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法國遍地瘡痍，百廢待興。戰爭的破壞加上德國在佔領期間的殘酷掠奪，法國損失了近兩萬億法郎的財富。
但是，法國在二戰後並沒有沉淪，而是在戴高樂政府的帶領下奮發圖強，走上經濟振興之路。1959年至1974年，法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高達5.7%，增長幅度高於美國、英國和聯邦德國，法國經濟實力快速增長。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法國再度成為世界工業發達國家，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躋身西方七大工業發達國家之列。
但是，在進入70年代中期以後，法國經濟進入緩慢增長階段，開始由盛轉衰，再也不復當年笑傲歐洲群雄的發展勢頭。相對被譽為“歐洲經濟發動機”的德國，現如今的法國已成為民眾嘲諷的“歐洲心臟的定時炸彈”。
為什麼在經歷了“光輝30年”的高速發展之後，法國經濟陷入持續衰退之中？
有人會說，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會經歷興衰，世上沒有永遠輝煌的事物，作為一國之經濟必然也會隨著內外部因素經歷波峰和波谷。但問題在於，法國經濟的衰退卻有些反常。二十世紀下半葉，在經歷了戰爭的摧殘後，各國飽受其害，大力發展經濟，在此期間信息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也帶動了各國經濟新一輪的增長點。而法國經濟卻在70年代後陷入了衰退期，直到今天也沒有好轉的跡象。這又是為何？
在這一節中，雲石君試著就這個問題做個深入的分析。
首先，“五月風暴”後，法國民權逐漸強大，革命意識強起來，為了提升民眾的社會福利待遇，政府只能壓榨企業，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
戴高樂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後，推行了一系列內政外交政策，使法國經濟迅速發展，國際地位獲得提高。但是，這種一味追求經濟增長的政策也留下了後遺症，雖然法國此前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但對普通民眾的生活卻沒有給予足夠重視，貧富兩極分化加劇，中間階層的利益也受到損害，從而引發了民眾的不滿。
1968年，法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五月風暴”，學生、工人聯合舉行總罷工總罷課，巴黎20多萬人湧上街頭，進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學生們要求改革學校的教育制度；工人聲援學生的鬥爭，要求每週40小時工作制，保證每月200美元的工資；農民也要求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和降低稅收。
這是一次法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矛盾的總爆發。面對這場席捲法國90多個省的抗議浪潮，戴高樂不得不選擇了妥協，與工會和企業主代表談判，基本上滿足了工人和職員提高工資的要求，要求工人復工。同時，政府允諾改組，國民教育部長辭職，實行教育改革。
這場“五月風暴”給法國社會帶來的影響可謂重大，無論如何如何渲染都不為過。其中最核心的一點在於，“五月風暴”後，法國民權逐漸強大，革命意識強起來，要求獲取更多的權利和報酬，這就給法國政府出了個難題。
我們都知道，在一定時期內，社會的財富總量是不變的，民眾想分得更多的蛋糕，那就意味著有人要少分一點。誰來當這個冤大頭？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企業主。高福利必然意味著高稅收，為了更好地保障社會民生，提高公民的福利待遇，法國不得不對企業徵收更高的稅賦。
為什麼民眾會要求提高社會福利？是法國政府此前在這方面投入不夠麼？
其實不然。法國一向以高福利聞名，高福利制度是法國在經歷了二戰後3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背景下建立起來的，這一制度在保障社會公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法國民權的逐漸強大，法國民眾已不滿足於原有的福利。為彌補社會福利金的不足，政府不得不增加社會保障稅賦。
這樣一來，法國國內的企業可就慘了，由於要支付更高的稅額，企業沒有足夠的資金投資和技術研發，進而導致法國企業缺乏創新能力。由於企業承擔的社會保障負擔居高不下，法國企業僱用年輕人的積極性也受到打擊，導致經濟增長缺少活力，失業人口居高不下。
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高稅額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使得工業產出和利潤大大減少，影響了國民經濟，但經濟衰退萎縮進一步導致了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只能要求更高的社會福利和待遇來維持正常生活，反過來又加大了企業的稅額。
或許有人會問了，面對民眾無盡的索求，政府難道就一味退讓，沒有自己的權威和原則麼？
