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青雲:蝴蝶效應

不可避免的,颶風也會摧毀一部分生活。作為辯手,她理性、冷峻,是令對方辯友害怕的對手,但辯手之外,她是個感性而浪漫的人,愛著美好的餐具和本子,要用好看的筆寫出好看的字。她以前的時間表是早上起來讀一些難讀的書,晚上讀一些輕鬆的閒書,飯後練一練字,但這種生活不得不為網紅這份「兼職」讓路,深夜下班還要接受《人物》採訪,她一邊聊天,一邊在筆記本上天馬行空地寫字,那是令她放鬆的方式。

「我非常渴望早一點結束這個局面。」她說。

文|張月

編輯|柏櫟

詹青雲的人生是一場蝴蝶效應。

如果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沒有填那張辯論隊的報名表,如果面試時教練沒有多問她一個問題,如果沒有認識那些在智識上與她針鋒相對的人,她可能不會去哈佛,不會參加《奇葩說》,不會成為律師也不會成為網紅,她想象不出另一個平行世界的自己過著怎樣的生活,但應該都不是現在的詹青雲。

「一個微小的差別完全能改變後來所有的走向。」她說。

辯論改變了她的世界觀、朋友圈,以及此後人生的諸多選擇,是令她抵達當下的那個「微小的差別」。她名字前最常被添加的標籤是「哈佛女博士」和「奇葩說辯手」,在《奇葩說》裡,她因與陳銘的「神仙打架」一戰成名,以浩繁的閱讀量和強大的思辨能力引人注目。

她的履歷是典型的精英軌跡,人生看上去一帆風順,最大的悲傷和挫折要回溯到初中時草草結束的一段戀情,學業、名氣、接踵而來的機遇……蝴蝶振翅之後的一切全都超出她的預期,「我的人生一直非常非常幸運,不只是順利,就是全都超越我自己的預期。」她說。

當然,不可避免的,颶風也會摧毀一部分生活。作為辯手,她理性、冷峻,是令對方辯友害怕的對手,但辯手之外,她是個感性而浪漫的人,愛著美好的餐具和本子,要用好看的筆寫出好看的字。她以前的時間表是早上起來讀一些難讀的書,晚上讀一些輕鬆的閒書,飯後練一練字,但這種生活不得不為網紅這份「兼職」讓路,深夜下班還要接受《人物》採訪,她一邊聊天,一邊在筆記本上天馬行空地寫字,那是令她放鬆的方式。

「我非常渴望早一點結束這個局面。」她說。

除了名氣帶來的微小困擾,總體來說,詹青雲處在人生最好的階段,沒有無法回頭的遺憾,也沒有被生活的千頭萬緒捆綁。人生的圖景剛剛展開,她最大的困惑是尚未找到茨威格所說的「人生使命」,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該為什麼而奮鬥。也許是因為這種迷茫,她一直呆在象牙塔裡讀書,在很多年裡迴避找工作這件事。去年她成為一名律師,但那是她一生的使命嗎?她也不確定。

「我一直覺得我沒有長大,我也沒有找到任何一個想起來我覺得能做一輩子的事情,或者我覺得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年紀再大一些,可能我就找到了,或者我就承認了找不到。但現在處在一個你還想要做成很多事情、可是又明白人生能做成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這個階段。」

最終,她關於理想的唯一圖景還是和辯論有關,開一家茶館,三兩好友,坐著或閒談或辯論,慢悠悠地討論一些事情,也許成為一個沙龍,也許成為一個書院。在那些慢悠悠的日子裡,「我希望我成為一個找到了自己這一生到底該為什麼而奮鬥的人。」她說。

以下是她的口述:

原來辯論可以這麼打

人感到孤獨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情感上的孤獨,就是沒人在乎你的感受,一種是智識上的孤獨,就是沒有人在乎你的想法。我覺得辯論至少可以解決第二種孤獨。在辯論的過程當中,你的對手雖然是跟你作對的,但是為了更好地跟你作對,他也不得不聽你的想法(笑)。

最早接觸辯論是在初中,歷史老師讓大家討論楊貴妃是不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因素,我一開始沒怎麼講,但後來越聽越生氣,大部分人比較偏「是」那個立場,覺得楊貴妃是紅顏禍水,我就站起來說楊貴妃就是一個小女人,要不是那個皇帝那麼色,她能怎麼樣呢,就很生氣地罵了那些男生,然後就收到了很熱烈的反響,可能我說話比較有煽動性(笑)

