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父親這一生

二月河 軍事 南部戰區 2018-11-27
二月河|父親這一生

父親這一生

文 | 二月河

我真正“認得”父親,是在1953年之後。我幼兒時期父親在陝州軍分區。那時,母親在陝縣公安局。父母親同在一城,每星期可能只有一次見面,吃住都不在一起,各幹各的工作。這在今天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卻是那時的普遍現象。後來,陝州軍分區撤銷,併入洛陽軍分區,父親就調到了洛陽。

父親是個講吃不講穿的,這是我到洛陽對他的第一印象。我長期跟著母親,幾乎不怎麼見到他。母親在欒川,父親見到我,對我很溫和。但我覺得他是“外人”,堅決不允許他“上我們的床”——這事直到他年老,提起來還笑不可遏。我真正“確認”他是“爸爸”也是到洛陽之後。因為母親到洛陽比他遲,住房、上學這些事務沒有安排好,我曾跟隨父親在洛陽軍分區住過一年多。他這才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提升起來,我慢慢想道:“他比媽還重要。”

他和我第一次談話就是說吃的問題:“孩子,只有吃進肚子裡的東西,才真正是你的,別的一切都要扔掉。你要學薛仁貴,頓餐鬥米,才會有力氣做事。”“我們不要奢侈,其實我們也奢侈不起來。不管好歹,一定要吃飽,人的高下不在衣裝上比。”“你將來可能會遇到各種場合,見到各種人物。不管是誰,再大的官,一道吃飯不要空著肚子忍。”

這些話當時不完全懂,但我覺得他的話比媽媽的新鮮,有勁。事實上,我終生都在按他的這一指示做著。

父親和母親是不同的,他除了吃飯、晚上睡覺的事,別的一概不問。母親管著的事,比如洗澡、理髮、換衣服、上學、功課等一向“煩死人的事”,在洛陽軍分區一下子全蒸發掉了。

洛陽軍分區是個基督大教堂改建的,離洛陽車站(現洛陽東站)約300米左右。母親在陝縣,父親敢於放手讓我獨自坐火車兩地往來,年紀小,也不買票,我就在車廂裡穿來穿去玩,連列車員都認得我了。

二月河|父親這一生

二月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孤獨

父親終生都是孤獨的,我不記得他有任何一位“莫逆”之交。他對所有人都一樣:客氣、冷漠、善待、關心,但絕不和人套近乎。談起所有的人,包括他昔年的戰友,他總能說出這人大堆的戰功、優點、成就。我的記憶中,從領袖、領導到戰友,他沒有說過任何人的缺點,但我也沒有看到他的那些戰友私下與他過從甚密。就這一條,我覺得他深邃、寬容,也覺到了他頭上那片烏雲濃重的密度。

“文革”期間他已離休在家,但外訪調查歷史事件的人還是不少。有一次昔陽縣的造反派來,是調查一個“當權派”的,問:“你認識嗎?”

“認識。”

“當時你在哪裡?”

“我在一區。”

“他和你在一個區嗎?”

“不在。他在×區。”

“他被俘的事你知道嗎?”

“知道。”

“他有沒有變節或失節的行為?”

“就我所知,沒有。”

“他自己承認他出賣了你,供出了你的名字。”

“年輕人,”父親盯著他們說,“要知道,我當時是區委書記,不但群眾都知道,連敵人也都知道,是公開的身份,這怎麼能算出賣?”

那年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歲月,來找他“外調”的人絡繹不絕,各路人馬無不掃興而歸。

二月河|父親這一生

“膽小”

1955年授軍銜,父親是少校,這個象徵榮譽和地位的軍銜按他的“準團級”定,也還算公道。但是,到此為止,直到軍銜取消,他就像一個被圖釘在牆上按死了的舊掛曆,一直是“1955年”。與他相比有我的舅舅。舅舅在欒川縣時,曾是他的警衛員,授銜時是上尉,繼而大尉,再繼而和他一樣:少校。父親在外頭、在家裡從來沒有一句話,只是說:“組織上已經很照顧我了。”

作為兒子,我當然難以聽到人們對父親的反面評價,我感覺到有刺的有這麼幾次。一次是他在軍分區門口,他走過去,幾個戰士在背後議論:

“他叫什麼名字,怎麼老在院裡轉悠?”

“叫凌爾文,別看是少校,工資高著呢!216元呢!”

“都是少校,他憑什麼這麼多?”

