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漢儒學大師、哲學家、思想家。《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廣川人也。”

"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漢儒學大師、哲學家、思想家。《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廣川人也。”

​董仲舒德州城遺韻

經楚漢之爭劉邦建立漢朝後,他在繼承秦朝郡縣制的同時,又大封漢室宗親,建立了諸多劉姓王國。當時德州城西的棗強、景縣與今德州城西沒有運河相隔,故這一帶均屬“信都國廣川縣”。即《漢書》中說的“廣川”董子的出生地也。

董仲舒在德州城讀書並講習《公羊春秋》,體悟“公羊學”之精髓,使“公羊學”大宏於世。其“三年不窺園”的學習精神,鼓舞著德州城歷代學子而代代傳承。為紀念儒學大師董仲舒,德州城人在其駐足處築“董子讀書檯”流傳至今,系董仲舒駐足德州城的歷史見證。

《春秋繁露》留後世

《春秋繁露》系中國漢代哲學家董仲舒的政治哲學著作。《春秋》系孔子依據魯史編撰的一部政治史。孔子晚年,他想用著史書之法褒貶歷史,以傳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他採用了較隱晦的方式,即將其思想和觀念口授給弟子們,並沒寫成書卷。孔子死後,弟子們以自己的記憶對其進行了整理,而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春秋》鉅作。

時至漢代,《春秋》有五種版本流傳於世,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春秋、夾氏春秋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見書、左氏藏祕府,只有公羊、穀梁兩種文美義富,其中“公羊傳”只所以能大宏於世,應歸功於董仲舒先生。

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說:“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為《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西漢初期,需要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齊學學者對孔子《春秋》改造的結果,因而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漢景帝時,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為博士。正是董仲舒、胡母生將儒學理論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才得到了漢武帝的欣賞,獲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統治地位。

西漢中期,諸侯王國割據的局面基本得到遏制,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中央集權得到鞏固和加強,出現了經濟繁榮和政治大一統的局面。為適應統一的中央集權,董仲舒的唯心神學思想便應運而生,他的思想直接反映在《春秋繁露》之中。

《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學,彰顯“春秋大一統”思想,它系以陰陽五行、黃老之學為骨架,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神學理論。他宣揚“性三品”人性論、“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的倫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統循環的歷史觀;

董仲舒的唯心神學體系包括“三綱”“五常”“三統”“三正”“性三品”等。他認為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實質上是絕對不變的。所謂的“性三品”,即聖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則可善可惡,性善聖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之性則可以教化,逐漸變善,至於小人則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聖人的統治。總之,此書反映了作者的哲學思想體系,這種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學說的思想體系,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與影響。

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蕃露》是董仲舒講《春秋》諸篇中的一篇。“蕃”與“繁”古字相通,《史記》說“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種裝飾,綴玉而下垂。賈公彥在《周禮·春官大司樂》中說:“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認為《春秋繁露》是對《春秋》大義的引申和發揮。

現存的《春秋繁露》有十七卷八十二篇。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計臺刻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

"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漢儒學大師、哲學家、思想家。《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廣川人也。”

​董仲舒德州城遺韻

經楚漢之爭劉邦建立漢朝後,他在繼承秦朝郡縣制的同時,又大封漢室宗親,建立了諸多劉姓王國。當時德州城西的棗強、景縣與今德州城西沒有運河相隔,故這一帶均屬“信都國廣川縣”。即《漢書》中說的“廣川”董子的出生地也。

董仲舒在德州城讀書並講習《公羊春秋》,體悟“公羊學”之精髓,使“公羊學”大宏於世。其“三年不窺園”的學習精神,鼓舞著德州城歷代學子而代代傳承。為紀念儒學大師董仲舒,德州城人在其駐足處築“董子讀書檯”流傳至今,系董仲舒駐足德州城的歷史見證。

