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北京日報
紅軍中的一代名將、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於1937年1月20日在河西走廊壯烈犧牲後，僅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烈士陵園中留下一座紀念碑。儘管他在陵園中是軍職最高的烈士，儘管他的遺物望遠鏡、皮包、手槍仍然陳列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但後來有關長征的書籍卻很少提及這位紅軍名將。他的戰死、他的傳奇經歷也愈來愈給人以撲朔迷離之感。
其實，人們和歷史都不應該遺忘名將、英雄和烈士——董振堂。
1.由“國軍”中將到紅軍軍團長
毛澤東主張不要全上交，寄些給家裡，留一點自己用。而董振堂卻仍堅持全部上交，他說：“革命了，個人的一切都交給了黨，還要錢幹什麼？”
董振堂是河北省新河縣（抗戰時這裡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冀南根據地，曾命名為“振堂縣”）西李家莊人，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後投軍馮玉祥部，由於善戰，短短五年，竟由一名見習排長升為中將——國民革命軍13師師長，後任第30師師長兼洛陽警備司令。蔣、馮、閻中原大戰後，馮玉祥的殘部被蔣介石縮編為第26路軍調至江西寧都圍剿紅軍。董振堂所在師被縮編為25師73旅。
1931年12月14日，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師長高樹勳分別至上海、南昌養病，中共祕密黨員趙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當時他們二人並不是共產黨員）率1萬7千名官兵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隨後全部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組建成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董振堂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副總指揮兼13軍軍長。
董振堂參加紅軍後寫的有關寧都起義的書面材料中說，他認為共產黨才是真心為老百姓謀幸福。可以肯定的是，在舊軍人中他是一位正直的人，在舊軍閥時代的爬上高位的軍官中，不剋扣軍餉者頗為少見，據《軍團長董振堂及其身後事》記載：董振堂任國民黨中將師長時月關餉200多大洋，常送錢給部下，但卻反對買地置房產，給夫人買的衣料也是布的……他起義後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後，立即將僅存的3000多大洋的積蓄交給黨組織。當時的13軍軍政委何長工為慎重起見，將此事上報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毛澤東主張不要全上交，寄些給家裡，留一點自己用。而董振堂卻仍堅持全部上交，他說：“革命了，個人的一切都交給了黨，還要錢幹什麼？”董振堂在紅軍中的威信很高。據《開國大將》一書記載：有一次董的槍不慎走火，他執意要按紀律規定關禁閉，只是由於政委蕭勁光一再反對才作罷。此事使戰士們對他愈加尊重。
董振堂加入紅軍，不僅不要錢，最終連自己的生命也獻給了他為之奮鬥的事業。他在河西高臺臨犧牲前，對僅存的幾十名排以上幹部說：“我們要流盡最後一滴血，與敵人戰鬥到底！”
董振堂自始至終堅持了他的信仰。
2.董振堂之死
實際上，董振堂從城牆上中彈墜下，腿、腰受傷，無法行走，又彈盡，才會舉槍自盡，誓不被俘受辱。既悲壯，又從容。
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經過長征到達甘肅會寧，組成西路軍西渡黃河。在天時、地利、人和均不佔先的困境下，與超出西路軍數倍的馬家軍精銳血戰河西走廊。幾番浴血，元氣大傷。離開永昌後，即以董振堂指揮的紅五軍開始發起進攻高臺。1937年元旦，董振堂率39團、45團及兩個騎兵連、婦女團三營共2000多人攻佔高臺。
不數日，馬家軍前線步騎總指揮馬元海率四個騎兵旅及炮兵、特務、手槍3個團加上3個民團共兩萬多兵力，圍攻高臺縣城。激戰數日後，紅五軍被迫退入城內。15日，馬家軍發起總攻。20日，敵軍突入城內。經過10個小時的慘烈巷戰，2800多名紅軍除個別人被群眾掩護突圍外，均壯烈犧牲。
