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儒家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新挑戰

原標題：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杜維明 儒家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新挑戰

作為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儒學思想家之一，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杜維明長期致力於傳播儒家文化，同時以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眼光審視儒家傳統，力圖通過對儒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復興中華文化。他開拓的“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啟蒙反思”“世界倫理”等諸多理論領域，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其對儒學的傑出貢獻，杜維明當選國際哲學學院院士、榮膺美國人文學者終身成就獎等。在當今世界，古老的儒學思想將扮演什麼角色？在東西方文化不斷衝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儒學又將發生怎樣的改變？近日，杜維明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居所，接受了筆者的專訪。

張梅：去年在北京召開的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是該大會百餘年來首次在中國舉辦。您希望這屆大會給中國儒學帶來什麼？

杜維明：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以後，我們希望儒家哲學能推陳出新、精神再造。儒家如何面對西方文化提出的新挑戰？科學、民主、自由、個人尊嚴等基本精神怎麼能成為發展中國文化的重要資源？這是大家比較關注的。中國從宋明以後到現在經過了那麼多改變，現在如果繼續推陳出新，就必須對自己文化正面和負面的實際情況有非常深刻的認知。在此基礎上，通過和其他文明的真誠對話來改變，尤其是在世界四大文明(猶太文明、希臘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的對話、比較和交流中來擴大儒家人文精神的內涵，加深對人各個側面反思的深度。

儒家傳統能不能繼續發展，還有一個關鍵課題是，它的批判精神能不能維持。其實儒家在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政治文化中，一直有一個很難解的結，就是儒家與權力的關係問題。在儒家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後，在中國的文化圈，不是法家和儒家鬥，而是兩種儒家在鬥爭。一種儒家以服務政治權力為目的，為獲得發言權和影響力，依附政治權力，成為政治控制的軟力量和機制，不具有反思能力和批判性。另一種儒家從“為己之學”開始，有非常強的人格發展，代表道德理性，是一種為所有人的利益而努力的力量。這種力量是通過個人的道德自覺，實現家庭、社會的和諧，同時用這個力量來轉化社會、移風易俗，使得參政人的品質以及政治的品質本身有所提升。也就是說，以道德理念和精神價值轉化政治，使它確實為人民服務，為了長遠的社會安定與和平(區別於狹隘的民族主義)，這是有正面意義的。兩種儒學力量的鬥爭非常強烈，這是中國儒學往前發展的關鍵。

張梅：當前，很多國家都注重發展文化軟實力。在您看來，中國文化應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杜維明：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教授提出的“軟實力”事實上是從政治策略角度來考慮的，他認為美國雖然有那麼強的軍事實力、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但在國際上並沒有得到普遍的尊重——西歐知識分子對美國持很強烈的批評態度，同時美國社會內部對美國文化批評的也不在少數。約瑟夫·奈認為美國還有另外一種力量應該發揮作用而沒有發揮好作用，那就是軟實力。我不太贊同這一提法，事實上，軟實力基本上意味著一種文化策略，即不是用軍事力量而是用文宣的力量把文化推到世界各地去。在我看來，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問題是接受問題，要潛移默化，不管你怎麼去推，都要“心悅誠服”，這種認同一定得是自願的。通過軍事和經濟的力量雖然可以讓人看到文化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不能內化到人的生命中去。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印度文化傳到中國。玄奘去印度取經，達摩來中國傳法，完全不是印度人花很大資本、用很大力量推廣的，而是那時中國有精神上的需要。思想的高度、知識的意境、文學藝術成就所展現的世界，有很大吸引力，人家會主動向你學習。中國的詩詞歌賦、中國哲學等在世界有很大影響力，這都是靠自覺自願來完成的。

事實上，談到文化“走出去”，本國文化在國內受到什麼樣的待遇是你能不能走出去的一個前提。我們曾經對自己的文化做了相當徹底的、粗暴的摧殘。當前中國很多年輕人對自己的文化並沒有正面的肯定，沒有感受到其內在價值。文化的對外傳播，首先在於我們內部是不是有一種鮮活的動力和感染力，在我們的文化圈特別是教育領域都要有文化自覺，要對文化有一種崇敬感。但這種對中國文化的崇敬不是工具性的、狹隘的、功利的方式，而是我們確實能夠欣賞自己的文化。

張梅：當前，中華民族正經歷一場重大的復興。您認為儒家文化中的哪些因素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杜維明：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換個表述：“儒家文化中有哪些因素可以為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發展而做出積極貢獻”。中華民族復興不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世界。從對話的角度來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底線是健康的。這和基督教的“己所欲，施於人”是可以配合的，後者應以前者為基礎，這樣才不會引起信仰衝突帶來的矛盾。另外，還要加上一個“人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的努力、我的發展實際上也是為我周圍的人創造條件。我們對碰到的困境不能完全以工具理性目的和手段來理解，而應從更寬廣的人類的共同存活、共同繁榮來理解。

以前有人提出“地球憲章”，就是我們怎麼和地球建立一種親和關係。這是基礎，人類所處的世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存在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我們要幫助上天把美好的世界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裡體現出來。這話聽起來像空話，但如果每個人的心裡都有這樣一種自覺，那麼這不僅意味著一個人的發展，而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中華民族一定要走出自己的獨特道路，而獨特道路又是和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相配合的。中華民族不可能走一條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路。我們要考慮到美國有美國的民族主義，俄羅斯有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印度有印度的民族主義，我們要在這個基礎上找到大家都能和平共處的和諧道路。▲(本文作者為中央統戰部培訓中心副教授、哈佛中國學友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