“資格老唄,1946年的兵,加上入伍前的資格,軍齡補助就高。”

再一次是他搭檔的一位同事,粗放又“豪爽”的人,也是父親從他面前走過,我就在他們身邊,他瞟著父親的背影,對周圍的人說:“我才不管他有多老的資格,該整他我就整他!”

但後來此人冒犯了首長,我見首長來談,說他“混賬”,父親說:“他是刀子嘴豆腐心。”首長卻不肯寬容:“刀子嘴,也是刀子心。”

還有一次縣委讓書記、書記處書記等彙報產量,別人都7000斤、8000斤地胡扯八道,父親老實回答:“我見到的每畝是300斤。這是好地,賴地打不到300斤。”

縣委書記沒有點他的名,說:“看來我們有些老同志,思想還跟不上形勢吶!”這事是他回家告訴母親時我聽到的。

一陣沉默後母親說:“你不能進步,這也是原因。”

“你不能進步,不也是這個原因?”

“我受你的牽連。膽子太小了。”

父親膽小,但他在日本人眼裡不是這樣。1945年日寇投降,繳獲的日偽文件中有這樣的話:

近在我鐵壁合圍中,王蘭亭、凌爾文等人率數十土寇,西犯馬坊,甚為猖獗。

有一位受過傷的戰友說他:“你命大,打這麼多年仗,沒有受過傷。”父親笑答:“只差一釐米。打安陽時,一顆子彈從我的脖頸子平穿過去,一件棉襖撕成兩半。”

我問過父親:“打仗時你怕過沒有?”父親說:“人的命天註定。開戰之前心裡也有點緊張。我到戰士中間,聽他們說笑話,和他們唱歌,一會兒就什麼都沒有了。”

還是在昔西,有一次敵人搜山,他伏在草叢中,搜山的偽軍撥開草,他忽地站起身來吼:“你他媽活夠了!”嚇得敵人棄槍逃走。

父親管審幹,因為他是洛陽軍分區政工科長。但他有兩個歷史“疑點”:一是抗戰時期有一天,也就是在昔西一區時,有一次他們三個人同時被敵人的“棒棒隊”(偽地方維持會武裝)圍在一個窯洞裡,敵人用火燒洞薰他們,又扔手榴彈進來炸。區裡一個通信員叛變,提名道姓:“凌爾文,快出來投降皇軍。”他們在窯裡也喊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皇軍有白麵、大米!”“你們要棄暗投明,要學關公,身在曹營心在漢!”堅持到黃昏——可能是因為地處游擊區,敵人也怕天黑遭伏,不言聲撤退了。這一歷史問題考問出來:“敵人為什麼會自動撤退?你們三人是不是有變節行為?”

第二個疑點,是1946年他參軍之後。當時國共談判,與美國方面組成“三人小組”,天天扯皮摩擦。父親曾參加(我記不清哪個戰區)這個小組,當聯絡員。和談失敗,“三人小組”撤出,卻沒有通知到他,被國民黨扣押了10多天,後經小組再度索要,釋放回隊。他蹲過敵人的班房,迴歸後再蹲自己人的拘押所接受考問。

如此種種,這些疑問,每一次“審幹”,都要重新拿出來過濾一番。

二月河|父親這一生

當兵時的二月河

理智

母親是1960年癱倒的,一癱就連起居、走路、吃飯、脫衣全部不能自理,經過醫生全力救護,一年之後才能站起來,拄著柺杖細步蹴著前進,每一步也就一寸左右。我親眼見父親每天給母親換洗尿布,攙著母親散步,五年如一日這些活他都自己幹。母親是個性格剛烈急躁的人,中風失語,說話不能辨。她想說什麼,說不出來,又無法表達,急得豎眉立目,用柺杖連連搗地,我們子女在旁束手無策。父親總是把耳朵湊到她口邊,輕聲細語請她不要著急,慢慢說……有一次側耳半日才聽清她道出兩個字:“上……學……”父親告訴我們:“你媽叫你們上學去。”我們兄妹都笑:“今天星期天。”母親嘆口氣,無奈地搖搖頭。父親一句話:“做功課去吧。”我們便都凜然退下。

母親病故,我和父親並肩立在她的遺體旁,不知過了多久,他說:“她已經成了物質。我們已經盡到了責任。”

父親教我學會了理智。許多人都知道我說過“拿起筆來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筆夾著尾巴做人”,這後一句是從他的理智衍化而來。他在革命隊伍裡一直都是弱者,但他從來也沒有過抗爭。

本文選自作家文摘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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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制:王雁翔

實習編輯:黃智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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