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唯：北京人。1969年出生。曾任黑豹樂隊主唱，幷包攬了幾乎所有作品的創作。1992年竇唯離開了黑豹樂隊，當時這個樂隊的風頭正勁，他卻決定重新開始。經過了與另一樂隊的短暫合作，他最終選擇了一條孤單的創作之路。出有專輯：《黑夢》、《豔陽天》、《山河水》、《幻聽》等。
苗野：
你是我在車裡採訪的第一個人，為什麼你堅持要在車裡採訪呢？
竇唯：
就是便於交談。
苗野：
你平常愛去哪種地方？
竇唯：
酒吧、飯店、咖啡廳什麼的很少去。這3年裡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後海的一個茶屋度過。就一個人在那兒呆著，什麼也不做。
苗野：
我覺得挺奇怪的。
竇唯：
在別人眼裡應該挺奇怪的。反正就是悠閒，休息唄，俗話說：最苦不過熬清靜。可能是跟年齡有關係，有時候睡得也早，起得也早，但大多數時間是中午起床，下午開始做一些事。現在的生活跟前幾年相比，比較清閒了一些，這種變化肯定是有的，每個人都有大大小小的變化。但我覺得這種清閒是上天賜予我的。
苗野：
做音樂的掙錢夠養家餬口嗎？
竇唯：
這要看你怎麼去制定生活的標準。我的標準是很普通的，我有一輛富康車，除此之外和普通人就沒什麼兩樣了，我現在住的是我的妻子高原的房子，一室一廳，挺小的。現在我還真不太奢望有多麼大的住宅面積，我總覺得從居住觀念來講，應該向日本人學習，他們雖然住得面積很小，但是他們的房間裡都是井井有條，特別的溫馨。雖然說國情不同，但是像這樣的事情我們可以借鑑，以此調節慾望所導致的不平衡。
苗野：
你會做家務嗎？
竇唯：
會，會做飯，但是不常做，有時候應急的話，也能做幾道家常菜。我這個人不挑食，愛吃的也都是最普通的炸醬麵什麼的。另外就是在家打掃衛生，那是我樂此不疲的事兒。我覺得人還是要從事勞動的，大的勞動，社會的勞動沒有的話，就在家務活上去實施。
……
竇唯：
對。我是這麼想的，但別人就會說這個人如何如何低調，就好像這個人故意做出這種低調的樣子，所以這就是一些宣傳所導致的誤會。
90年代，當竇唯是黑豹樂隊的主唱的時候，他們的唱片光是盜版的就有幾百萬張。如果竇唯不是選擇退出的話，只要他繼續早就是千萬富翁了。可他是那種聽從自己的內心世界的人，無論是從他對音樂的選擇還是對妻子的選擇，他都是沒有違背自己。
苗野：
我喜歡聽你許多年以前的那些歌。
竇唯：
聽起來象是在諷刺我，讓我特別緊張，因為我對以前唱的歌都不是百分百地認可，只能是喜歡某個個別的段落，當時在製作上也有差距和不足。
苗野：
你當時唱歌的目的不也是為了讓很多人喜歡你嗎？
竇唯：
現在事後說，以前我的潛意識當中可能會有這種希望，希望別人能夠喜歡我。到後來就幾乎沒了。我現在做的音樂，器樂的成份更多一些，歌曲這種形式現在太亂了，而且大多都是一些蒙人騙人的東西。你說現在的晚輩們，那些孩子們，總是把歌曲等同於音樂，這是誤導。電視節目裡都這麼報道，給我的感覺更像是打著音樂的旗號做一些跟音樂沒關係的事。
苗野：
你一直都這麼平靜地對待名利嗎？
竇唯：
我不是。我也有憤慨的時候，只不過退步一想，也就事不關己了。我儘量找一種順乎天意的、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能說得過去的就可以了。表面上看，別人得到了很多，但我覺得得到的未必是好事。
名利這種東西，我感覺可能更多地會給人造成負面的影響，追功名利可能就被會名利所控制，就像買大房子，表面上看，我們住得更舒服了，別人看起來也很羨慕，但我們全部生活的目的就變成了掙錢交月供，反倒被房子所控制了。它可能會使人發生變化，發生變化之後就會面臨著前途的選擇，有可能會誤入歧途。我更奢望自己能夠追求那些古時的聖人先賢，他們的生活可能非常平淡，他們的一切也不是那麼的光輝燦爛，但是他們有一份從容和自在。
苗野：
可是名利讓你有成就感。
竇唯：
不一定別人說你成功了，你就成功了，對自己應該有一個認識。反正我認為我有成就感，我做到了我想做到的事情，做了音樂。
苗野：
你現在的生活基本上也就是古代隱士、隱者的那種生活。
竇唯：我希望在現代的城市當中，能夠有這樣的條件，只怕你想隱，總會有一些不期望的那種打擾。比如我每天去後海的茶屋坐著，別人都覺得我特奇怪，說：這人幹嘛，就這麼坐著？知道我的和不知道我的，會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但我的新音樂“文王”對我是最大的安慰，我就是在後海坐的時候，才有了這個想法，而且能夠付諸實施，我就覺得我自己沒有白坐，雖然有時覺得在那兒坐著是在虛度時光。
苗野：
你在1991年左右特火，到現在這樣子，在別人看來，竇唯跟那個時候不一樣了，不再那麼有激情了，卻有了一點頹廢。
竇唯：
這是從激情轉向冷靜。至於頹廢，我承認我有這樣的因素，我覺得頹廢是環境帶給我的一種情緒，因為環境當中的大大小小事兒吧。而冷靜是選擇我自己的方式。
苗野：
你有孤獨的感覺嗎？
竇唯：
有，有時候很強烈，感覺找不到能夠呼應自己的人。但是做音樂人好像還不至於太難受，因為畢竟還有一個自己的樂隊。