董振堂當時率30多名幹部戰士堅守東門城牆，亦壯烈戰死。
董振堂之死至今有數種不同的說法。
馬家軍佔領高臺後，匪首馬元海向馬步芳發了一個急電：“高臺匪全部消滅，匪軍長董振堂和政委陳等陣亡。”馬步芳據這個電報上報蔣介石、何應欽和朱紹良（朱當時任甘肅省主席兼甘肅綏靖公署主任）。當時的《青海日報》也據此於一日之內發了三次號外。
電報中未用“擊斃”的字樣而用“陣亡”的中性詞彙，頗耐人尋味。因為據倖存者介紹，董振堂之死有四種情況：一、董振堂從東門城牆跳下後便中彈犧牲；二、董振堂從城牆上跳下後又往前走了幾十米才中彈犧牲；三、董振堂左右開槍，打到最後一顆子彈時左腿負傷遂持槍自盡；四、劉秉榮《西路軍魂》（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記載：董振堂“在東門城牆上與敵激戰，一粒子彈打穿了他的腿，他身子一晃，從城上跌下，又摔傷了腰。他爬起來半跪著，舉起手槍向馬家軍射擊。左手手槍打完了，他右手拿起手槍，將最後一粒子彈，射進了自己的胸膛。”
綜上所述，前兩種說法均難以成立。因為當時軍政委黃超下了死命令：必須死守，如失守以軍紀黨紀論處。董振堂也向部下下了死命令：“誓與高臺共存亡！”他不可能單獨跳牆突圍。“往前走了幾十米”更不符合實際情況，當時馬家軍蜂湧入城，充斥街巷，豈容走幾十米！？第三種說法也難以成立，如在城上負傷，還有戰士，也不影響換槍繼續射擊，不到彈盡依董振堂的性格決不至自戕。惟有第四種說法符合實際，也符合董振堂剛烈堅毅的個性。從馬家軍上報“陣亡”的電報中也可得到印證。因為如馬家軍官兵若擊斃董振堂這樣的高級紅軍將領，必會升遷受到重賞，但實際並無此種情況發生。
實際上，董振堂從城牆上中彈墜下，腿、腰受傷，無法行走，又彈盡，才會舉槍自盡，誓不被俘受辱。既悲壯，又從容。
董振堂犧牲後，被馬家軍騎兵旅長馬彪認出，他慘無人道地割下董振堂的頭顱懸在高臺城門“示眾”，最後又將“首級”運往南京。同被斬首的還有政治部主任楊克明。馬步芳的堂弟馬英，是當年殺害紅軍官兵的劊子手之一，後被人民政府逮捕。1978年8月4日，他在獄中交待：“董振堂的頭是劉呈德送來的，用酒精泡著，我親眼見的。”（見《西路軍魂》第288頁）
董振堂犧牲後，中共中央即在延安寶塔山下舉行追悼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中央又電令高臺縣政府，尋找董振堂遺骸。但經過篦頭般尋覓，終無所獲。
董振堂遺孀賈玉明老人於上世紀80年代在北京逝世後，中組部老幹部局幫助董振堂女兒董光苔前往高臺掃墓。董光苔親自捧回烈士墓下一抔黃土，連同董振堂一生留下惟一的一張照片，與賈玉明的骨灰合葬於河北省新河縣西李家莊村……
3.戰死錯路
“我過去送你的東西（即今天陳列在軍事博物館裡的皮包、手槍、望遠鏡）你都還帶著。以後我們可能還見得上面，也可能見不上面了。要是見不上面，送你的東西就算咱們分別的一個紀念吧。”
董振堂完全可以不死。
董振堂一生打了多少次惡仗、硬仗？每次都安然無恙、化險為夷。
紅五軍團當年在中央蘇區縱橫馳騁，在解贛之圍、攻克漳州、大戰水口等戰役中，大顯威名。繼軍團副總指揮趙博生1933年1月8日在黃獅渡戰役中犧牲、總指揮季振同1936年被誣陷處死（季因欽佩毛澤東被誣為“反革命”於1934年10月長征前夕入獄）之後，董振堂升任軍團長，在長征中擔任斷後重任。為保證中央紅軍的安全，他指揮全軍，幾乎天天與追兵浴血奮戰。在掩護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封鎖線時，他的五軍團半數官兵（34師）犧牲在湘江東岸。在金沙江阻擊號稱“鐵軍”的追兵吳奇偉部，竟激戰9天9夜。在遵義與薛嶽縱隊激戰，殲敵兩師俘獲3千，戰況極為慘烈。在西路軍紅30軍渡河時，董振堂率紅五軍設防支援，遭敵機掃射，戰士傷亡近千人，與他在一起的28歲的副軍長羅南輝當場犧牲，而董振堂依然無恙。
本來，董振堂的紅五軍團是屬於中央紅軍（一方面軍）序列的，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毛兒蓋會議決定兩方面軍混編為左、右路軍，紅五、紅九軍團劃編入左路軍。但由於張國燾居心所致，迫使毛澤東率右路軍中的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致使董振堂所部劃歸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建制，從此開始了悲劇性的歷程。
