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入晉的賢相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江蘇吳縣（今江蘇蘇州吳中區）人。宋代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進士，授廣德軍司理參軍，後歷任興化縣令、祕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等職。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出任參知政事，主持了仁宗朝著名的“慶曆新政”。他一生政績卓著，但因秉公直言屢遭貶斥。皇祐四年（1052年）病逝于徐州，諡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他所提倡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對後世影響深遠。他雖非山西人，但曾兩次任職山西，留下了許多為後人稱道的事蹟。

初次入晉 通判河中

范仲淹第一次到山西做官，是在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初擔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濟）通判。通判一職為宋太祖首設，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稱，為知州副手，但享有直接向皇帝上書的權力。聽起來似乎不錯，但范仲淹的這次出任卻是因為得罪了當時的實際執政者——章獻劉太后。究其原因，要從一年前他的一封上書說起。

天聖七年（1029年），時任祕閣校理（負責管理、編寫、校勘圖書典籍的官員）的范仲淹給朝廷上了一封名為《乞太后還政奏》的奏疏，請劉太后“卷收大權”，還政於“春秋已盛”的宋仁宗。原來，宋真宗趙恆駕崩時，繼位者仁宗尚年幼，就遺命當時的皇后劉氏，即後來的章獻太后垂簾聽政，輔助仁宗。這本無可厚非，但隨著仁宗逐漸長大，劉太后卻沒有還政的意思。到這一年，仁宗已19歲，章獻太后卻依然主持朝政。這自然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滿，但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范仲淹此疏一上，立刻打破了朝廷表面的平靜，自然也觸怒了劉太后，再加上之前他曾諫阻仁宗在冬至日率百官於議政大殿為太后祝壽，已經開罪了劉太后。因此，此奏疏非但沒有獲准，范仲淹反而被一紙詔令貶到了山西。

雖“處江湖之遠”，但范仲淹不改憂國憂民本色，在河中府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多次上疏為民請命。宋朝時，州縣衙門裡的普通小吏，如衙前、里正、戶長、鄉書手、散從等，都是按照戶等高下由本地主戶（城市有房產或鄉村有田產者稱為“主戶”，無房產或無田產者稱為“客戶”）充當，被稱為“差役”或“職役”。差役越多，主戶負擔就越重，特別是人口稀少的州縣。河中府這種情況就很明顯。當時河中府共有9個縣，數量不多，但人口分佈很不平衡。如河東縣有“主戶”4000餘戶，而河西縣卻只有1900戶，相差兩倍。但就是河西這樣的一個小縣，僅公吏差役就需340人，可見其負擔之繁重。范仲淹瞭解這種情況後，立刻上疏朝廷，希望能援引東漢光武帝合併400餘縣，減少吏職十分之一的例子，進行郡縣的裁併。比如將河西縣併入河東縣，廢縣為鎮等。這項舉措最終在宋神宗熙寧年間得到了落實。此外，在阻止修建道觀宮院、改革科舉考試內容等方面，他也多次上疏，真正做到了想民所想，為民解憂。只可惜，還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就調任河南陳州（今河南淮陽）通判，離開了山西。

再次入晉 宣撫河東

慶曆三年（1043年），55歲的范仲淹，因在西陲建功被提升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的副手）。

這年九月，他提出了著名的改革方案——《答手詔條陳十事》，拉開了慶曆年間政治革新的大幕。他建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主張，以整頓吏治為先，兼及軍事、經濟領域，旨在解決當時已經十分突出的“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是針對時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舉措。但實施不到一年，就因觸動了官僚權貴的既得利益，不斷受到毀謗與攻擊。主持變法改革的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也被誣為“朋黨”，相繼被逐出朝廷。范仲淹雖仍保留著參知政事的頭銜，但也被派出宣撫陝西、河東，再次踏上了主持西北邊事的征途。

宋朝時，北邊有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西北有党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諸強環伺，邊境很不太平。而陝西、山西一線就是抵禦西夏王朝進攻的重要防線。此次入晉，作為撫綏邊境、指揮監督前線軍事的最高長官，范仲淹將理政重點放在了加強軍備、增強防禦上。據其年譜記載，從慶曆四年（1044）八月啟程宣撫河東起，范仲淹先後視察了今山西境內的汾（今屬山西晉中）、忻（今屬山西忻州）、代（今山西代縣）、憲（今山西靜樂）等州，岢嵐（今山西岢嵐）、保德（今山西保德）、火山等軍以及當時屬於河東路的府州（今陝西府谷）、麟州（今陝西神木）等地，制定了“屯田久守、積極防禦”的方針。一方面在岢嵐、靜樂、火山等軍事重鎮加固城池、增築寨堡，一方面鼓勵邊民墾複農田，以耕養戰。當時，忻州、代州、岢嵐等地因與西夏接壤，荒地很多，范仲淹就鼓勵邊民多多開墾，一年就收穫糧食數百萬斛，極大地充實了邊塞的軍需與民食。與此同時，他還在這些地方招募青壯年充當弓箭手，協助官軍駐防。這些弓箭手一人給田二頃，需交租但不承擔其他徭役，因此應募者很多，僅岢嵐北草城川一帶就有應募者2000餘人，當年就繳納地租數萬斛。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弓箭手戰鬥力很強，是對付西夏的一支勁旅。據記載，他們甚至曾被調遣到西川瀘州一帶遠征，可見其戰鬥力之強。

在加強軍備的同時，范仲淹也通過減輕賦稅、招撫流民、調整等第、穩定貨幣多種舉措來改善民生，減輕百姓負擔。通過他的努力，河東等地守備廢弛、民生凋敝的情況得到了極大改善。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被任命為知邠州（今陝西彬縣）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再次離開山西。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千古生輝的名言，突顯了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而他也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用自己的躬行實踐證明了他所追求的為人準則與信念。他在州縣為能吏，在邊疆為名將，在朝廷為賢臣，時時以國家前途為重。他臨危受命不畏艱險，屢遭貶斥而壯志不衰，真正做到了“不以譭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他兩次入晉，雖時間都不長，但建樹頗多，而山西“表裡山河”的險要地形和勤勞淳樸的民情風俗，也給他留下了深切的印象。一年後，他任職鄧州（今屬河南南陽），還在《送河東提刑張太博》一詩中深情懷念著山西：

從來宿兵地，北與胡漢分。

長河出紫塞，太行入青雲。

天然作雄屏，覽者懷忠動。

行府在平陽，山川秀氤氳。

堯民擊壤歌，千古猶得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