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評價：房玄齡“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他最大的功績，竟是這四字“無跡可尋”！
房玄齡不像商鞅、張居正那樣變法。國家百廢待興，正是他一展所學的時候，而他只是默默沿襲著隋朝的科舉和三省六部制。
他也不像晏子、魏徵那樣進諫。英明如李世民，也經常有犯錯的時候。《貞觀政要》上寫滿了魏徵直言敢諫的故事，而房玄齡碰到這種事，通常總是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道歉了事。有時候還是魏徵幫他開脫。
他的確待人溫和，他的名言就是：“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甚至有一次他生病，喜歡開玩笑的戶部郎中裴玄對要去探病的人說：“要去探病，宰相病的怎麼樣要先知道。如果他的病可以好，我們去看望就可以被他記在心裡。如果病得很厲害，都好不了了，還去幹什麼？”這話確實是有些刻薄過頭，當時就有人和房玄齡說了。大家都沒有想到，等裴玄隨大家去探望房玄齡的時候，房玄齡只是微笑著說：“啊，裴郎中來看望我了，看來我不會死了。”
所以許多人說起房玄齡，總會認為他是貞觀朝的出氣筒。當時的房玄齡沒有改革變法，也沒有直言進諫的故事，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那麼平淡無奇，史官都懶得記錄：諸如某年月日提拔了某個人才，過問哪些事務，寫了哪些文章等等。
後來的史書說到他的執政，也只能說些“空話”，而沒有任何故事。史書記載：房玄齡日日夜夜都能謙恭謹慎，盡心竭力做好每一件事，雖一物一事也不疏忽。聽說別人的優點，就好像自己的優點一樣。不要求別人完美，也不以自己的長處要求別人。對上對下，無論尊卑都能相處很好。
這在後來，就成了大唐的氣度。
唐朝（除了開朝之時）在中國歷史上不算是賢臣最多，前有房杜、後有姚宋，如此而已。它也不算制度最好，唐朝的制度和短命的隋朝基本一致。但是唐朝卻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也是吏治最好的時代，一朝的“循吏（寫入史書的官員楷模）”共48人，而兩漢加起來才18人！
這是因為唐朝有一種精神，那就是不重製度、不重名聲，只重實幹。它又不是蕭規曹隨的那種循規蹈矩的苦幹，而是房玄齡的這種有眼光有見識而又能深藏功與名的實幹。愚者要實幹是比較容易的，但是睿智如房玄齡者，居然能甘心靜下心來做一些普通人可以做的事。——這就是“能上能下”。
能下難，能上尤難，能上能下最難。能上能下者是智者，而智者的實幹和愚者的實幹是不同的。正由於他的睿智，他敢於、也善於超越制度加以變通。智者的變通往往驚世駭俗，卻是出於天地公心。
房玄齡相信，無論是什麼樣的制度，只要在其中的人能夠懂得靈活掌握，就能夠把事情做好。
於是房玄齡最重視的就是人才，對於其他問題就只有溫和、緘默、實幹而已。在唐太宗的太子晉王宮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衛率（負責太子宮的保衛工作）的李大亮，為人耿直。於是房玄齡向唐太宗推薦說，李大亮有漢朝忠臣王陵、周勃的氣節，可以當大位。後來李大亮被任命為房玄齡的副手，和房玄齡共職相府。另外有個貧寒人士張亮，“素寒賤，以農為業”，但“倜儻有大節”，有智謀，經房玄齡薦舉，官至刑部尚書，參與朝政。但張亮膽氣不足，無將領之才。房玄齡只用其長，並不“以備求人”。
房玄齡臨死前為唐太宗上了他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進諫，希望太宗停止對高麗的討伐。
有魏徵的時候，他只是默默的承受一切，把《貞觀政要》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讓給魏徵。
可以說，房玄齡的氣度遠遠超過魏徵。
房玄齡立德於身後。他沒有什麼顯赫政績，卻是大唐氣度的締造者。他因此而不朽。後人評論：“真宰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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