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特有的以碟飲茶習俗

1638年，俄國使者瓦西里·斯塔里科夫奉命出使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以茶葉招待瓦西里一行，並拿出200包茶葉作為禮物，請瓦西里轉交給沙皇，這是中國茶葉輸入俄國的開端。此後的一個多世紀裡，這種神奇的東方樹葉逐漸征服了俄國人，成為其生活必需品。

俄國茶具

當一種物資成為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後，它必將催生一個龐大的產業生態鏈和繁榮的貿易網絡。以茶葉為載體，在中俄兩國政府和商人的推動下，一條起於南中國產茶區，經陸路穿越蒙古高原最終到達俄國的茶葉貿易線——中俄萬里茶路逐漸形成。這是繼15世紀絲綢之路徹底中斷之後，亞歐大陸又興起的一條國際貿易大動脈。

一

17世紀中葉，隨著俄國勢力推進到西伯利亞地區以及清王朝征服蒙古高原，兩國領土毗鄰為雙方開展貿易創造了地理條件。雅克薩之戰後，中俄兩國達成妥協並於1689年簽訂了《尼布楚條約》。

如果說《尼布楚條約》的主要意義在於劃定兩國邊界，那麼1727年簽訂的中俄《恰克圖條約》的主要意義則在於溝通兩國貿易。條約規定：“按照所議，準其兩國貿易。······除兩國通商外，有因在兩國交界處所零星貿易者，在色愣河之恰克圖、尼不潮之本地方，擇好地建蓋房屋，情願前往貿易者，準其貿易。······毋庸取稅。”自此，恰克圖正式成為中俄兩國陸路唯一通商口岸。翌年，俄國政府在恰克圖建立了貿易市場，中國商人則於1730年在恰克圖對面的中國境內建立了買賣城。

買賣城

清朝前期和中期實行較為嚴厲的“邊禁政策”，原則上禁止漢人穿過長城進入蒙古地區，商人前往蒙地經商，須向理藩院申請、登記、備案。這一政策直接將大部分商人排斥在了對俄貿易之外，有機會獲得對俄經商特權的是與清廷關係密切的晉商。

明朝時期，晉商就憑藉地理優勢與蒙古地區進行茶馬互市，成為溝通蒙古高原遊牧經濟與中原農耕經濟的紐帶，賺取了第一桶金。明清鼎革之際，晉商為滿清入主中國做出了貢獻，因此才有了以範永鬥為首的“八大皇商”，他們擁有其他商人無法比擬的政治經濟特權。

恰克圖開市之後，已壟斷關內和塞外貿易的晉商紛紛前來開辦分號，他們依託雄厚的資本、較高的政治地位和純熟的經營之道，迅速壟斷了恰克圖貿易。“其資本較厚者六十餘家，依附之散商八十餘家。”

當時，俄國飲茶之風盛行，上流社會喜歡往茶水中加入蜂蜜、糖和牛奶，配上面包圈和蜜餞。底層人民則喜歡大碗喝茶，配上黑麵包，味苦回甘。俄國幾乎不產茶，巨大的市場需求只能從中國進口得到滿足，因此，茶葉很快從恰克圖貿易中脫穎而出，成為晉商輸出的主要貨物。

龐大的茶葉市場空間和高額的利潤（晉商從福建販茶到恰克圖可賺3倍左右利潤），驅使晉商不辭艱辛，南下江南茶區，北通朔漠草原，開闢了一條長達5000多公里的茶葉轉運線路。

萬里茶路示意圖

晉商最初將萬里茶道的起點設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他們僱傭當地人從事茶葉種植、採摘和加工，然後用獨輪車翻山越嶺110公里將茶葉運到江西鉛山河口鎮，走信江入鄱陽湖到九江，然後溯大江而上至漢口，再逆漢水北上700餘公里直達襄陽，換小船後進入漢水支流唐白河，行駛140多公里後到達水運終點站河南賒店鎮。

進入河南平原後，茶葉改用騾馬大車運輸，由孟津渡口過黃河，然後騾馬大車換成毛驢，穿越崎嶇難行的太行山，經祁縣、榆次到雁門關，之後毛驢換駱駝，分東西二口北上進入大漠草原，東面從張家口沿張庫大道北行2000多公里，直達恰克圖，西面從晉北右玉縣殺虎口經歸化（今呼和浩特）、二連浩特、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到恰克圖。

二

在重農抑商的中國古代，營商環境從來都不容樂觀，要開闢和維持如此漫長的商業運輸線絕非易事，這不僅對商人資本和運營能力是極大的考驗，也對國家政治環境有著極高的要求。

萬里茶道興起之初，江南產茶區並沒有大規模的茶園，農戶在自己的田頭屋後種植、採摘、加工茶葉，賣給茶行、茶館，過著半自然經濟的生活。當晉商帶著明確的市場需求和大把資金到來後，產茶區茶葉的種植、加工、運輸、銷售和資本運作被一體打通。茶路沿線的碼頭、鏢局、客棧、飯莊、貨場、會館、騾馬舟船、搬運行幫，以及為茶商提供資金週轉的票號，這些因茶而生的行業借勢蓬勃，在水陸兼具的跨國貿易中形成了一環扣一環的茶葉產業鏈。

