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落實教師懲戒權，依法治校，才能切掉校園欺凌這個“毒瘤”

江西10歲男生被女同學家長刺死事件，引發輿論強烈關注。比案件更令人震驚的是，社交媒體上，出現很多支持女孩父親“以暴制暴”的聲音，甚至在一些主流媒體、警方發文提醒網友應該有基本的法制意識，認識到行凶殺人要受到法律嚴懲之後，還有不少網友認為，“天下苦熊孩子久矣”，校園欺凌可恨，自己的孩子不管好，就得讓別人來管，並認為經過此次惡性事件，校園欺凌者要收斂了。

寄望“以暴制暴”來遏制校園欺凌，可能是這些支持女孩父親者的真實想法，也反映出他們對依法解決校園欺凌問題，已經失去信心與耐心。雖然這其中也不乏情緒發洩，但是，如果這些情緒得不到疏導，類似的暴力案件還會再次發生，輿論也會進一步撕裂。當前最為重要的是，要給所有家長、社會公眾，解決校園欺凌問題的信心，這需要對準產生校園欺凌問題的根源，進行有效治理，切實建立長效機制。

對於校園欺凌問題，我國有關部門已經高度關注。

2016年5月，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向各地印發《關於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學校針對發生在學生之間，蓄意或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造成傷害的校園欺凌進行專項治理。明確本次專項治理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16年4月—7月；第二階段：2016年9月—12月，各地各校要對專項治理第一階段專題教育情況、規章制度完善情況、加強預防工作情況、校園欺凌事件發生和處理情況等，進行全面自查、督查和總結，形成報告並逐級上報。

2016年年底，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中小學（幼兒園）安全工作專項督導暫行辦法》，強調重點治理、檢查教育等相關職能部門、中小學對校園欺凌和暴力行為等重點問題預防與應對，專項督導結果將作為評價政府教育工作成效的重要內容。

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委聯合發佈《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要求必須加強教育預防、依法懲戒和綜合治理，切實防治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發生。

2017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門聯合印發了《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對學生欺凌做出界定，明確學生欺凌事件的處置以學校為主，對學生欺凌的不同情形明確了懲戒措施，嚴重欺凌事件可將實施欺凌學生轉送專門（工讀）學校進行教育，涉及違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學生欺凌事件，處置以公安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為主。

客觀而言，以上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治理成效，可是，要根治校園欺凌，還任重道遠。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基層的學校、老師，怎麼在日常的教學、管理中，防微杜漸，教育懲戒“熊孩子”，規範學生的行為，化解學生間的矛盾、衝突？可以說，這一問題，迄今沒有得到解決。這也是一邊高度重視治理校園欺凌問題，一邊欺凌問題繼續發生，導致家長、社會輿論對此怨聲載道的原因。

每個校園欺凌事件的表現形式不同，但是，根源都是在學生有違規、侵犯他人權益行為時，沒有及時的批評、懲戒和矯正，而批評、懲戒和矯正的缺失，是因為教師越來越不敢對學生進行批評、懲戒，批評、懲戒這些學生，教師就會被家長投訴、舉報，被質疑是體罰、變相體罰，而學校、教育部門為息事寧人，也不分青紅皁白就以師德為名處罰教師，這導致教師不願意管學生，校園欺凌就這樣逐漸發展，變為校園毒瘤。

怎麼辦？已有很多人提到要給教師適當的懲戒權，包括有的地方，也把這寫進了學校管理辦法和相關《條例》。然而，適當的懲戒權，其實是一句空話，什麼是適當？誰來判斷適當？沒有細則，適當就根本無法落地。而這恰恰是目前管理學校的重要問題，不嚴格依法界定學校、教師的權責邊界，導致權責邊界模糊。

落實教師的懲戒權，核心是依法治教。簡單來說，就必須根據學生違規、違紀的行為情節，明確具體的懲戒措施。像引發爭議的罰站，如果細則明確規定，學生破壞課堂教學秩序，教師在口頭警告無效後，可罰站，那麼，只要教師按規則進行，不管家長怎麼投訴，教師都沒有任何責任，這才是落實懲戒權。做不到這一點，就會一直讓適當的懲戒權懸在空中。

事實上，我國學校的很多基本規範，現在都沒有建立。比如，針對此次女孩父親在校園行凶，有媒體質疑家長怎麼進入校園的，為何沒有進行安檢，可如果對家長進行安檢，除要有相應的設備外，也會引發質疑，家長到校，為何學校也不信任。如果有安檢的規定，那麼，學校就要配備設備，嚴格執行這一規定，而不只是一句話。

只有依法治校，才能給孩子們安全的環境，“以暴制暴”不可能給孩子們帶來安全，也不可能震懾暴力，只會激化更多的暴力事件。因此，必須認真理性地解決基層教師連基本的懲戒權也無法實施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