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樊旭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日前指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當今強國林立的全球環境中謀求發展而受到打壓是一種“發展的悖論”。面對阻礙和困難，中國應當從改善要素結構著手，繼續發揮“後發優勢”，並加大自主創新。
9月10日，樊綱在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世界中國學論壇”演講時說，當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存在著兩個“發展的悖論”。其一，發展中國家處處落後，卻要比發達國家增長得快才叫“發展”。
“如果美國每年人均收入增長3%，你也增長3%，不能縮小距離，就只有增長，而沒有發展！”他說。
其二，不同於兩百年前英國崛起時沒有更強大的對手，樊綱指出，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在世界市場已經被大國、跨國公司所佔領的情況下，如何去爭取一席之地。“發達國家會打壓發展中國家，包括今天中美貿易的問題，華為遇到的問題。這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特殊的難處。”
樊綱指出，深究發展中國家落後的原因，收入水平低、產業結構落後等只是表面現象，要素結構落後，才是最深層次的原因。
“落後國家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在增長要素結構中，優質要素相對較少。”他說，落後國家可能勞動力人數不少，但教育水平較低，所以人力資本並不多。
他進一步指出，在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方面，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實則在於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效率的差距。
因此，樊綱認為，中國當前的發展重點就在於如何改變落後的要素結構——如何大力發展教育，培養和吸引人才；如何發展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有效利用資本；如何發展基礎科學和技術研究，加強科技創新能力；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努力發展和增長那些優質的要素，改善要素結構，才能真正獲得持久的增長。”樊綱說，短期內人為改變經濟結構而不改變基礎性的要素結構，這種發展方式最終是不可持久的。他指出，上世紀50年代的現象是大鍊鋼鐵、重工業趕超，最近這些年的現象是“提升服務業比重”、唱衰製造業，都是同一類型的問題。
談到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經濟發展的經驗，樊綱認為，在改革開放初是“人口紅利”等比較優勢奠定了發展基礎，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後發優勢”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
“所謂後發優勢，是指作為後來者可以通過花錢引進受專利保護的技術，縮短研發的進程；可以通過學習和模仿、利用前人所積累的很多不受或已經不再受專利保護的技術和知識，包括社會科學和管理學的知識，來加速發展；可以學習別國發展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試錯成本等。”他解釋稱。
樊綱指出，現實中，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僅僅發揮了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沒過多久，經濟就出現了停滯，沒能實現一個長期持續增長而真正縮小差距的過程。
反觀中國近二十多年來的發展，“慢慢的，我們看到的已經不僅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而是各行各業的發展，看到了技術的進步，看到了高新科技產業的產生與發展。”他說，“這些都是由於對外開放而使知識“外溢”到我們這裡來的緣故。”
著眼當前，樊綱認為，在充分發揮“後發優勢”之後，如今中國已經到了要加大自主創新的新階段，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也迫使我們必須進入自主創新的階段。
“在有人比你先進、比你強大，而且已經統治了市場的情況下贏得一席之地，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所以，面對像中美貿易戰這樣的事，我們也不必太過於覺得不可接受。”樊綱表示，當下中國要做的就是準確地認識、分析、應對、破解它，做好自己的事情。
“當中國持續發展了，別人才會認識到封鎖、打壓也不起什麼作用，情況才能向好的方向發生變化。”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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