《春秋繁露》留後世

《春秋繁露》系中國漢代哲學家董仲舒的政治哲學著作。《春秋》系孔子依據魯史編撰的一部政治史。孔子晚年,他想用著史書之法褒貶歷史,以傳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他採用了較隱晦的方式,即將其思想和觀念口授給弟子們,並沒寫成書卷。孔子死後,弟子們以自己的記憶對其進行了整理,而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春秋》鉅作。

時至漢代,《春秋》有五種版本流傳於世,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春秋、夾氏春秋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見書、左氏藏祕府,只有公羊、穀梁兩種文美義富,其中“公羊傳”只所以能大宏於世,應歸功於董仲舒先生。

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說:“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為《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西漢初期,需要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齊學學者對孔子《春秋》改造的結果,因而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漢景帝時,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為博士。正是董仲舒、胡母生將儒學理論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才得到了漢武帝的欣賞,獲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統治地位。

西漢中期,諸侯王國割據的局面基本得到遏制,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中央集權得到鞏固和加強,出現了經濟繁榮和政治大一統的局面。為適應統一的中央集權,董仲舒的唯心神學思想便應運而生,他的思想直接反映在《春秋繁露》之中。

《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學,彰顯“春秋大一統”思想,它系以陰陽五行、黃老之學為骨架,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神學理論。他宣揚“性三品”人性論、“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的倫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統循環的歷史觀;

董仲舒的唯心神學體系包括“三綱”“五常”“三統”“三正”“性三品”等。他認為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實質上是絕對不變的。所謂的“性三品”,即聖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則可善可惡,性善聖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之性則可以教化,逐漸變善,至於小人則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聖人的統治。總之,此書反映了作者的哲學思想體系,這種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學說的思想體系,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與影響。

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蕃露》是董仲舒講《春秋》諸篇中的一篇。“蕃”與“繁”古字相通,《史記》說“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種裝飾,綴玉而下垂。賈公彥在《周禮·春官大司樂》中說:“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認為《春秋繁露》是對《春秋》大義的引申和發揮。

現存的《春秋繁露》有十七卷八十二篇。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計臺刻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

​董仲舒德州城遺韻

《天人三策》獻漢王

董仲舒生在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這時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思想文化寬舒、人民安居樂業。漢武帝重視文人賢士,他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徵集圖書,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圖書館。史稱該圖書館“書積如丘山”。很多因秦始皇焚書而祕藏起來的典籍再現於世;很多儒學之士走出了山林。董仲舒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因精通《春秋》而被漢景帝封為“博士”走上仕途的。

我國古代“博士”之職始於戰國,秦始皇曾設博士七十人,他們學識淵博掌通古今。秦始皇焚書坑儒時都逃難隱居了,故秦朝的博士系清一色的阿諛奉承之徒。

漢興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故儒生紛紛歸漢。但漢高祖時,由於干戈戰事儒沒大興。後“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再加之“竇太后又好黃老”④,他們很難得到重用。

故董仲舒在此期間,政治上並無建樹。但他並沒有消極,一方面廣招門徒培養了一批儒學人才。《史記》說董仲舒弟子“以百數”,而且褚大為樑相。史學家司馬遷就曾師從董仲舒。另一方面,董仲舒精心的觀察現實,潛心的研究百家學說,特別是對漢初一直佔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為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的需要,他逐步構建了能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以待為社會效力。

公元前141年漢孝景帝駕崩,景帝繼位後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況。但是由於朝廷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而形成了割據局面;再加之匈奴不斷擾邊,西漢王朝受到了內憂外患的威脅。故西漢的政治改革勢在必行。

漢武帝繼位後,崇儒納賢廣收賢良,董仲舒被舉為賢良,他的維新神學思想有了用武之地。漢武帝連問其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三章的中心議題是天人關係,史稱的《天人三策》。他提出了“天人感應”和“大一統”的思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理論和方法。