真正參加辯論隊要到港中文念大二的時候,那個時候有進辯論隊的面試嘛,讓大家打一個模擬的比賽,學長學姐就坐在底下聽,邱晨當時是辯論隊的教練,她也坐在底下,她長得特別像小孩,我就以為他是旁聽的路人。打模擬比賽的時候,我們隊有一個人把所有的發言時間都說完了,我就沒說上話,我心想說完了,肯定沒希望,但是邱晨在結束之後又單獨問我問題,我還說這小孩為什麼問我問題(笑),我就進隊以後,別人告訴我說是因為教練單獨問問題,覺得你很不錯,我才知道邱晨是教練。

詹青雲:蝴蝶效應

詹青雲與邱晨 圖/微博@詹青雲國際後援會

一開始打辯論全是挫敗(笑)。 當時我普通話說得不好,還帶一點貴州口音,就被人笑話。我還記得第一場比賽,我打四辯,題目已經不記得了,當時我舉了一個例子,就說女博士這個概念怎麼怎麼樣,後來那個評委就說,四辯表現還不錯,但是中間突然講了一個姓呂的博士的故事,我們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當時把我氣壞了(笑)。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有上進心的人,一開始參加辯論隊是因為到處比賽,就可以到處旅遊。那一年的狀態就是一個比賽如果持續十天,我們常常第二天就已經被淘汰了,剩下的八天都在旅遊(笑)。

大三去美國交換了一年,回來發現我這些朋友還在打辯論,我就去找他們玩,又打了一個比賽,當時遇到了非常厲害的對手,是臺灣政治大學的劉彥理。從他身上我覺得受到了很多啟發,突然覺得辯論是可以討論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來的。

那一次是討論辛亥革命,題目是「武昌起義在武昌這座城市爆發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對陣的是臺灣政治大學和武漢大學,臺灣政治大學的立場是偶然,武漢大學是必然。

整個前半場雙方就是正常地打辯論賽,拼歷史知識,武大說武漢思想很新、有新軍隊、經濟發達等等,爆發革命是必然,然後對方說思想新、有軍隊、經濟發達的地方還有很多啊,為什麼偏偏是武昌呢?就是偶然嘛。劉彥理最後站起來,他說,其實我們都不是歷史學者,我們都只是普通的大學生,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都一定有必然的成分跟偶然因素,所以沒有必要這樣去討論。我們討論這道題目最重要的意義是,把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當做必然或偶然,對於我們將來的人生選擇有什麼樣的影響,如果你把所有的改變都看作是歷史的必然的話,就沒有人會為改變而奮鬥,歷史雖然給人機會,這個機會也是非常容易錯過的,如果當時不是有那樣一批人抓住了這個機會,可能這個民族就要再等很多很多年。哇,我當時就覺得特別地感動,原來辯論可以這麼打,從此以後就有一些態度上的轉變。

後來我自己很認真打辯論的那幾年,我們成績都還挺不錯的,有那麼一兩年總是在拿冠軍,有一段時間整個人會比較覺得不滿足於平平淡淡的打辯論,就是會想要走一些新奇的路,然後都沒有成功(笑)。

因為辯論,我後來很多非常重要的選擇也全都改變了。我剛剛去香港的時候是學經濟嘛,是走一條比現在更俗的路,這是一個非常香港的選擇。但是我後來在辯論隊有趣的事情做得多了以後,就沒有辦法忍受無聊的事情,所以我就轉去學政治。然後我在辯論隊朋友的推薦下,去考法學院的考試,如果我不是因為有辯論隊的邏輯訓練,我也不覺得我能那麼快就能考到那個考試。

包括《奇葩說》,如果沒有《奇葩說》的話,我會失去我現在生活的一半,就是我在網絡上的身份,和我以那個身份做的所有的事情。比如我在微博上組織了一個讀書會,還有一個知識小站,就是大家討論一些法律問題,給不太有法律知識的人一點幫助,這個是參加這個節目給我的很好的東西,其實我本人並沒有做什麼,但是這個名氣能夠幫助我聚集別人來做事情。

參加《奇葩說》是邱晨邀請龐穎和我去,他就說你們倆來玩兒吧(笑),然後我說不去不去,他說錘死你啊(笑)。因為我當時剛好畢業,有好幾個月無事可做,我預想我應該會很快就被淘汰,當時還想著去非洲旅遊什麼的,也沒有想到會走到那麼後面。

