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民“打5元麻將被拘15日”一案有了新的進展。6月22日，當事人王彬如收到成都市郫都區法院作出的判決，法院判令成都市公安局溫江分局於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王彬如賠償4739.1元，並向其賠禮道歉。
當事人失去自由時間並不長，然而官司卻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並最終得到司法糾錯。為了撤銷這項錯誤處罰，王彬如耗費了近7年時間。按照她的說法，之所以如此執著三番五次打官司，主要是因為被拘留的經歷“關乎自己的清白名聲”。
單純從成本計算的話，如今獲得5000元不到的賠償，這與過去幾年坎坷的司法經歷恐怕不成正比。有幾個人願意在這樣的小案中大費周折？現實中更多人恐怕只會選擇忍讓，而這更能彰顯此案當事人的可貴。
對大案的徹查、糾偏當然能起到較好的社會示範效應，相對而言小案中的不公正所帶來的傷害往往是有限的，因此很少有人願意較真。但也要看到，大案是例外，小案是常態，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糾紛，是否能真正做到依法行事，將直接影響到公眾的法治體驗。個體一味忍讓，只會縱容非法行為。制定法律規範並不意味著法治的實現，只有在日常中博弈，法治的觀念才會逐漸深入人心，成為約束各類行為的普遍規範。
近年來不乏公民在小案中較真，有很多都是法學專業的大學生髮起，比如，針對中國知網下載7元的文獻被強迫充值50元卻不能退還，有人將該網運營商告上法庭；再比如近日曝光的視頻會員廣告糾紛案——買了愛奇藝會員跳過廣告服務，播放視頻時仍難逃與進度條結合的廣告，因感到權益被侵犯，蘇州大學法學院學生孫某將愛奇藝告上法庭。類似案件越來越多，會帶動更多的人藉助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的權益，相應的違法成本變得更高。
無論是市場主體還是執法機構，其作為被告並最終在上述案件中敗訴，都提醒依法辦事的重要性。在此次“打5元麻將被拘15日”一案中，事件曝光後，外界近乎一邊倒地對當地警方的拘留決定感到不可思議，畢竟2005年“兩高”出臺司法解釋，明確“不以營利為目的，進行帶有少量財物輸贏的娛樂活動不以賭博論處”。而按照《四川省公安機關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裁量標準》，“現場收繳賭資價值合計在人民幣1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才會受到追究。
上述規定執法機構肯定不陌生，但為何還要做出如此嚴厲的處罰？或許執法背後帶有個人情緒，或許還有其他不為人知的考慮，無論做出拘留決定背後有何動機，都屬於任性執法。遺憾的是，直到當事人將官司打到最高法，案件才出現轉折。一個看似簡單的案件博弈過程卻如此艱辛，這個漫長的過程也伴隨著對當地權力形象、司法公正的傷害，當事人在維護自身權益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韌性受到外界的推崇，而對於執法者而言則不得不面對一個全輸的局面。
這是任性執法所付出的代價，5000元不到的賠償或許微不足道，但對執法者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不可挽回。作為任性執法的典型，此案往後或許會被無數次提起，這種小案能否成為執法者的前車之鑑？它能否促成規範執法的行為慣性？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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