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景顥

翻看《宋史》,我才驚奇地發現,原來,那個寫出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在中國文學史上鼎鼎大名的范仲淹與滕子京,竟然與我們平涼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真的,如果沒有范仲淹、滕子京先後在我們大西北慶州、涇州的任職經歷,也就沒有後來的“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的事情了。沒有了重修岳陽樓,就不會有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了。如果是這樣,中國文學史真的就會缺少非常精彩的一筆。


范仲淹與滕子京曾是同科進士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北宋時期名臣,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

滕子京,大名滕宗諒,字子京,河南洛陽人,北宋官員,因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而為世人所知。

二人的年紀差不多,范仲淹比滕子京年長一歲。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滕子京與范仲淹同科進士。其中范仲淹以“朱說”之名,中乙科第97名,由“寒儒”一舉而成為進士,被任命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掌管訟獄、案件事宜,官居九品。滕子京則被任命為泰州軍事判官。

雖為同科進士,但二人的生活軌跡卻截然不同。


范仲淹與滕子京的平涼故事


岳陽樓雙公祠中的范仲淹、滕子京像。

范仲淹生於江南,幼年喪父,母親改嫁長山朱氏,遂更名為朱說。進士及第,任廣德軍司理參軍後,就將母親接回來奉養,同時改回自己的本名范仲淹。此後,他歷任興化縣令、祕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等職,因秉公直言而屢遭貶斥。康定元年(1040年),與韓琦共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採取“屯田久守”的方針,鞏固西北邊防。期間,慶曆元年至慶曆二年(1041—1042年)兼任慶州(今甘肅慶城)知州。慶曆三年(1043年),出任參知政事,發起“慶曆新政”。不久後,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貶出京,歷任邠州、鄧州、杭州、青州知州。皇佑四年(1052年),知潁州,范仲淹扶疾上任,於途中逝世,享年64歲。追贈兵部尚書、楚國公,諡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

滕子京生於河南,中進士後,最早擔任的是泰州軍事判官。范仲淹升任京官後,因為讚賞他的才幹,將他召入試學院。天聖年間,又改任為專管審核刑獄案件的大理寺丞。天聖九年(1031年)因開封玉照昭應宮大火事件,被貶到閩北邵武縣。明道元年(1032年)又奉調入京,旋即又因宮廷火災被貶,出任地方官。先後任職於信州、江寧、湖州。

康定元年(1040年)九月,滕子京任涇州(今平涼涇川)知州,因抗擊西夏有功,升任慶州知州,隨後又被彈劾,官降一級,先後在鳳翔府(今陝西鳳翔縣)、虢州(今寶雞市虢鎮)、巴陵郡任知州。慶曆七年(1047年)卒於蘇州任上,終年58歲。

古時,讀書人之間都以同科進士互稱“同年”,性質有如現在的同學,一旦成了“同年”,性質就非同一般,在官場中關係比其他人要親密許多。由於有同科進士這一層關係,先前素昧平生的范仲淹和滕子京在以後多有交集。而且,因為范仲淹為朝官,身份地位都比滕子京要高,所以范仲淹提攜、幫助滕子京更多些。特別是滕子京幾次被貶,關鍵時候,都是范仲淹挺身而出,全力相救,才讓滕子京度過了困頓。

范仲淹與滕子京的平涼故事

二人曾先後任職慶州和涇州

在范仲淹、滕子京的一生中,最讓人稱奇的是,他們二人曾先後在涇州和慶州任職,這不能不說是二人生命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一段經歷。

據《宋會要·選舉》三三之五記載: “康定元年(1040年)十一月廿五,知湖州、祠部員外郎滕宗諒為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按宋朝的慣例,一般官員大都身兼三個頭銜,即官、職、差遣,滕子京當時的級別(官、職)為刑部員外郎、職直集賢院,實際擔任的職務(差遣)則是涇州知州,有如現在的地方主官掛上一級政府行政職務的待遇。

在涇州,滕子京開始長達三個年頭、實際只有整兩年的防禦西夏東侵的艱難生涯。三年後,“慶曆二年(1042年)十一月辛巳,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滕宗諒為天章閣待制、環慶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長編》卷一三八)。在慶州僅僅10個月以後,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丁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鳳翔府”,即被調到鳳翔府。