一開始和那些編導聊辯題,我就很後悔去參加這個節目。最開始一期,我選了那個「一夜爆富是不是一件好事」的辯題。當時想講的跟我後來在舞臺上講的那個正能量的雞湯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其實是想講人生一夜爆富之後你又會進入下一個階級,你發現你還是窮人,我是真的感受我身邊的那些親戚朋友在賺得第一桶金以後,迅速又發現自己還是窮人。編導一聽就說這個論點不行,政治上既不正確,又難以被大家接受,他說我描述的那些故事跟普通人過的生活太過遙遠了(笑)。

我那段時間剛剛考完司法考試嘛,是一個非常累的考試,為了放鬆,就去迪士尼玩兒,住在裡面特別貴,但是編導從早到晚叫我去改稿,我寫了一篇稿子他們都不滿意(笑),我覺得他們對我很失望,還找了肖驍和邱晨培訓我,後來我整個人非常不好,沒有自信,不知道自己在臺上該講什麼。

後來到了薇薇姐(馬薇薇)的戰隊就好一點,她是一個撒手不管你的人(笑),她真的是給你一兩個金句或者給你一些啟發,所以我打到後面就打出來一些自信。

我們隊後來挺難的,出了那個化妝間事件嘛,首爾姐(傅首爾)離開了,那個時候我處於觀眾都在說我偷換概念,薇薇姐處於被罵說沒有狀態,飛飛(臧鴻飛)也莫名其妙被罵得不行,紅梅也是輿論一邊倒地不喜歡她,我們隊當時真的就是特別地絕望。

首爾姐退出節目的時候我們就有點放棄了,那時候其實就剩下最後的決賽沒有錄了,我已經在東京工作了,是比賽前半夜才到了北京。我就跟趙英男打電話,我說你們是不是在鏡頭前面稍微給自己打了打氣啊,他說沒有(笑),是一直都是沉默著皺著眉頭,耷著臉,吃著飯(笑),但就是在這個消沉過後莫名地有了一種灑脫的感覺,就是不在乎了,我們突然之間覺得最後想講什麼講什麼,就講自己想講的東西,我們也不指望還能往前走了。其實還是很感激薇薇姐,無論她很高調還是最後很喪的時候,就給我們一種自由吧,就是放手去打的那個狀態。

參加這個節目帶來的改變啊?就是我還蠻震驚這個節目那麼火(笑),我跟我日本同事去中國的餐館,中餐館吃飯,那服務員認識我。我同事驚呆了,他們就回去告訴了全律所的人,說我是一個明星(笑)。

另外我覺得我們又要重新用一種態度去面對辯論,我們說出來的很多話是可能真的影響到別人的,這個節目是有很多很多人在看的,可能有很多人只是把它當做一個娛樂節目,但是也有一些人把它當做嚴肅的討論。

有個觀眾跟我說,聽了你說「我偏要勉強」這句話之後,就什麼都很勉強(笑),但發現不行(笑),他說你這不是毒雞湯麼?我就說天啊,這句話是一句負氣的話,它本來就不是一個給大家的人生建議,它是一個武俠小說裡的話,那個時候作為一個結束語顯得很帥的那種感覺,是一種情緒的表達,然後我就非常的恐慌,有人真地把它當做座右銘,做事的時候follow這個原則。

我打辯論太多了,辯論是我很舒服的一個場合,所以我把它當做一個很自我釋放的地方,但我現在覺得不行(笑),你關起門來自我釋放是可以的,你在一個公共的平臺上還是要負責任。

詹青雲:蝴蝶效應

《奇葩說》賽場上的詹青雲 圖/網絡

到了哈佛這個地方,我人生可以不要問結果了

我小學時念書成績很不好。這個問題你如果採訪我媽,她有特別多的話講。我可能按她的說法就是比較怪吧,但是我覺得應該就是傻而已(笑)。

我在上學之前,在我們很小的那個環境裡是一個小神童一樣的存在(笑),就是因為我特別叨叨嘛,《三國》《水滸》全都能講嘛,記性特別好,四五歲可以講所有這些四大名著的故事。但是一上學,因為成績不好,在老師那裡我就變成了全班最笨的小孩,我本人接受不了這個落差,就是這個世界欺騙了我(笑)。

我媽媽是一個老師嘛,她懂小孩子的心理,一直都是用鼓勵式的教學。她用算命的方法告訴我,我要先要倒黴三年,到四年級就會成為全年級最聰明的小孩(笑)。

我覺得這些鼓勵式教育有的時候真是可以自我實現的,我到四年級可能是開竅了還是怎麼樣,成績就真的變好了。到後來我一直很信這件事,在申請哈佛之前,我還在幻想我有一天申到了哈佛,衣錦還鄉,全家都非常高興的那個狀態,後來就真的申到了(笑)。

