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衣冠南渡誰當先
東晉創立源於“永嘉之亂”後的中原衣冠南渡，談東晉故事少不得要牽扯到西晉。很多人對西晉有這樣的認識：這是一個“三無”王朝，無名將、無名臣、無明君，開國君臣整體素質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差的一屆”。就連西晉名臣何曾在將死之時，面對跪滿塌前的子孫，也說“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
晉武帝、杜預、羊祜、衛瓘、賈充、裴秀、石苞，算上渡江滅吳的王渾、王濬，如果與歷代承平守成的君臣相較，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但放到歷代開國君臣裡，這個開國領導班子著實是不夠看。
但愚以為，要說西晉開國君臣水平低，這我贊成；但對比歷代開國君臣，說西晉是“最差的一屆”，我覺得有些不妥。以晉武帝比漢高宋武，這樣選擇參照物有失偏頗。
這些所謂的西晉開國君臣，名為開國肇基，實是繼體守成。他們不獨個人能力（人格魅力）不能與歷代開國君臣相比，就是客觀政治環境也完全不同。開國者需要做的是推倒重來，現有勢力要麼臣服於我，要麼毀滅於我。現實操作層面則是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打倒一切敵對的勢力。而繼體守文的君主需要面對的基本都是親戚故舊，手心手背，敵我難測，為君之道在於協調關係、保持平衡。
司馬氏自高平陵政變到晉武帝受禪，之間歷經三代四人，而司馬氏又是承襲曹魏的基業，並非自起爐灶，如果從魏武帝官渡之戰後統一北方算起，“統治集團”開建已垂七十餘載。筆者刻意用了“統治集團”這個詞，漢魏晉是不同的王朝政權，但是自從曹操統一北方，改朝換代只是換個代言人罷了，幾個家族地位隨之升降，而北方的社會結構，士族興替仍舊是在一個大的框架裡，從廟堂群臣到用人標準都沒有大的變化。翻看《晉書》，西晉士大夫上書作表議論政事，張口閉口都是“魏武以來”如何如何，“漢末以來”如何如何，東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直言大晉法統承襲漢朝，所謂曹魏，過渡而已（當然，他這樣說有其現實政治用意，不過他能公然拋出這種觀點，至少說明時人或多或少存在這樣的認識）。
可能又有朋友會說，自曹魏篡漢以降，改朝換代多用“禪讓”之名，憑什麼將西晉看作一個特殊存在呢？對此問題，我是這樣考慮的，歷來改朝換代，除了君權易主，整個廟堂的人事結構都會相應發生變化，即使暫時沿用前代重臣，往往也是旋即革除，隨後啟用自己起家的創業班子。但是我們看看西晉初年這些元老重臣，多是曹魏老班底，好比一個公司副總聯合一批股東把董事長趕下臺，仍舊保留原董事長的部分股權。順便說一句，西晉建立之後，司馬氏對曹家之寬厚，在整個中國歷史裡都是僅此一例。曹氏爵位一直延續到了劉宋代晉，老曹家的當家人還在禪位大典上作為群臣之首向劉裕奉上象徵大晉皇權法統的璽冊，冥冥之中豈無天意！
至於說士族與寒門之爭，如陳寅恪先生主張曹氏與司馬氏各自代表低級士族（寒門）與世家大族的利益，這個觀點我並不反對，但是我覺得曹操身處亂世，用人唯才是舉、不拘人品門第，但即使於他而言這也只是權宜之計，並非萬世之法。豪強大族掌控地方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即使在西漢皇權最盛（君主強勢）的時代，也只能是暫時抑制豪強。在科舉制度出現之前，君主專制（即將整個帝國的運轉、地方人事任命權集中在中央，按皇帝個人意志治理國家）是無法在實踐中實現的。因為治國在於用人，在沒有科舉制度的時代，選拔官吏的標準是什麼？誰來負責考選？誰來治民理政？郡察孝廉、州舉茂才，最後選來選去無非是這些世家大族在那交相讚譽，彼此拔擢。