范仲淹任職慶州的時間,與滕子京任職涇州的時間,幾乎是重合的。滕子京在涇州時,范仲淹在慶州。據《長編》卷一三二記載:“慶曆元年(1041年)五月壬申,徙知耀州、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知慶州。”第一年五月到任,第二年十一月離職,實際上他在慶州知州任上只有十八個月時間。離職時,他即推薦滕子京取代自己為慶州知州。需要指出的是,范仲淹當時任慶州知州,是高一級職務的下派,僅僅是兼職,他高一級的另一個職務是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還負責鄜延路防禦西夏的事務。

其時,正是宋、夏戰事最為吃緊的時期。宋、夏之間三川口(今延安市寶塔區棗園鎮)之戰後,西夏軍對宋西北邊地的侵擾愈加頻繁。宋仁宗深感西夏強盛帶來的威脅,於是下令封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共同負責迎戰西夏的事務,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負責鄜延路。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為遏制夏軍,仁宗採納韓琦的建議,詔令鄜延、涇原兩路於正月上旬同時進兵討伐西夏。受命以後,韓琦在涇州召集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到涇州議事。二月,宋軍還在備戰階段,西夏10萬大軍已經南下,直抵好水川(今隆德縣城北)一帶。李元昊發揮自己的騎兵優勢,採用設伏圍殲的戰法,將主力埋伏於六盤山以西的好水川口,另派一支兵力攻打懷遠(今西吉縣東偏城),聲稱要攻打渭州(今平涼),引誘宋軍深入。

韓琦聽到夏軍來攻的消息,就命令任福率兵數萬,自鎮戎軍(今固原市)到達羊牧隆城(今西吉縣興隆鎮西北),迂迴到夏軍之後,伺機破敵。二月十三,任福的部隊在張易堡(今原州區張易堡鎮)與西夏兵展開一場惡戰,殺死西夏軍幾千人。西夏兵假裝失敗撤退,丟棄了不少的羊馬駱駝。任福不知是計,分兵兩路追趕,黃昏時,追至好水川,人困馬乏,飢渴交迫,於是就地紮營。

十四日,宋軍與西夏騎兵遭遇,陷入包圍圈,戰鬥從早晨進行到中午,宋軍幾乎全軍覆滅,將官及士卒戰死者達1.3萬人,桑懌等將領全部戰死。戰報送至朝廷,朝廷上下為之震驚,宋仁宗為之絕食幾天。

為了吸取戰敗的教訓,北宋朝廷加強了抵禦西夏的戰略部署,將靠近西夏的地區分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在人員配備上,重用了一批能征善戰的將軍,任命韓琦知秦州(今天水),王沿知渭州(今平涼),范仲淹知慶州(今慶城縣),滕子京知涇州(今涇川),龐籍知延州(今延安)。

但西夏並沒有因此停止進攻北宋的步伐,反而想藉此擴大戰果,所以又開始了新一輪攻宋的軍事行動。慶曆二年(1042年)閏九月,西夏李元昊再次舉兵進犯涇原,渭州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懷敏率軍抗擊。葛懷敏不聽都監趙珣的建議,命諸軍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寧夏固原北)進攻。二十一日,宋軍到達定川寨,被西夏軍包圍,水源也被切斷。二十二日清晨,葛懷敏率眾突圍不成,與14名將領全部戰死,近萬人被西夏軍俘虜。

定川寨兵敗,沿邊郡縣十分震恐。西夏軍打到渭州時,距滕子京駐守的涇州只120裡。他沉著應戰,一邊動員數千百姓共同守城,一邊又招募勇士,偵察敵情,檄報鄰郡使之做好防守準備。關鍵時候,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涇略安撫招討使范仲淹率1.5萬人自慶州趕到,解除了涇州之危。滕子京負責徵集供應柴糧,確保戰爭所需一切物資,范仲淹、滕子京齊心協力,終於將西夏軍擊退。

在這次保衛涇州的戰役中,滕子京立下了汗馬功勞。戰爭結束後,為慶祝勝利,滕子京殺牛設酒,大擺宴席,犒勞參戰的羌族首領和士兵。又按當時邊疆風俗,在佛寺裡為在定川寨戰爭中陣亡的士卒作法事祭奠。他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安撫死者親屬,同時也是為了籠絡羌族,藉以求得民心的安定和邊疆的安穩。

