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言恭達先生以五十餘載筆墨生涯的所思、所為、所識，數十年的功夫成就《抱雲堂藝思錄》。該書出版發行後，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讚譽。青年學者彭慶陽追隨先生左右數年，翻看於舉手之間，濡染於耳目之際，漸有所思所悟，隨時記錄下自己點點滴滴的感受。倏忽間，有150 多篇在各種媒體上發表，頗受書壇師友同道的好評。而今，在言恭達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從中選出100 篇讀書札記結集出版。在此陸續刊發，以饗讀者。
談到南北碑之比較，就不能不談到阮元的兩篇文章:《北碑南帖論》和《南北書派論》。它不但開“碑學”之先導，也為後來包世臣、劉熙載、康有為匯碑學之洪流，做了前期的理論準備，也影響至今。雖然兩篇文章總體思想是有一定價值的， 但從目前來看有其歷史的侷限性。因為，在書法風格史上南北之別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決不能做簡單的比較。特別是這一二百年來考古的大量發現，使我們有條件看到古人難以想象的那麼多的書法資源，使我們客觀地認識到南北書風既相隔、 相離，也相重、相疊，絕不是像阮元所說的“判若江河”。《瘞鶴銘》和《石門銘》，雖一南一北，但其審美特徵有諸多相同之處。“相書”有“南人北相”之說。江南書風，多呈陰柔美， 乏陽剛氣。吾欲奮求“南北結合”“碑帖相融”，將北“勢” 與南“韻”結合，將恢宏之豪氣、清暢之逸氣結合起來，將碑 的凝重蒼勁、帖的醇雅精微、簡的天趣率真有機地融合，在充實中求靈透，於閒靜裡把握節奏，捕捉感覺中朦朧而又微妙的深層意象，這便是我追求的審美理想。重新審視碑學、重構“現代碑學體系”，這不僅關係到碑學的發展，也影響到書法整體的發展。我們要站在碑學的立場思考碑學的發展問題，要視碑與帖為鳥之雙翼，應明確碑和帖有著獨立的藝術審美價值，它們既獨立又互融，這才是科學的書法發展觀。——言恭達《抱雲堂藝思錄》
南北書派分流是在司馬睿渡江南下之後，南派書法以“二王”為鼻祖，傳承有序，成為書法史的主流，而北派書法傳承無序，不講筆法卻富骨力，在北朝興盛。隋唐後，南派盛極，北派衰落。阮元將北碑概念引入書學理論研究，著述《北碑南帖論》和《南北書派論》，呼籲學書者要對北碑的歷史和藝術價值給予重視和借鑑取法，“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南北書派論》)。在當時的帖學呈現出盛極而衰的形勢下，阮氏的崇碑書學論得到了有識之士認可和推廣，後經包世臣、康有為等人的發展，碑學書法風氣在晚清書壇得到了進一步普及和深入人心。至清末、民國時期，一些書家認為碑學和帖學書法各有所長，可以相互交融，互為補充，不可分割，所以逐漸興起碑帖合融之勢。
如何看待阮氏的碑學論?言先生所言“雖然兩篇文章總體思想是有一定價值的，但從目前來看有其歷史的侷限性。因為，在書法風格史上南北之別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決不能做簡單的比較”。此論極為辯證而中肯。清劉熙載在《書概》中品評了大量的碑刻書法，並對北碑南帖進行了比較分析，說:“餘謂北碑固長短互見，不容相掩，然所長已不可勝學矣。”指出二者“長短互見”，北碑並非盡善盡美，“不可勝學”，要取其長化為己有，可謂善學。劉熙載是反對尊碑抑帖、重北輕南的，他在《書概》中又說:“索徵西書，世所奉為北宗者。然蕭子云臨徵西書，世便判作索書，南書顧可輕量也哉。”他以南派書家蕭子云學北派之宗索靖的書法為例，說明南北派書法只是風格不同，並非相互對立、強分優劣，可以相互借鑑和融合，相互促進和提高。
劉熙載觀點正是當下書壇所言的“碑帖融合”，碑和帖在書法美學上各有其美，對它們強分高低毫無意義，但它們在藝術形象及其技法表達上卻又有區別，故有“碑帖無高下，南北有區別”之說。如啟功先生在《碑和帖》一文中所言:“碑和帖沒有誰低和高的不同，只有用途上 的不同。說我是要喝湯，拿著調羹拿著勺。我要夾個菜，我拿著兩根筷子夾。那不能說湯勺是高，筷子是低，問題是你吃飯時，是勺和筷子都要用的。”言先生以自身書法實踐認為:“將北‘勢’與南‘韻’結合，將恢宏之豪氣、清暢之逸氣結合起來，將碑的凝重蒼勁、帖的醇雅精微、 簡的天趣率真有機地糅合，在充實中求靈透，於閒靜裡把握節奏，捕捉感覺中朦朧而又微妙的深層意象，這便是我追求的審美理想。”足見其 獨立的書學思考和審美判斷。他將篆籀筆法和筆意融入大草的研創之中，以碑學強其骨，帖學取其研，碑帖結合、方圓兼施、遲留有度，從而增強線條的質量和豐富的變化，既有碑的厚實、凝重、拙趣，又有帖的流暢、 酥潤、清逸，達到了碑帖相融的至高境界。
具有當代草聖美譽的林散之先生，是“碑帖相融”之大成者，他將本屬於帖學的大草和漢碑進行深入的融合，以帖學的外在形式吸收了碑學的用筆方法，“以隸寫草”，將大草藝術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他說:“窮到 60 歲後才學草書，有許多甘苦體會。沒有寫碑的底子， 不會有成就。”這於今日書者而言，不妨借鑑。
抱雲堂書院策劃：劉培龍撰文：彭慶陽編輯：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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