苗野：
做音樂能讓你過上比你現在的生活好的，更體面的生活嗎？
竇唯：
如果它要是良性操作的話，應該是可以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們也完全可以從當中獲取利益。只不過現在對我來說，環境不是那樣，現在的這種方式我沒法接受。可能是我還做得不夠。
苗野：
在我採訪過的人中，好幾個說話都結巴，比如姜文，鄧偉，崔健原來也結巴。你說話結巴也挺重的，這是怎麼回事？
竇唯：
純粹是跟人學的。小的時候，看到一個人這麼說話覺得特有意思，就學，結果改不回來了，導致現在這樣子。
竇唯這些年越來越胖，長得越來越像列寧了。
他很少參加搖滾圈裡的聚會，他只跟朋友聚會，他過的是小眾的生活，而不是大眾的。跟朋友在一起的時候竇唯的笑容顯得特別燦爛，但是他通常都沉默寡言，只是點頭微笑。他不善言辭，可身邊卻聚集了一群特能侃的人，就像崔健特瘦，可身邊卻聚集了一群胖子一樣。
苗野：
就你現在的這種人生觀來看，誰對你的影響最大呢？
竇唯：
我父親。是他把我領進音樂這個門，領上這條路，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他給我打的基礎。他就是普通的工人，但他酷愛音樂，“文革”的時候他就在文藝宣傳隊吹笛子。我從小的時候就跟他學吹笛子。
苗野：
他那個時候就希望你搞專業嗎？
竇唯：
對。但就音樂來講，其實沒有專業跟業餘之分，主要看你喜不喜歡，另外看你有沒有這個天賦，如果有著兩個條件的話，每個人都可以做音樂。
苗野：
以你這種淡泊和思考的性格，所以你在搖滾圈還是挺邊緣的。
竇唯：
這些年來我也一直在尋思搖滾和我身在其中的感覺。今天這是我第一次對外界說：做搖滾是一條歪路。搖滾似乎跟音樂沒有什麼關係，更多的是一種所謂思想也好，左道旁門也好，怎麼說呢，反正就是名利。你說這裡面有幾個人是真正做音樂的？但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在這個圈子裡，我是音樂至上的人，我是做純粹音樂的人。
但是我很尷尬，我現在做的音樂人們聽不到，沒有一個良性和正當的途徑來使它傳播，於是就讓我懷疑到這個圈子，懷疑周圍的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
苗野：
你的音樂不能夠正當的傳播的原因是什麼？
竇唯：
可能跟策略有關係，我不是很擅長謀劃策略的，策劃又是跟經濟掛鉤的。
苗野：
是你的音樂沒有運作好，是嗎？
竇唯：
是，但也不完全是。我想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說我所做的音樂人們不認可，不認可的原因可能是由於長期的教育形成的思維定式；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現在人們更希望聽到那種歡樂、積極向上的音樂，而我的東西相對來講挺多灰色的。
苗野：
你對圈裡面的很多東西都牴觸，但你需要合作，需要炒作，需要很多關係。
竇唯：
我不是不顧忌這些，我是尋求更合理的合作，這些話題說起來挺絕望的。我們希望現在的音樂圈是一種良性的運作循環，但是現實不是這樣，現實是一些扭曲的，變形的，甚至是惡性的發展。我做的音樂有它的道理，但跟他們所謂的路線不配，而他們的路線就是我所不恥的那種路線。
苗野：
媚俗？
竇唯：
他們還達不到媚俗的份上，根本就是沒有在點兒上。
苗野：
搖滾應該是獨立思考和獨立表達的形式。
竇唯：
我對它還沒有更清楚的認識，但就現在的印象而言，我比較厭惡、厭煩。拭目以待吧，以後時間會確定它的形象。
苗野：
你這幾年很少露面，但是清閒的同時，也意味著做的事情少了，難道沒有一種失落感嗎？
竇唯：
我倒沒有覺得做的事情少，我做了我該做的。這幾年在後海呆著的時候，我就覺得是一種休息，不過我會有一種不安的感覺，總想再去找點事情來做，但是轉念一想，還是隨意而為吧。好多年以來我都沒有參加過任何演出了，是我有意迴避，但是我一直在出新的唱片。只不過現在我做完之後，人們聽不到，得不到發行，得不到正確的途徑去傳播。我有我的方式，我的方式，就是“不一定”。我把我現在正在做的音樂風格稱為“不一定”。“不一定”就是，我們的演出形式是完全即興的，完全沒有編排的成份。沒有人唱，就是樂隊的幾個人因為每次的情緒和環境的不同，所要表達的東西每次都是一樣。我在樂隊中充當的是一個鼓手。
苗野：
像這樣的演出做過嗎？
竇唯：
2001年在西安做過。之後，我們在深圳的一個露天的廣場演出過，用這種方式演了兩場，第一場面對的是將近1萬的觀眾，第二天面對是幾百個。
苗野：
為什麼第二天變成幾百了呢？
竇唯：
觀眾對我們這種演出形式不太感興趣，或者說沒有認識吧，因為他們一直看到的是所謂的演唱會——一種很普遍的演出形式，那種虛假的演唱已經成了他們的觀賞習慣。
（文/苗野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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