茶葉烘焙

茶葉過稱

5000多公里茶路所過城鎮、關隘、險途無數，既有貪官兵痞們“逢關納稅，遇卡徵釐”，又有水賊響馬們要“留下買路財”，路途之艱難險阻，不亞於西天取經。運輸問題解決之後，終端交易也是一大難題。當時沒有可供雙方共同遵守的貿易協定和交易規則，晉商需解決如何與強悍的俄國商人進行自由、公平的交易，進而形成成熟貿易機制的問題。

顯然，在整合如此龐大的上下游產業鏈、維持茶葉運輸線的暢通無阻，以及最終完成國際交易的過程中，很多事情都不是商人所能解決的，必須依靠政府創造環境和提供支持。

景隆號，源於1718年，是清代茶商鄒茂璋與晉商精誠合作貿易武夷茶時創辦的第一個茶商號。

首先，雖然清王朝沒有大力支持商業發展，但它為商業活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會秩序，即使這種秩序可能因官吏的腐敗和低效而大打折扣，但最低限度的秩序也好過無序，這是商業發展必不可少的軟因子。

其次，清帝國的統一與穩定為長途貿易發展提供了外部環境，雖然有地方政府的盤剝和沿途盜匪的威脅，但盤剝是有節制的，威脅是有限度的，長途茶葉販運的利潤完全能打的住這些損失。

最後，鴉片戰爭前清王朝是一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龐大帝國，能以對等的地位與俄國展開外交和貿易，保護中國商人的正當利益。當時，恰克圖沒有超經濟的壓力，雙方自由貿易，清政府的理藩院與俄國的伊爾庫茨克總管各自用行政手段約束和管理雙方商人，保證貿易有序進行。

恰克圖驛站之印

得益於穩定的政治環境，晉商克服重重困難，將恰克圖貿易推向一個又一個新臺階，1755年恰克圖貿易額達837065盧布，1800年增加到8383846盧布。茶葉貿易也水漲船高，從18世紀60年代的3萬普特（俄國重量單位，1普特≈16.38千克），升至1800年的69580普特。

19世紀上半葉是恰克圖茶葉貿易最輝煌的時期，1820年中國茶葉出口俄國超過10萬普特，1848年中國向俄國出口369995普特茶葉，價值超過1000萬盧布，達到了歷史最高峰。

三

恰克圖貿易的興盛離不開清王朝盛世一統的支撐，當清王朝日薄西山時，繁榮了一個多世紀的萬里茶路也走向了衰落。

乾隆年間，因俄國商人破壞貿易秩序，清政府曾一度關閉恰克圖貿易，此舉令俄國茶葉價格暴漲，直到俄國屈服並作出保證後，清政府才同意開放恰克圖，在1792年簽訂的《恰克圖市約》中，清政府在第一款中劈頭蓋臉訓斥俄國：“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翼開市。”

恰克圖的俄商茶葉倉庫

清朝雖然有點盲目傲嬌，但不可否認，此時清朝對俄國仍有威懾力，有能力維護本國商人利益。鴉片戰爭後，清王朝外強中乾，兩國均勢打破，俄國終於露出獠牙。

由於無法在海上與英法競爭，俄國企圖“獨享內地陸路貿易”，1851年，俄國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獲得了在伊、塔兩地設領、貿易免稅、領事裁判權等特權，打開了中國西北大門。伊犁和塔爾巴哈臺開放後，恰克圖的壟斷地位不再，恰克圖貿易隨之逐漸衰落。

恰克圖貿易的萎縮只是衰敗的開始，對萬里茶路打擊更大的是1862年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該章程打破了邊境貿易的地域限制，規定：俄國商人可赴中國內地進行貿易，可以在中國內地購買土貨回國，開闢天津至恰克圖的新商路，稅率從輕。此外，他們還獲得了在新疆和蒙古地區的貿易免稅權。

在中俄茶葉貿易中，晉商扮演的是中介角色，依靠對萬里茶路的壟斷獲利。俄國商人直接到中國南方採買茶葉，在漢口設廠製茶，一舉打破了晉商的壟斷，消解了晉商的茶貿業務，弱化了萬里茶路的功能。

1863年，漢口出現第一家俄國磚茶廠，採用蒸汽機制造磚茶，質量和效率遠超中國手工作坊生產的磚茶；俄國商人還改變運輸方式，將茶葉從漢口用輪船運到天津，再以駝隊運到恰克圖，比陸路更節約時間和經濟成本；而俄國商人享有的免稅、減稅政策，直接形成了對中國茶商的壓倒性競爭優勢。

中國傳統茶磚機

1868年，恰克圖的晉商商號，由原來的120家猛降到4家，其衰落可見一斑。重臣劉坤一在奏疏中憂心忡忡地寫道：

“俄商在漢口開設洋行，將紅茶、磚茶裝入輪船，自漢運津，由津運俄，運費省儉，所用日多，遂將山西商人生意佔去三分之二。”