中央紅軍北上後，董振堂開始受到張國燾的排擠。其實，早在長征路上董振堂就被排斥於遵義會議之外。當時，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所有軍團首長均出席了遵義會議，唯有董振堂是例外。
毛澤東率中央紅軍轉移後，張國燾立即在中阿壩召開營以上幹部大會，除攻擊毛澤東外，還惡意誣衊紅五軍團官兵，引起了紅五軍團廣大官兵的憤慨。董振堂為了大局，壓制下了官兵們的情緒。當董振堂從電臺中得知中央紅軍攻克臘子口，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之後，便向官兵們傳達了。為此遭致張國燾的不滿，以“造謠生事，擾亂軍心”之名沒收了紅五軍團的電臺密碼，使紅五軍團與中央失去聯繫，一時全軍憤懣。這時，朱德形同“被軟禁”，有人建議，搶出總司令，一同北上找毛澤東。董振堂為此找朱德，但朱德以大局出發，勸董團結為重。此時張國燾發現董“不可靠”，開始“改造”紅五軍團，將得力骨幹及僅剩的兩個團調走，架空董振堂，又調走了原政委李卓然，派他的親信黃超接任政委。1936年1月，又將紅五軍團與紅四方面軍33軍改編，改稱紅五軍。7月，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即共同北上，董振堂率紅五軍又第三次穿越草地。三大主力會師後，紅五軍一直作為紅四方面軍的後衛警戒、阻擊。主力部隊會師休整時，紅五軍卻仍然在阻擊戰鬥。部隊未休整，便接到西征命令。據董振堂當年警衛隊長高志中的回憶錄記載，當時董振堂曾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和朱德，董對高說了主要內容：“這封信主要是我覺得不應該渡河西進。甘肅、青海敵人多是騎兵，他們人熟地形熟，我們的部隊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到那邊十有八九要失敗。”“萬一這封信送不到，無論誰活著到陝北，都要把我剛才說的這些話，轉告毛主席、朱總司令，或別的中央首長。告訴中央，就說我們不同意渡河，請中央很快發電報把部隊調回。”
當時董振堂的心情可能極度悲涼，所以高志中臨行時，又對高說：“我過去送你的東西（即今天陳列在軍事博物館裡的皮包、手槍、望遠鏡）你都還帶著。以後我們可能還見得上面，也可能見不上面了。要是見不上面，送你的東西就算咱們分別的一個紀念吧。”據高回憶，當時董振堂的眼圈都紅了（見《軍團長董振堂及其身後事》）。
高志中後來歷盡艱險，將信送交朱德。原準備發電報停止西征。但因電臺被黃超控制，只好又派高志中回去轉達。這一來耽誤了時間。等高志中回到原部隊駐地靖遠縣時，董振堂和紅五軍已被強令渡過黃河7天了……
沒有電臺的惡果更造成了高臺喋血的悲劇。
另外，董振堂率領的紅五軍，雖號稱一個軍，下轄2個師4個團的番號，實際不足4000人，而且每支槍只有5發子彈。
在攻佔高臺後，政委黃超不僅帶走了兩個主力團，還將電臺帶走，致使董振堂無法與西路軍總部聯繫。
當馬家軍向高臺發起總攻時，久經戰陣的董振堂覺得既無電臺，無法求援兵，又孤軍被圍，彈藥將竭，遂決定突圍，以免全軍覆沒。董振堂分派一部分兵力，在敵軍包圍薄弱之北城附近，暗掘地洞，外僅留一層土，以便突圍時捅破。但等洞已挖好正要下令全軍突圍之際，黃超卻派人化裝送來命令，強令“必須死守”。因為政委有最後決定權，董振堂只好放棄突圍計劃，最終全軍犧牲。如果執行突圍計劃，以董振堂之驍勇，未必不能殺出一條生路，起碼不致全軍覆滅。
因為沒有電臺，董振堂無法與上級聯繫求援，白白耽誤了十幾天的寶貴時間。後來，西路軍總部獲得高臺被圍的情報，由徐向前命令派出騎兵師前往支援。但因時間過晚，使敵人有所準備，途中受馬家軍阻擊，師長董彥俊、政委秦賢道以下大部分官兵壯烈陣亡。
葉劍英元帥曾寫詩緬懷董振堂，第一句即為“英雄戰死錯路上”，真正是振聾發聵，令人覺有無窮之弦外音。
高級指揮員被俘後多被斬首，如孫玉清、楊克明、劉培基等。董振堂自戕後，仍被慘無人道砍頭示眾。何其慘烈也！而這正是“戰死錯路”的直接惡果。被馬步芳下令斬首的28歲的被俘紅九軍軍長孫玉清，臨刑前曾慨嘆：“我是行伍出身，從班、排、連、營、團，直至軍長，這種敗仗，我從來沒打過！”何其沉痛也！
4.被提及與被懷念
在西征之前，董振堂認為是失策，他寫信給毛澤東和朱德，要求中央將部隊調回。可惜，毛澤東沒有收到他的信。
董振堂起義後，是毛澤東親自批准了董振堂的入黨申請，而那時毛澤東在黨內的處境是頗為尷尬的。不久，因數萬紅軍在贛州腹背受敵，戰況危急，中央軍委急電毛澤東“暫停休養”赴前線指揮。這時距寧都起義才兩個月，毛澤東大膽起用剛剛改編成紅五軍團留作預備隊之用的1萬7千人的26路軍起義部隊去贛州，果然旗開得勝，紅軍主力解圍。