採納良策而未重用

一代鴻儒董仲舒論才能,論資歷,都應該受到重用。劉向曾說:“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尹)呂(望)無以加!管(仲)晏(嬰)之屬,霸者之佐,殆不及也。”哪知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漢武帝雖採納了他的建議,但並未重用他。只讓他當了易王劉非的相國,即“江都王相”。同樣是治《春秋》公孫弘“從諛”位至三公,董仲舒“廉直”卻遭冷落。“為人廉直”是做人的風度。可不是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所欣賞的作為,此舉而註定了董仲舒不會被重用下場。

董仲舒到達江都後,他“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他興禮樂,致教化,所作所為,皆以利民安邦為本,江都稱治。《漢書·循吏傳》稱:“孝武之初,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能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元光六年(前129),因匈奴進犯邊疆,江都王劉非上書皇帝請求帶兵抗擊之。觸犯了諸侯王“不得治民,更不得治兵”的朝廷規矩。為此,漢武帝將相國董仲舒降為中大夫。

後董仲舒又因寫《災異論》之書,借天人感應大談時政得失而暗指朝政。不料被人上奏給漢武帝。漢武帝見後大怒,以“私為災異書”之罪將董仲舒逮捕入獄。

不久漢武帝將其赦免,恢復了中大夫之職。後又被委任膠西王相,膠西王劉端陰險狠毒,驕橫不端,曾殺了幾個國相,故沒人敢去膠西任職。董仲舒到達膠西后,雖得到了膠西王的“善待”,但他擔心時間久了恐遭不測,於是託病辭官,迴歸家園。

晚年的董仲舒“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可朝廷每有大決策時,漢武帝總是派使者“就其家而問之”。約太初元年(前104)董仲舒辭世,享年75歲左右,葬於京師長安西郊,結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德州城西留古臺

董仲舒早年曾在德州一帶下帷講學,故德州城人為紀念其鴻儒,在其駐足處修了“董子讀書檯”一座。

"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漢儒學大師、哲學家、思想家。《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廣川人也。”

​董仲舒德州城遺韻

經楚漢之爭劉邦建立漢朝後,他在繼承秦朝郡縣制的同時,又大封漢室宗親,建立了諸多劉姓王國。當時德州城西的棗強、景縣與今德州城西沒有運河相隔,故這一帶均屬“信都國廣川縣”。即《漢書》中說的“廣川”董子的出生地也。

董仲舒在德州城讀書並講習《公羊春秋》,體悟“公羊學”之精髓,使“公羊學”大宏於世。其“三年不窺園”的學習精神,鼓舞著德州城歷代學子而代代傳承。為紀念儒學大師董仲舒,德州城人在其駐足處築“董子讀書檯”流傳至今,系董仲舒駐足德州城的歷史見證。

《春秋繁露》留後世

《春秋繁露》系中國漢代哲學家董仲舒的政治哲學著作。《春秋》系孔子依據魯史編撰的一部政治史。孔子晚年,他想用著史書之法褒貶歷史,以傳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為了避免政治迫害,他採用了較隱晦的方式,即將其思想和觀念口授給弟子們,並沒寫成書卷。孔子死後,弟子們以自己的記憶對其進行了整理,而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春秋》鉅作。

時至漢代,《春秋》有五種版本流傳於世,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春秋、夾氏春秋等。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見書、左氏藏祕府,只有公羊、穀梁兩種文美義富,其中“公羊傳”只所以能大宏於世,應歸功於董仲舒先生。

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說:“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為《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西漢初期,需要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齊學學者對孔子《春秋》改造的結果,因而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漢景帝時,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為博士。正是董仲舒、胡母生將儒學理論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才得到了漢武帝的欣賞,獲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統治地位。

西漢中期,諸侯王國割據的局面基本得到遏制,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中央集權得到鞏固和加強,出現了經濟繁榮和政治大一統的局面。為適應統一的中央集權,董仲舒的唯心神學思想便應運而生,他的思想直接反映在《春秋繁露》之中。

《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學,彰顯“春秋大一統”思想,它系以陰陽五行、黃老之學為骨架,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神學理論。他宣揚“性三品”人性論、“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的倫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統循環的歷史觀;