恭親王奕訢也坦言：

“從前恰克圖貿易之盛，由於俄人不能自入內地販運，自陸路通商以後，俄人自行買茶，不必與華商在口外互換，因之利為所奪。”

與《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同樣危害深遠的是《天津條約》，該條約使俄國能利用中國沿海通商口岸進行海路貿易，而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促使俄國開闢了漢口至敖德薩的航線。相比陸運，海運在運載量和成本方面擁有巨大優勢，到19世紀90年代，經敖德薩進入俄國的中國貨物總值已達1300多萬盧布，幾乎與恰克圖方面齊平。

至此，萬里茶路的衰敗已不可逆轉。

四

清王朝國勢的衰頹，使萬里茶路的存在環境急劇惡化，這種營商環境的惡化，一方面體現在外國商人利用各種特權和優勢擠壓本國商人的市場空間，一方面體現在國內社會秩序失控導致的商業活動舉步維艱。

羊樓洞磚茶裝箱

19世紀5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席捲南方，晉商在福建的茶葉基地和茶葉運輸線遭到毀滅性打擊，損失白銀兩百萬兩。不得已，晉商又投資開闢兩湖茶葉基地，以湖南安化、臨湘羊樓司、湖北蒲圻羊樓洞等地為茶葉集散地。

清政府為了籌措軍費鎮壓各地叛亂，於1853年放開了厘金制度，對國內商人徵收厘金（一種商業稅），晉商販運茶葉，從漢口到張家口要經過63個厘金卡，雁過拔毛，使得晉商所交的稅金高出俄國商人10倍以上。

為扭轉頹勢，晉商向清政府提出了兩大請求，一是“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另覓新途”，二是“酌減厘金，取消浮稅”，獲得清政府允許。

晉商在俄國開設的茶葉店

兩大政策的效果立竿見影，1869年晉商對俄茶葉貿易迎來了“小陽春”，販往俄國的茶葉數量逐漸追上俄國商人的直接販茶數量（11萬擔），1871年更是達到了俄國商人的兩倍。此外，晉商還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了商行，搶奪俄國市場。

然而好景不長。1873年，晉商為了進一步降低運費成本，打算像俄國商人一樣用輪船將茶葉從漢口運往天津，然後再到恰克圖。但是走水路會避開絕大部分釐卡，這對清政府來說意味著稅收減少，在清政府的反對下，晉商只能照舊走陸路，接受沿途地方政府的盤剝。

1875年的恰克圖

此後，隨著技術革命的發展和交通條件的改善，俄商從中國直接販茶量持續上升，而晉商因後勁不足，不升反降，被俄國徹底甩在了後面。

對萬里茶路形成致命一擊的是西伯利亞大鐵路。1905年西伯利亞大鐵路投入運營後，茶葉可從中國港口海運到海參崴，然後直達莫斯科，整個過程只需7周，每磅茶葉的運費僅需9美分，而從天津經恰克圖到莫斯科的運輸時間是19個月，傳統的萬里茶路更是望塵莫及。

穿越大漠的運茶駝隊

到一戰時，中國出口俄國茶葉的80%經西伯利亞鐵路運輸，海路鐵路聯運已完全取代萬里茶路，存在了近200年的中俄萬里茶路就此退出歷史舞臺。

萬里茶路走向銷聲匿跡的同時，在俄晉商展開了絕地反擊，為搶佔市場，晉商對俄國中小茶商採取賒銷辦法——先賒給他們茶葉，銷售之後返還茶款。不料這些茶商或因經營不善，或因惡意賴款，導致晉商回款無望，賠累甚巨。晉商先是呈請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遭軟弱無力的清政府拒絕，之後又在俄國法院起訴，結果敗訴，只能嚥下苦果。

1909年，俄國頒佈法令，對中國商人徵收重稅，晉商在俄商號大量倒閉，中俄茶業商戰以晉商的失敗而告終。

五

中俄萬里茶路興起於清帝國最強盛的時期，衰落於清帝國的沒落期，其起伏的命運與清帝國的興衰幾乎一致。萬里茶路的衰敗，固然有晉商轉型失敗的因素在內，但這種衰敗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商業生態。在不同時期局勢面前，清政府所採取的財稅政策、政治和外交策略等，直接影響著萬里茶路的方向與規模，並最終決定著萬里茶路的興衰成敗。

恰克圖茶葉交易情景

當老朽的封建王朝在崛起的資本主義的面前節節敗退時，趕著運茶駝隊迤邐而行的晉商，已追不上西伯利亞大鐵路上呼嘯而過的火車；當清王朝東南沿海門戶洞開時，貿易中心向沿海地區轉移已是大勢所趨，傳統的大陸貿易線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縮。國運即商運，誠哉斯言！

【參考文獻】

《系列不平等條約與中俄萬里茶路之變遷》劉秉賢

《晉商率先開拓萬里茶路研究》高春平

《論清代中俄茶葉貿易》蘇全有

《明清晉商萬里茶路擴展動力分析》孫海龍、孫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