這一仗大概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後竟每每提及。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曾特別強調：“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中變成紅軍的董振堂，成了堅決革命的同志。”在新保安，當埃德加·斯諾採訪毛澤東時，毛澤東又特別提到了董振堂。在斯諾後來出版的《西行漫記》中有如下一段話：“就在這個月（指1931年12月），發生了寧都大起義，國民黨二十八路有兩萬多人反正，參加了紅軍。他們是由董振堂、趙博生率領的。趙博生後來在江西作戰犧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紅五軍軍長，五軍團就是由寧都起義後過來的部隊建立的。”五軍團後來劃歸四方面軍建制，毛澤東與董振堂失去聯繫，但毛澤東仍時時提起他。如1936年毛澤東致函馮玉祥，商討國共合作問題，又特意提到董振堂：“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諸君，大有進步，堪以告慰。”在董振堂犧牲後，毛澤東在黨中央召開的追悼會上，高度評價：“路遙知馬力，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
董振堂對毛澤東很敬佩。長征中遵義會議召開，董振堂極為興奮，常說：“以後就好了。”他的部下發現，自長征以來，董振堂還是第一次這樣激動和高興。在西征之前，董振堂認為是失策，他寫信給毛澤東和朱德，要求中央將部隊調回。可惜，毛澤東沒有收到他的信。
紅軍的其他戰友也始終在懷念他和關懷其遺屬。董振堂犧牲後，宋任窮、王任重、陳再道曾到河北新河縣董振堂家中探望。1946年，劉伯承、鄧小平將董振堂的堂兄接到邯鄲的解放軍司令部，詳細詢問遺屬情況。隨後派人將流落到安徽的遺孀賈玉明一家接回冀南，後由宋任窮派冀南軍區領導給了房子、幾十畝地及60萬邊幣（當時6萬邊幣可買一頭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臺建立了“董振堂同志紀念碑”和“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面軍第五軍陣亡烈士公墓”，當年董振堂的上級領導、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以元帥的身份題寫了別具一格和飽含激情的碑文：
你們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堅韌不拔自我犧牲和英雄氣概是我軍無上的光榮
1956年11月，葉劍英元帥視察河西走廊來到高臺，仰望懸掛過董振堂烈士頭顱的高臺城樓時，感慨萬千，賦詩一首：“英雄戰死錯路上，今日獨懷董振堂。懸眼城樓驚世換，高臺為你著榮光。”這首詩直到1978年7月19日，才發表於《甘肅日報》，是為“西遊雜詠”中的一首。後收入葉帥惟一出版的詩集《遠望集》中。《遠望集》197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但筆者查閱時發現收入集中的此詩卻有了文字上的變動：“英雄戰死錯路上，令我深懷董振堂。猿鶴沙蟲驚世換，高臺為你著榮光。”（《遠望集》第48頁）“今日獨懷”改成“令我深懷”，“懸眼城樓”改為“猿鶴沙蟲”，查“猿鶴沙蟲”典出自《太平御覽》：“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此處喻董振堂為革命戰死，“深懷”更是道出葉帥殷殷懷念之情。葉、董均畢業於舊式軍校，又都投身於革命，故惺惺相惜，詩吟故人而下筆珍重，反覆斟酌。
1979年8月，當年任紅一軍團第十五師（原少共國際師）政委的肖華上將，也來到高臺弔唁董振堂。這位當年18歲就當了師政委的開國上將，回憶起戰友和兄長（董振堂比他長21歲），不禁涕淚沾襟，也寫了兩首詩：“肅立高臺悼忠魂，猶聞寧都號炮聲。擊案憤起干城將，振國英雄拭雱鋒。”“戰死錯路誌未酬，留取碧血化紅旗。七天七夜一步書，悲壯千古淚沾襟。”
懷念、哀思無窮盡。老戰友們為什麼這樣懷念他？一是因為董振堂是紅軍中的名將，屢立奇功，只惜英年戰死，壯志未酬。二則董振堂一向以善打惡仗、硬仗而聞名，詎料由於上級指揮失誤，“戰死錯路”，英雄遺恨，也使倖存者每每扼腕沾襟。三為董振堂之死慘烈、悲壯，使得老戰友們感懷萬端。董振堂之死，誠如肖華詩云：“悲壯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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