人文觀點，把文化看成節制生物本能以協和社會關係的機制。（1994年《個人·群體·個體》）
可以說，關懷當下，心繫百姓，為著成事是他反觀自身的動力——
我從江村走到現在，是在這條路上走，但僅限於“志在富民”。一人力量有限，很多事情只是個開頭，破破題，開開路。1980年恢復學術研究以來，東跑跑，西看看，15年就花掉了。中國還有6000年呢，我怎麼辦？（1995年2月）
“我怎麼辦？”又問出了一個大問題。費老不僅要為中國農民做點事，還要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做點事——要“文化自覺”。其“文化自覺”首先是給中國的知識分子做了一個榜樣。
我這輩子就要一個東西，就是理解中國的變化，這個變化要有富民強國的效果。……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快過去完了，句號畫在什麼地方，確實是個問題。我想通過我個人畫的句號，把這一代人帶進“文化自覺”這個大題目裡。最後能不能帶進去，是我的任務了。這是我要過的最後一重山。（1997年10月吳江）
李友梅教授的總結是：在費老看來，“文化自覺”實際就是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知識分子的責任就在於正確完成對其自身文化的自我認識，從而“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李友梅《文化主體性與歷史的主人》）。而費老自己的總結是：“文化自覺、文化適應的主體和動力都在自己。自覺是為了自主，取得一個文化自主權，能確定自己的文化方向。”（費孝通《進入21世紀時的回顧和前瞻》）
費老針對知識分子個體提出的“文化自覺”，與其達到“各美其美”的路徑或方法論的“文化自覺”是他兩個彼此通連卻又不全相同的思想層。
“文化自覺”，不僅是知識分子的學術修為，不僅是“各美其美”的方法論，也是在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因為中國向何處去首先是中國人向何處去！他為此用“行行重行行”做了自己一生的學術軌跡。
他一生的學術成就是上蒼給予這個民族的饋贈
奉獻於讀者的這本晚年談話錄，同樣是他這一生學術方向的明證——
最大的道理是中國農民可以創造出來適合中國特點的現代化。
我的工作是追蹤它，跟著看，看過程，看它怎麼發展的。也支持它，研究它，為中國農民找個辦法。把中國農民的創造和裡邊的意思講出來。（1995年2月）
再給我20年，把中國的東西弄上一遍，會出來一批好文章。（1996年6月）
在第二次學術生命開始時，費老就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將上帝給他的錢集中起來使用，將“行行重行行”的工作持續了二十多年。但他的任務太遠大了：“所謂應用社會學、人類學是指結合實際的，為人民尋找道路的社會學、人類學，任務是很明確的。我認為，這門學科承擔著為人類瞭解自身的文化、認識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為探索不同文化之間的相處之道提供知識和見解的使命。”他說：“人文重建的艱鉅任務，還需要我們一代一代地腳踏實地，胸懷全局，全力以赴，前赴後繼。”（《進入21世紀時的回顧和前瞻》）
費老深知“認識中國，改造中國”這項工作是長期的，進步是漸變的過程。
超越東西方，找到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根子裡。這個目標，一代人做不到，要兩三代人才有可能。（1996年6月）
他沒有時間了，他仍然不怨別人——
我很遺憾。反右、“文革”期間沒有像潘先生（潘光旦）那樣讀書做卡片。怨我自己。我那時候失望了。（1996年6月）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費孝通會成為一個歷史的符號，如果沒有人讀他的文字；況且文字的力量也是微弱的，如干涸沙漠中的一滴水，即使像費孝通這樣有名望有影響，但他晚年身體力行的田野調查以及他令人尊敬的成果和精神又影響了中國學界多少呢！
有時想來生活也好、思想的發展也好，都是一個個悲劇的陷阱。記得有一位哲學家說過，可能只有爬出了這樣的陷阱，歷史才會迎來它的一點兒文明進步。千萬可別就此以為費老的思想力量沒用。沙漠裡的一滴水也許不起作用，但有它和沒它是不一樣的。不經意間，或許它在某個點上引發了化學反應，幫助了你，或影響了我。
早年，馬老師說《江村經濟》“有一些傑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誌著一個新的發展”，其本質就在於它在社會人類學上具有開創性。但今天，它的重要性還在於這是千百年來中國讀書人所謂“經世致用”的一個嶄新的範式：它既不是文人舞文弄墨的消遣，也不是“帝師王佐”的用功，而是直接地在有血有肉的生活中認識社會，通過紮紮實實的田野調查把深層的道理講清楚，真心實意地為在生存中掙扎的中國農民找出路。他晚年的“行行重行行”同樣是如何做學問，如何做事的垂範。苦難、文化和勤奮造就了他。他一生的學術成就是上蒼給予這個民族的饋贈。
1998年3月，費孝通（左）在家中和張冠生談文章修改要點 （樑京京 攝影）
這本《費孝通晚年談話錄》是他思想的遺產，和他的文章一樣。很多主張他思考探索了一生。過程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是不知道的，也常是忽略的。這裡也許沒有振聾發聵之聲，即使論點也是大白話，很平淡，就像老百姓的生活一樣。
感謝談話整理者的用心和毅力，積十多年之功的記錄、收集和整理，讓我們得以窺見費老文章之外的風采。
談話錄成文字自然是要被損失的，且不可彌補。首先音容笑貌、語音語調乃至肢體語言都沒有了。與他在一起，耳濡目染，感受思想的可信與可愛令人舒暢，日後每每回憶，每一個細節都情趣盎然，意味雋永。有一天剛見面，他第一句話告訴我，我寫了一篇《老來緬懷耀邦同志》。那時報章上很少能看見胡耀邦的名字，當時我一愣。他講了與胡耀邦交往的細節。我一直關注著他的表情，臉上沒有一絲笑意，又很平和。這種老人的深沉、平緩令人有豐富的歷史感的聯想，在錄成文字後這些都沒有了；但也正因為這個缺陷使這些文字更顯珍貴，因為它畢竟還是保存下來了，可供我們去追尋和思考。
2017年2月21日於滬
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
張冠生 記錄整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5
ISBN：9787108064165 定價：88.00元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時間段為1993—2000年，為張冠生跟隨費孝通時，親筆記下了費老當時的一言一行；第二部分的時間段為1981—1999年，為費老生前陸續交張保存的一些談話錄資料，不是張在現場記錄整理出來的文字，但亦為費的“晚年談話”，具有史料價值。
全書費的語言簡淡而意蘊深遠，真實地記錄了費於近二十年時間內，不知疲倦地奔走於大江南北、老少邊窮之地，他的足跡遍佈除西藏與臺灣外的全國各地。可這一切不是流於表面的官員視察，而是真真切切的調查，並希翼從中找問題、想辦法，為老百姓找出路，真實呈現這位大知識分子救民濟世的赤子情懷。
全書還記錄了費對中國文化與中國現代歷史的糾葛、對於中國農民問題、對於中國文化如何自覺的思考，對於學術生命的延續、做學問與做人，以及對於反右、“文革”等問題的獨特思考。
費孝通先生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極為少見的具有自己學術理論語言的學者，他在官與學之間的經歷也給他的談話帶來許多值得後人認真思考的空間。此書即為這樣一本充滿費氏語言特色、令人捧卷深思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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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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