董仲舒的唯心神學體系包括“三綱”“五常”“三統”“三正”“性三品”等。他認為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實質上是絕對不變的。所謂的“性三品”,即聖人生來性善,小人生來性惡,中人之性,則可善可惡,性善聖人則是天生的統治者,中人之性則可以教化,逐漸變善,至於小人則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聖人的統治。總之,此書反映了作者的哲學思想體系,這種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學說的思想體系,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與影響。

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蕃露》是董仲舒講《春秋》諸篇中的一篇。“蕃”與“繁”古字相通,《史記》說“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種裝飾,綴玉而下垂。賈公彥在《周禮·春官大司樂》中說:“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認為《春秋繁露》是對《春秋》大義的引申和發揮。

現存的《春秋繁露》有十七卷八十二篇。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計臺刻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

​董仲舒德州城遺韻

《天人三策》獻漢王

董仲舒生在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這時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思想文化寬舒、人民安居樂業。漢武帝重視文人賢士,他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徵集圖書,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圖書館。史稱該圖書館“書積如丘山”。很多因秦始皇焚書而祕藏起來的典籍再現於世;很多儒學之士走出了山林。董仲舒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因精通《春秋》而被漢景帝封為“博士”走上仕途的。

我國古代“博士”之職始於戰國,秦始皇曾設博士七十人,他們學識淵博掌通古今。秦始皇焚書坑儒時都逃難隱居了,故秦朝的博士系清一色的阿諛奉承之徒。

漢興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故儒生紛紛歸漢。但漢高祖時,由於干戈戰事儒沒大興。後“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再加之“竇太后又好黃老”④,他們很難得到重用。

故董仲舒在此期間,政治上並無建樹。但他並沒有消極,一方面廣招門徒培養了一批儒學人才。《史記》說董仲舒弟子“以百數”,而且褚大為樑相。史學家司馬遷就曾師從董仲舒。另一方面,董仲舒精心的觀察現實,潛心的研究百家學說,特別是對漢初一直佔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為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的需要,他逐步構建了能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以待為社會效力。

公元前141年漢孝景帝駕崩,景帝繼位後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況。但是由於朝廷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而形成了割據局面;再加之匈奴不斷擾邊,西漢王朝受到了內憂外患的威脅。故西漢的政治改革勢在必行。

漢武帝繼位後,崇儒納賢廣收賢良,董仲舒被舉為賢良,他的維新神學思想有了用武之地。漢武帝連問其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三章的中心議題是天人關係,史稱的《天人三策》。他提出了“天人感應”和“大一統”的思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理論和方法。

採納良策而未重用

一代鴻儒董仲舒論才能,論資歷,都應該受到重用。劉向曾說:“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尹)呂(望)無以加!管(仲)晏(嬰)之屬,霸者之佐,殆不及也。”哪知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漢武帝雖採納了他的建議,但並未重用他。只讓他當了易王劉非的相國,即“江都王相”。同樣是治《春秋》公孫弘“從諛”位至三公,董仲舒“廉直”卻遭冷落。“為人廉直”是做人的風度。可不是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所欣賞的作為,此舉而註定了董仲舒不會被重用下場。

董仲舒到達江都後,他“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他興禮樂,致教化,所作所為,皆以利民安邦為本,江都稱治。《漢書·循吏傳》稱:“孝武之初,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能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元光六年(前129),因匈奴進犯邊疆,江都王劉非上書皇帝請求帶兵抗擊之。觸犯了諸侯王“不得治民,更不得治兵”的朝廷規矩。為此,漢武帝將相國董仲舒降為中大夫。

後董仲舒又因寫《災異論》之書,借天人感應大談時政得失而暗指朝政。不料被人上奏給漢武帝。漢武帝見後大怒,以“私為災異書”之罪將董仲舒逮捕入獄。

不久漢武帝將其赦免,恢復了中大夫之職。後又被委任膠西王相,膠西王劉端陰險狠毒,驕橫不端,曾殺了幾個國相,故沒人敢去膠西任職。董仲舒到達膠西后,雖得到了膠西王的“善待”,但他擔心時間久了恐遭不測,於是託病辭官,迴歸家園。