由於防衛涇州有功,所以,在范仲淹舉薦下,滕子京被提拔為管理宮廷中藏書的高級文官天章閣待制,任環慶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慶州知州。

滕子京重修岳陽樓,范仲淹寫《樓記》

誰都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滕子京調任慶州知州後不久,慶曆三年(1043年),駐紮在涇州的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涇略安撫招討使鄭戩卻向朝廷告發,說滕子京在涇州時濫用官府錢財。監察御史樑堅也對他進行彈劾,指控他在涇州費公使錢16萬貫,皇帝隨即派遣中使進行調查。當時調查的結果是,所謂16萬貫公使錢是諸軍的月供給費,用在犒勞羌族首領及士官的費用只有3000貫。時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監官歐陽修等都為其上書辯白,極力相救,最後滕子京只被降官一級,貶到鳳翔府任知州,後又被貶到虢州(今寶雞市虢鎮)任知州。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又被貶到嶽州巴陵郡(今湖南嶽陽市)任郡守。

岳陽地處湖南省東北,洞庭湖之濱,依長江,納三湘四水,江湖交匯。夏商為荊州之域,三苗之地,春秋戰國時為楚地。晉武帝太康元年(281年)建立巴陵縣,惠帝元康元年(290年)置巴陵郡。宋代以前,江南地區因為遠離中央政府,不及中原地區富庶,滕子京被貶巴陵郡的時候,巴陵郡還是未及開發的邊遠蠻荒之地。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上自屈原起,岳陽就成為各朝仕途坎坷、累有貶跡的名家最多的去處,岳陽最終也藉此而聞名天下。

應該說滕子京的能力還是不錯的,到巴陵郡後,他不計較個人榮辱得失,仍然以國事為重,勤政為民,多有善舉。在任期內擴建學校,修築防洪長堤,重修岳陽樓,這些都受到百姓稱讚。僅僅兩年時間嶽州就“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治為天下第一”。


范仲淹與滕子京的平涼故事


 湖南嶽陽樓。

重修岳陽樓之後,滕子京寫信給范仲淹,請他作記。隨信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圖》,供范仲淹參考,讓他“涉毫之際,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蘇州吳縣人,長在江南,對太湖、洞庭湖的風雨晴晦種種風情非常熟諳。其時,范仲淹因他自己力推的“慶曆新政”遭當朝保守派大臣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等攻擊而失敗,他自己也於慶曆五年(1045年)由參知政事貶謫為鄧州(今河南南陽市)知州。或許正是這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際遇,觸動了范仲淹,於是他借樓寫湖,憑湖抒懷,認為大丈夫應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鼓勵滕子京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既是自勉,也是對摯友的婉轉規勸。

由於多年身處高位,對官場的險惡范仲淹深有體會,所以在《岳陽樓記》中,范仲淹可謂苦心孤詣。他知道重修岳陽樓肯定要花很多錢,擔心有人會再次藉機揭發滕子京勞民傷財,所以在文章一開頭就用“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對滕子京的政績給予肯定和頌揚。同時告訴他人,滕子京是在幹出政績後才重修名勝古蹟岳陽樓的,又堵了攻擊者之口。

范仲淹的苦心沒有白費,因為他的這篇《岳陽樓記》,慶曆七年(1047年)滕子京由於治巴陵郡有功,調任江南重鎮蘇州知州,這也算是朝廷對他的最後肯定。

滕子京駐守巴陵郡3年,慶曆七年初調任蘇州,3個多月後,即病逝於蘇州任所。死後葬於蘇州,後來他的子孫按其生前“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的意願,將他的遺骨遷葬於青陽縣城南金龜源。《宋史》對他的評價是:“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他死後竟然“無餘財”,給家裡什麼也沒有留下,看來當初那樁鬧得沸沸揚揚的“涇州公案”,應該是一場冤案了。

滕子京在中國歷史上本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小人物,既沒什麼顯赫的地位,亦無特殊的才幹或很大的名聲,但卻因為范仲淹的一篇《岳陽樓記》,才使他的名字得以萬古流傳,而且還被冠以“勤政為民”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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