當時接到這個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正在錄一個節目,好多小孩我們都住在一塊兒,就天天晚上玩,大家就混熟了。我那個摯友是一個小紅娘,她就專門幫人介紹對象。她就想把我介紹給那個節目組的一個男生,就設了一個局,把那個男生叫到了我們房間,就讓我們倆在那聊天,她自己跑到對門觀察我們。

我和這個男生,就沒什麼話聊,我就一邊看著我郵件,突然看到了哈佛的通知書。這些美國人他們就是那種特別喜歡逗嘛,那個通知書寫的是:

We're not excited but we're thrilled to inform you,就是「我們不激動,我們是萬分激動地告訴你」,然後我看第一句說「we're not excited」,我心就涼了,就覺得他肯定說對不起什麼的,結果又接著看到說「你被錄取了」。我就真的很激動,當時我身邊就只有那個男生,我就問他,我說可不可以擁抱一下,然後我們兩個就擁抱了,那個小紅娘朋友在對面看著我們倆就開始抱起來了,她說,這也太快了吧(笑)。

我有一個好朋友已經比我早一年開始念哈佛法學院了,我就問她需要讀點什麼書,做什麼準備。結果她就說,你現在就應該抓緊時間玩,因為到了法學院以後就再也沒有時間玩了,然後我就玩了四個月。

我本科的時候去美國交換過一年。當時學習特別輕鬆,每一科都拿了滿分,就是因為美國人不太學習,中國人的數學實在是比他們好太多了。在我的世界觀裡面,我覺得美國同學都是很傻的,讀書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非常輕鬆地去了。

但去了哈佛才發現,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樣。我那些同學上課發言,就跟美國總統演講一樣,特別起範兒,又有邏輯,文辭也很優美。所有人讀那麼多書,還能那麼清楚地講出來,我真的是被嚇到了,整個人很受打擊,我已經很多很多年沒有受過那樣的打擊了,就有一種回到小的時候學習很差的那種感覺,放眼望去,所有人都比我學習好(笑)。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是那種真的很優秀的學生,本科唸的是劍橋,在劍橋都是最優秀的那種學生,就是天之驕子。但是他去了MIT念博士,發現大家都和他一樣聰明,或者比他更聰明,他就抑鬱了,後來接觸到很多這樣的案例,包括一個同學自殺,我就覺得,大家都是要邁過去一個檻吧,都是要經歷一個認清自己原來沒有那麼厲害的過程。

我小的時候不停地在轉學,在一個地方變成學習最好,又轉學,到一個另外的城市發現比我厲害的人還有很多。我去香港唸書,身邊好多狀元,都學習特別好,我覺得我在貴州已經很厲害了,可是跟他們一比,又覺得永遠是天外有天,所以我還是能夠接受這個事實。

在哈佛的時候,人生裡真的只有學習,沒有別的東西。一開始都不知道自己一天該睡幾個小時,或者該不該睡覺,我當時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我們倆每天一塊學習,我就特別想跟她說,這個叫坐枯禪。

小的時候,你努力一點,就能在班上排名提高一點。但是到那個時候,只有期末考試嘛,其實也沒有什麼平時成績,所有人都顯得很厲害,沒有辦法從任何獎勵當中獲得力量,就只有自己不停地鼓勵自己,那個真的是很難。

有一天我們快要考試了,我們就走到哈佛法學院那個紅色的磚房子,朋友就說你想一想,過了今天,我們就有十天不用看見這個紅房子了,得多開心啊(笑)。我後來想起來覺得啼笑皆非,那個時候太累了,上課壓力太大了,我們對那個紅房子就是充滿了仇恨,我就覺得小時候那麼嚮往,後來付出那麼多努力,想要來這個地方讀書,跟人介紹我是哈佛的,但其實我們對它充滿了恨。

解壓就靠讀小說吧,讀一些輕鬆的書,看《甄嬛傳》,後來越看越覺得涼薄,只有看郭靖的時候覺得還是一團火。

中間經常會後悔(笑),我之前在香港談戀愛嘛,到了美國就分手了,因為沒有時間談(笑)。我覺得哎呀,我為什麼要在一個最好的年紀,挺好的生活,都不要了,跑來讀這麼一個學位,讓自己受這樣的罪。跟別人介紹說我是哈佛博士,頭銜很光鮮,但別人永遠不會知道你為這個東西付出了多少代價,我真的是為這個東西付出了我的全部啊。