這就要說到第二點了，法國社會左派氛圍濃厚，政府明知高福利的弊端，但每一次的改革提案都因為動了民眾的錢袋子，屢屢遭到民眾的罷工抗議，嚴重衝擊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
在之前的法國系列《地緣政治：法共為什麼如此強大？》一文中，雲石君曾經分析過，法國社會左派氛圍十分濃厚，對於民權的抑制天然不如英美等國，使得民權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進而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話語權，甚至組建了自己的武裝和權利保障組織（即到如今都赫赫有名的工會）。
在這種革命和鬥爭的氛圍影響下，法國民眾尤其看中手中的權利，屢屢掀起轟轟烈烈的社會革命，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個最為典型的案例。進入二十世紀，雖然革命的流血鬥爭減緩下來，但底層民眾為了維護自身的權利，多次組織起罷工抗議的浪潮。更重要的是，這種左派思想和氛圍在法國已深入人心，各地的罷工可謂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一旦工人階層舉行大罷工，學生、商團、農民緊接著也會舉行聲勢浩大的罷工遊行等抗議浪潮，聲援工人階層的兄弟姐妹們。
面對一次次聲勢洶湧抗議浪潮，法國政府也深感無力。法國的民選政治制度決定了民眾對政府有極大的約束力，高福利必然意味著高稅收，政府明知高稅收給實體經濟帶來的嚴重影響，但每一次的改革提案都因為動了民眾的錢袋子，遭到民眾的激烈反抗。
隨之而來的是，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剪刀差”越來越大，使福利體制面臨嚴重財政危機，但由於福利水平易上難下的利益剛性特徵，歷屆政府都不願冒喪失選民的危險，只能採取擴大徵收社會保障稅和大規模舉債的辦法，反過來又給經濟造成更大的負擔。
民權的過度擴張，使得法國政府的決策和意志很難直接有效傳達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而為了贏得選票，法國執政黨不得不一次次向民眾妥協，政府財政赤字逐漸擴大，嚴重衝擊了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
再次，經濟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導致法國產業空心化，工業和製造業在GDP中所佔比例逐年下降，實體經濟萎靡不振。
進入80年代，第三次信息技術革命的蓬勃發展不僅衝破了國界，而且縮小了各國和各地的距離，使世界經濟越來越融為整體。進入“經濟全球化”的軌道後，國際間的經濟競爭愈發激烈，資本、技術、產品和人才等產業要素全球流動日益增強。
如果說在這之前，法國企業無力外逃，只能被動宰割，那麼在進入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交流和活動越來越頻繁，企業主可就坐不住了。作為“成本高地”，法國只有努力搶佔產業結構的制高點，提升經濟發展效益，才能藉助經濟全球化的快車道將國內產業和經濟提升一個檔次。
但是，此時的法國政府已陷入福利社會的陷阱中，無法通過降低稅收來降低企業的製造成本，這就使得法國大量製造業外遷，實力較強的大型企業憑藉雄厚的資本，在全球重新配置資源、組織生產和開拓市場，發展成為真正的跨國公司，尚可以維持低成本、高利潤的競爭優勢。但是，法國企業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沒有能力進行對外投資，在全球化競爭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一些較為優質的中小企業只能接受大集團公司收購，改為在人力資本相對較低的地區進行生產。法國經濟出現了實體經濟發展不足，虛擬經濟規模過大的“產業空心化”現象。
據統計，工業在法國經濟中所佔份額逐年下降，法國工業附加值從2000年的18%降到2011年的12.5%，在歐元區國家中排名第15位，甚至比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還要低。2009年，法國製造業產出只佔GDP總量的11%。而相鄰的德國始終是發達國家中工業和製造業比例最高的國家，這也使得德國在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成為歐元區表現最好的國家。
然而，即便是如今陷入了嚴重的債務危機（法國國家總債務達18703億歐元，佔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1.7%），在面對中東難民時，法國依然張開臂膀，其中就有不少穆斯林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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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第183章——法國之第13部分。解讀大國博弈內幕，剖析政治深度邏輯，請用微信搜索公眾號：雲石，持續收看全部雲石君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