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慕虛名求務實：真正成功的秦國客卿政策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富⋯⋯；惠王用張儀之際，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昭王得範睢，廢穰候、逐華陽、強公室⋯⋯。皆以客之功。
——《諫逐客書》李斯
早在秦國商鞅變法之前，魏文侯就宣稱“奪淫民之祿，以徠四方之士”，招攬到吳起這種富有軍事才能的客卿。而其他各國招攬客卿的記錄也屢見不鮮：燕昭王築起黃金臺招攬到樂毅、劇辛這種名將，一口氣連下齊國七十餘城以雪國恥；趙烈侯重用牛畜、荀欣和徐越等客卿“選練舉賢，任官使能”；而韓昭侯則拜客卿申不害為相進行改革。到了戰國後期，這種招攬異國人才的風氣愈演愈烈，甚至就連一些有條件的國家重臣也開始招賢納士，湧現齊孟嘗君、魏信陵君、趙平原君和楚春申君這種一口氣養了幾千名門客的“戰國四君子”。真要和他們比起來，秦國政府也好，文信侯呂不韋也好，無論是在聲勢還是規模上，似乎都沒有辦法和東方諸國相提並論。
然而歷史在這裡卻和所有國家都開了一個玩笑：雖然東方諸國招攬客卿、門客的活動聲勢浩大，但好不容易招攬來的客卿卻往往留不下，就算留下也往往會因為國君人亡政息，成了曇花一現。反倒是看上去沒有什麼大動作的秦國，雖然有所變故反覆，但是在任用客卿這條道路上卻一直堅定不移地走了下去，甚至到了一種讓東方六國瞠目結舌的地步：從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34年）秦國設立丞相一職開始，直到秦二世亡國長達百多年時間中，有24人擔任過秦國丞相，其中16人都是客卿！而從秦穆公開始到秦始皇統一六國這段時間中，秦軍對外作戰總數大約是130次，除去國君親自率兵和沒有記載的情況外，留下統帥名字的80次戰爭中，任命客卿為主將的情況多達56次！從這些東方六國從未有過的數據中人們就可以看出，秦國對客卿的使用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化、規模化的效應，更讓人驚歎的是，這個偏僻小國對客卿放手任用和信任有加的先進開明態度，早已遠遠地將六國拋在了身後。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反差？想要明白這點，人們必須理解秦孝公面臨的困境，只有當人們真正理解秦孝公以來的歷代秦國領導人，在面對著爭霸天下的宏圖和國家落後弱小的落差之間產生的焦慮之後，才能明白秦國為什麼會堅定不移地執行一條友好的客卿政策。事實上，在急於追趕中原諸國的壓力下，秦國的用人標準穩定地只有一條，那就是秦孝公命令中所提到，能否“出奇計強秦”。只要能“強秦”，那麼不管你是客卿還是土著，立馬就你行你上。但如果不能“強秦”，無法給秦國帶來實際效用，那麼不管是什麼頭銜的專家，也不管是名氣多大的人才，在秦國都一視同仁地遭到冷遇。
對於秦國這種功利性極強的做法，東方諸國自然嗤之以鼻。在他們看來，執行這樣客卿政策的秦國簡直可謂陋到爆，哪怕他們就算能夠重新崛起，那最終也只是一個沒有諸如“溫存的敬意”之類的國家。這“溫存的敬意”也體現在對待客卿喜好的傾向性上。東方諸國招徠客卿，始終對客卿的名氣最為在意，只要名氣夠大，就算是對國家軍政沒有什麼幫助，他們也捨得賠本賺吆喝，完全把這些客卿當成炫耀國家、君主財力和名氣的招牌。陰陽家鄒衍蒞臨魏國，魏惠王親自郊迎行賓主之禮；到了趙國，平原君親自為他側行撇席；到了燕國，燕昭王為他築碣石宮。而趙孝成王接見名氣很大的虞卿，一見面就送上“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第二次見面就賜予趙國上卿的爵位。但即便是趙孝成王如此看重虞卿，他卻從沒有把虞卿真正當回事。在長平之戰中，虞卿向他提了幾次正確建議，最終趙孝成王半句都沒有聽進去，落得個差點亡國的下場。
正是在這種風氣之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代表人物幾乎全活躍在東方諸國。但在秦國，這些人卻很少見到其蹤跡，大放異彩的不外乎大都是負責內政的法家（商鞅、李斯等）、負責軍事的兵家（司馬錯、魏章、蒙驁等）和主持外交的縱橫家（張儀、甘茂、範睢“另一說為雎，此處據中華書局版《史記》為睢”等）。這些人名氣或許不如其他諸子百家，但是就對秦國的作用而言，卻起到了立竿見影而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因為大量使用這種實用型人才，使秦國的客卿制度產生了一種良性的正反饋：由於真才實幹的客卿給秦國帶來了諸多實際看得見的好處，使得秦國統治者越來越傾向於給予這些客卿機會；而越多給予這些客卿機會，他們所能做出的成就也就越大，也就越堅定秦國執行開放客卿政策的決心。而李斯要在《諫逐客書》中反覆以商鞅、張儀和範睢的例子強調的原因也正在於此，他要提醒年輕的秦王政：請不要忘記，秦國的強大，和我們這些講究實用，兢兢業業的客卿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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