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媒介的時代裡，可能沒有人再回去糾結文化人該以什麼姿態走上網絡視頻節目的問題，連那些“死磕”了20、30年的搖滾樂都上了綜藝節目。如果孔子、魯迅活到今天肯定也是要上節目的。
一心想把私下朋友原汁原味的聚會聊天搬上鏡頭前的竇文濤做了很多嘗試，如今他是這一領域的先驅。這類形式的節目內涵深刻，乾貨很多，又輕鬆幽默，悠然自在，沒有傳統文化節目那種條條框框，也沒有那些酸臭的說教意味。但有人仍然對這類節目頗有微詞，他們認為竇文濤的文化類談話節目缺乏嚴肅性，缺少文化氣質，充斥著太多“二手知識”。
對此，竇文濤卻認為今天的現狀就是人們不想自己看書，都希望知識能夠喂到嘴邊，大家希望通過聊天說話的過程中輕鬆的吸取知識，而不是抱著書冷冷的看。
負責任的那些學者可能會告訴你，要去看看原典，別光聽我瞎說，我瞭解到的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和皮毛，但是今天網絡時代中的年輕人習慣於被“二道販子”把知識倒手賣給他們，人們可能被學者的個人魅力所感染，比如說，你就是喜歡聽蔣方舟談談看法，你就是想聽聽馬未都怎麼聊，你就是想了解俞飛鴻、徐靜蕾怎麼看待婚姻這件事。
說起俞飛鴻和徐靜蕾的那兩期節目，其實那也不是書本上可以得到的信息，大家對於她們為什麼不結婚這種事其實已經脫離了文化層面，更多的是帶著一種八卦的心態去聽他們如何辯解的。
並且在俞飛鴻的那期節目中，竇文濤和馮唐你來我往，給俞飛鴻準備了很多尺度很大，又極為尖銳的提問，觀眾們都覺得這實在太不友好了，但是俞飛鴻卻穩坐釣魚臺，將危機一一化解。
許多有人們就是喜歡吃快餐，這是市場選擇，並非是主創人員的本意。
當然他也認為，“二手知識”的生產者一定要負有責任，確保知識的來源都靠譜，並且傳達的價值觀要正確，而接受這些“二手知識”的人也要識貨，自己也要有一定的鑑別能力，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別不信，但也別全信”
談到“竇式”訪談節目，他突出的特點在於它除了事先提出一個主題，其他的完全沒有預案，完全是順著大家各自聊天的方向在走，通常半個多小時的節目一氣呵成，四個人談話必須有觀點碰撞，還必須在原有的主題上升華出更新的主題，在更高層面上去探討話題，中間還不能冷場，最後是一個幾乎不經過任何剪輯的整體節目。
儘管很多人稱竇文濤為談話類的節目中的創始人，認為他國內“圓桌談話”類節目的鼻祖級人物，而他自己卻沒把自己看的那麼高。
有人請他點評一下當下的聊天談話類節目，他謙虛的說道：“我還沒到可以指點行業現狀的高度，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想象一意孤行。”
而對於成功這個詞，竇文濤曾有過自己的理解：“我參加過很多飯局，就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事情，中國人都很愛面子，很怕被人瞧不起”。
在酒桌上互相敬酒可能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酒文化”，當對方舉起一大杯酒，已經喝的五迷三道的你是喝還是不喝？
喝的後果很嚴重，你可能直接鑽到桌子下面去了，可能要被人架著回家，然後趴在馬桶上吐一宿，第二天仍然會處在宿醉的狀態，吃什麼都不香，看什麼都不爽，站起來頭暈，躺下又天旋地轉。
不喝，後果更嚴重，一般在這種場合都是些半生不熟的人，不喝什麼事都來了，可能你們要談的項目直接黃掉了，也可能生意夥伴就此得罪了，中國人對於敬酒這件事是非常看重的，拒絕對方意味著令對方尊嚴掃地，讓對面沒了面子。
王朔曾經說過：“所謂的成功是什麼？不就是掙點錢，然後讓別人知道嗎，我不需要那種東西”。
對於這樣的說法，竇文濤是贊同的：“喜歡在公共場合吹牛的人都是自卑的人，他害怕被別人瞧不起”
自卑的人拼命的想去顯示自己，用華麗的外衣去裝裱自己。而真正的牛人根本不在意別人眼中的自己是什麼樣，他們只做自己，這是一種極度自信的表現，像個隱士一樣去生活。
對於這樣的觀點，竇文濤也曾有過親身經歷，作為國內最著名的主持之一，竇文濤絕對算的上是個大忙人，檔期排的最滿的時候一天坐三、四班飛機都是常有的事。竇文濤形容自己不是個市儈的人，但也有過庸俗的時候，他曾對著電話另一頭喊道：“不是說好安排的是五星級酒店嗎？怎麼改招待所了？”，正說著他走向了衛生間：“你們真應該過來看看，廁所還是蹲坑的！”
談到這次發飆，竇文濤覺得自己有苦難言，可能對方覺得名人耍大牌是正常的情況，那些負責招待的人們可能已經司空見慣，比他牌大，脾氣大的人大有人在，大家早已見怪不怪。
但竇文濤想表達是，他當時的那種狀態就是一種處在崩潰邊緣時的無力感，彷彿自己成為上了弦的機器人，為了滿足金主們的各種要求，他東奔西走，人在那個時候極度的脆弱，希望自己受到重視，受到優待，得到別人關照，就像一個小孩受了委屈大哭大鬧一樣，那是一種內心不夠強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