說不上值得不值得,因為說值不值得是後不後悔要這麼選嘛,但是我當時拿到了那個通知書我是不可能選擇不來的,這個誘惑太大了,它的代價是沒有經歷過就不知道的。我自己也接受就是說到了哈佛這個地方,我人生可以不要問結果了,就是別人比我優秀,那是正常的。我能夠跟上他們,就挺了不起了,所以最後還好,就是中不溜秋(笑)。

當時寫微博《哈佛法學院二三事》,寫了一句,過了那樣的一年之後,沒有人再能左右我想過什麼樣的生活。就是我覺得我付出了那麼多,是為了活成我想要的樣子,而不是任何別的人想要的樣子,還有就是,我覺得為那些光鮮的頭銜付出很大的代價以後,最終還是要去過想過的生活。

詹青雲:蝴蝶效應

詹青雲哈佛畢業照 圖/網絡

「無論幹什麼都是高開低走了」

什麼是想過的生活?我理想的生活狀態就是很詩意的、勤勞的狀態,每一天都感覺到自己在進步的那種狀態,然後再給自己一個輕鬆的時間,那時候整個人是最滿足的。我沒有辦法忍受我的時間被虛度,哪怕我抓緊這一個小時來畫畫、寫字都可以,但是整個人要處在一種很積極的在生活的狀態。

另一方面就是我覺得這個生活的狀態必須是很美好的,就是我要有美好的餐具,我要有美好的房子,我要用美好的本子和筆寫字,所有的這些細節都是很舒服的。

詹青雲:蝴蝶效應

圖/微博@阿詹Ganglha—Khandro

我可能小的時候就是讀那些古代小說太多了,天性會比較浪漫。我媽和我很像的,她是一個追求生活很精緻的人嘛,我們不是最富裕的人,但是我們要過得比較美好。我爸爸是一個純理科生,但他性格里有很文科的一面,他不會每天逼著我去背唐詩、三字經什麼的。但是他有時候興之所致,看到窗外花開了,會說我想起一首詩,然後就把它寫給我看,因為他寫字很好看,所以我照他的字練。

他們對我的期待啊,我媽以前有一些很好笑的,她一開始希望我能考上一個國防學校,這樣就不用交學費,後來不知道看哪個電視,又說希望我成為一個大使,這樣可以在各國旅遊,她可以跟著我免費地蹭吃蹭喝,後來覺得當大使太難了,希望我嫁給一個大使(笑)。我爸可能就單純地希望我開心,小時候考試,我爸說你能不能考66,只要能考66,大家就開心,而且這數字很好。他們沒有任何的那種想要覺得我變得很優秀給他們爭氣什麼的。

從哈佛畢業的時候,大家說我們現在就是人生的巔峰啊,接下來無論幹什麼都是高開低走了(笑)。我覺得真的就是長大到這個時候了,開始覺得並不是像小時候想象的那樣,一切都是有可能的。現在覺得能夠做成的事情太少了,能讀完的書太少了,能學完的東西也太少了。

小一點的時候對自己的期望會更高,就是覺得未來還很長,可以實現的東西還有很多,但是現在好像能感覺到,可能一輩子能做到的事情也是非常有限的。

我以前有過一些嘗試嘛,支教什麼的,包括我們在美國的時候做那種義務的去幫別人辯護的這種法律援助,都發現收效甚微,改變不大。

現在我已經沒有那麼想要改變別人了,我現在更能接受每個人的不一樣,但是我還想堅持辯論這件事情,比如說去表達自己的看法,去交流,我不是總說想要去開一個茶館嘛,我覺得那個茶館有一天它可能發展成一個沙龍,一個研討班,一個論壇,甚至是一個小的書院,在這種緩慢的討論當中,能夠實現一些傳遞自己想法的改變。

我覺得自己現在就處在一個又珍貴又迷茫的階段吧,在大學的時候有過很多更偏激的想法,現在會承認那時候蠻幼稚的。我覺得我現在的智識比那個時候有很多的進步,但還保留著像一個年輕人的屬性,還能跟上這個時代的進步。迷茫在於,小時候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會更堅定,是非對錯分的很清晰,但是我現在沒有那麼堅定,覺得還在尋找自己三觀的一個階段。年輕的時候覺得人生的可能性是無限的,什麼都來得及,現在就是又覺得要抓緊時間,又覺得很難入手。

十年二十年之後,我希望我成為一個找到了自己這一生到底該為什麼而奮鬥的人。我可以認真做好三件事五件事,但人生這個決定就是很難啊,怎麼找到一件事,你就覺得,好,我以後就做這件事做一輩子。我希望能做成一些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但是這個真正有意義的事情到底該怎麼做,我還沒有想好。

瞭解《人物》「用高級文字講高級故事」寫作課系列第2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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