晚年的董仲舒“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可朝廷每有大決策時,漢武帝總是派使者“就其家而問之”。約太初元年(前104)董仲舒辭世,享年75歲左右,葬於京師長安西郊,結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德州城西留古臺

董仲舒早年曾在德州一帶下帷講學,故德州城人為紀念其鴻儒,在其駐足處修了“董子讀書檯”一座。

​董仲舒德州城遺韻

德州城的“董子讀書檯”,始建於何時、由何人所建,暫時查不到可考證的史料。據《德縣誌》記載:明·正統六年(1441)德州知州韋景元,在德州城小西門(廣川門)外回龍壩附近重修文廟時,挖掘出隋代石如玉板、字若琅書的“董子讀書檯”石碑一塊,即在石碑出土處重修了“董子讀書檯”。 每年都要象“祭孔”一樣,按時祭祀董子。

一百七十餘年後,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因“董子讀書檯”年久失修而倒塌,那塊出土的隋代石碑也丟失了。於是,時任德州知州馬明瑞,便在大西門外運河東岸(實為北岸),重建了一座“董子讀書檯”。還在讀書檯旁興建了一座“醇儒書院”,後改名:柳湖書院。院中除珍藏了諸子百家的經典書籍之外,還重點保存了董子的《春秋繁露》及其他著作。

明嘉靖年間,宰相嚴嵩出京沿運河南下,途經德州城時,曾在董子讀書檯上留下了:“董生讀書處,寂寂臨高臺。獨有賢良策,人稱王佑才”的詩句。

董子讀書檯坐北面南、正門朝著運河,總佔地面積約3畝左右。南半部為一院落,有東西廂房各三間,院內古樹參天,濃陰蔽日,肅穆幽靜。中部為“讀書檯”,系臺基高丈五,邊長約為四丈五尺的正方臺基,它有十二步臺階,四周砌有半截青磚花牆。臺上3間正殿,面寬三丈六尺,進深一丈八尺,為磚木結構,灰瓦蓋頂、飛簷翹角,前抱廈系圓棚式前出廈,中間有一半封閉式的防雨門棚,四根硃紅的簷柱頂天立地。

大廳的前後門窗均為木質雕花窗櫺,雕工精細、古樸典雅。殿正面有木質神龕,龕內供奉著硬木牌位,上雕刻“董子讀書檯”五字。正殿兩側各有鍾、鼓樓1座。讀書檯的後身,是一個小院落,貌似個小花園,靠牆的是管理人員的宿舍、倉庫、和客房。

“董子讀書檯”的全部建築物造型古樸雅緻。它門前有京杭運河蜿蜒流過。柳湖岸上,更有奇花異草點綴,是個天然風景旅遊區,也是個攻讀經書的好地方。

清·康熙年間,山東督糧道朱楨在“董子讀書檯”附近修了“醇儒書院”(也稱:柳湖書院)。德州詩人田香城(田雯之弟),在柳湖書院的運河岸邊建了座“數帆亭”。 明清時期,董子臺附近既有祠堂,又有書院,是一片樓臺殿閣,富麗堂皇的旅遊聖地。

明清兩代,京杭大運河裡漕運興旺,德州城四通八達、人文經濟昌盛。故南北來往的欽官巡按、文人墨客、商賈富戶等路過德州城時,都要登臺叩拜董子,並在此遊覽、吟詩作賦,他們在這裡留下了大量的歌詠董子的詩篇。

如清乾隆皇帝寫下了:“天人三策對賢良,已見春秋大義彰。那更高臺演繁露,轉思董子失之詳”詩。清著名詩人王士禎為“數帆亭”寫了:“香茅結宇枕清冷,午夢初回驚遠汀。何以江南秋色好,數帆亭是落帆亭。”的佳句。

董子臺的新生

“董子讀書檯”的遺址,在現天衢路鐵路地道橋東二十米左右的路南。德州城解放初,該遺址已是殘垣斷壁、滿地瓦礫的廢墟了。當時,它在津浦鐵路東約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是一塊六十平米,比路面高出約一米左右的高地。它南面是“舊河海子”,西也是個小海子。東面是一片偌大的溼地,夏季雨水大時此處還會積水,平時在那裡走就有一種柔軟感。

據老人們說:這些地域都是“董子讀書檯”的遺址。1908年,清政府修津浦鐵路時,董子讀書檯雖經歷了近三百年的風雨,可它的主殿和廂房還比較完好,故德國人基本沒有在董子讀書檯的附近取土,古蹟基本保留了原貌。

1940年後,日本人修德石鐵路時,因董子讀書檯正門及前院的建築已倒塌。故日本人就將前院給挖成了溼地和海子,只留下了殘破不堪的主殿和後院,董子讀書檯就面貌全非了。就是這點可憐的遺蹟,還不斷的遭到來自各方的洗劫,搖搖欲墜的大殿很快就倒塌了,有用的物品全部流失了。

到德州城解放時,可憐的“董子讀書檯”,已成瓦礫廢墟堆了。遺址南頭是高出地面約一米半左右的土臺子,它東西長約十五米左右,南邊常年被海子水衝擊,固南北長最多五米,頂部還有點破碎的柱基石和方磚。土臺子的東、西邊沿,還能看到青磚砌的殘破的基礎牆體。北面成了土坡,不時能看到有人來此挖磚或取土。在這個荒涼的廢墟上,丟棄著無數的瓦礫、碎磚,殘損的磚石雕刻的小動物,石碑座、被砸碎的石碑、石塊等。

1958年的夏季,這些散碎的瓦礫、亂石都頂著白色的鹽鹼粉末,土臺子不足一米高了。8月份大鍊鋼鐵運動席捲全國,為響應號召“德州金城街道辦事處”,決定在該遺址上建“煉焦廠”。為了建廠工人們將土堆剷平,將瓦礫、柱基石、石碑等各式各樣的石、磚雕塊,全部丟進舊河海子,較大的盤龍石塊被埋掉。眨眼間“董子讀書檯”的遺址成了“紅旗飄揚、口號震天、濃煙滾滾、熱火朝天”的煉焦廠了。

至此,這座近三百年的“董子讀書檯”就消失了,殘跡也見不到了。

可喜可賀的是,2009年一座更加靚麗的“董子讀書檯”,在了德州經濟開發區裡再次誕生了。董子讀書檯的再次重建,它不僅展現了儒家文化思想,也重塑了德州城的歷史文化形象!

相信在董仲舒學習精神的鼓舞下,一個嶄新的德州城、一群知識淵博的德州人,正迎著朝陽驕傲的屹立在南運河岸邊。

注:

1、劉向,字子政,原名更生,生於漢昭帝元鳳四年(前77年),卒於漢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是楚元王劉交的四世孫。漢宣帝時為諫大夫。漢元帝時任宗正。漢成帝時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尉。較有名的書《諫營昌陵疏》和《戰國策敘錄》,敘事簡約、理論暢達、舒緩平易。

2、明·正統六年(1441)德州知州韋景元修的“董子讀書檯”,起碼是第二個。天衢鐵路地道橋處應為第三個。文革後期,在人民公園內修了座小型的董子讀書檯。現在這座應為第五座,

3、舊河海子:為清朝雍正和乾隆年間運河改道後,留下來的運河故道,德州人稱其為“舊河”海子。

4、黃老:“黃”指上古的黃帝;“老”指春秋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子。“黃老”也稱黃老學說,古代一種思想流派。《史記·孝武本紀》:“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

5、《天人三策》:董仲舒針對漢武帝的徵問,連上三篇策論作答,因首篇專談“天人關係”,故史稱“天人三策”。《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錄在《漢書·董仲舒傳》中。

(原創:馬惠彬)

"

相關推薦

推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