世家大族擁有大量土地（財產），或喜交接賓客、或好讀書學習，這些人掌握了地方的財權、公共話語權，一旦家族中的“玉樹瓊階”位至卿相，則可以將家族影響力擴展到帝國中樞，有機會交結更多的豪門。聯姻把不同的豪族聯繫在一起，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也是為何當時一旦地方大族發動暴動，往往是跨州連郡，即使是平民階層暴動也傾向於名義上推舉一個有名望的士族來當領袖，可以說對世家的推重從來沒有淡出一般士人的視界。更不要說在曹魏隊伍裡潁川荀氏這樣的大族子弟本就佔據一席之地。
到了魏文帝時期，最高統治者有意親近世家大族，寄望於創造一個君臣相得的政治局面，而曹爽所謂亂政，是不是一次政治改革的嘗試，我不做推測，但公認的是曹爽確實提拔了一大批新人，用來取代原先的一些朝中老人，導致高平陵之變時深受魏氏三代大恩的蔣濟，魏文帝託孤重臣陳群之子陳泰等人紛紛站到了太傅司馬懿一邊。如果說這些世受曹魏大恩的名家子弟是出於維護曹魏天下的目的阻止曹爽傾國敗家，而非“門戶私計”，我是無論如何都難以想象的。
這就引發一個問題，曹爽的前車之鑑猶歷歷在目，你司馬家因曹魏失“人心”得天下，現在又將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來治天下呢？答案當然是堅持團結世家大族不動搖，與賢士大夫共治天下咯！明白這點，我們再來看晉武帝的惟語平生常事，就不難理解了。對於一箇中等之材的君主，他儘可能守“本分”：馭下寬仁，包容不同的聲音，在不同勢力之間和稀泥以維持一種平衡。
除了對世家大族加以籠絡，懲亡魏之失，西晉對藩王保持了相當大的依賴，真正地賦予藩王治民統兵的權利，寄希望於他們能為國藩屏。關於西晉的封建制度，我推薦呂思勉先生的《兩晉南北朝史》，其中呂先生論述極詳。
而胡族內遷是漢末曹操時代就已經存在的問題，西晉時江統有一篇很有名的上書《徙戎論》，其主張外遷胡族並加以防範，可惜不以時行。
朝臣的驕奢懈怠、藩王的膨脹野心、胡漢的摩擦矛盾，幾股力量最終最終將西晉撕扯得粉碎。但西晉的動亂並非本書所要談及的，我在本文開頭闡明這一觀點，也是為了後面的講述交代時代背景。
晉惠帝后期，諸王相攻，特別是成都王司馬穎與河間王司馬顒一個佔據鄴城、一個佔據長安，圍繞著帝都洛陽打起了爭奪戰。暴風驟雨已至，地坼天崩恐亦不遠。彼時有識之士多為自存謀劃，有的中高級官員上書自求去南方做官，有的低級官員索性棄官歸家攜老扶幼南遷避難。與其他家族相比，琅琊王氏的佈局可謂深且遠。
琅琊王氏在西晉末年出了兩大名人，一個是名列竹林七賢的王戎。另一個是以清談知名的王衍。琅琊王氏的家族大計就是出於這兩位的籌劃。
王戎，字濬衝，史書上他“幼而穎悟，神采秀徹”，是個很有風姿的神童，長大後“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為人不修邊幅，行事隨性任意，不太持重。
阮籍大王戎二十歲，是王戎父親王渾（不是太原王氏渡江滅吳的那位王渾）的朋友，每次去王渾處所，和王渾三言兩語便說完了事，去王戎房裡“良久然後出”。阮籍對王戎的評價是“清尚”。少年王戎非常露臉的一件事是在他六七歲的時候，於宣武場觀戲，籠中猛獸“虓吼震地”，沒見過這陣勢的洛下貴族爭相逃跑，而年幼的王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據說當時臺上的魏明帝見到童子淡定如斯也感到驚奇。後來陸續發生幾件事讓王戎聲名日隆。先是父親在涼州刺史任上去世後，王戎承襲了父親亭侯的爵位，主持喪禮的王濬衝辭拒父親故吏賻贈數百萬。按當時風俗，一位官員在任上去世，不僅朝廷會根據品級贈與喪葬費用和相應器物，該官僚屬以及親舊故吏往往都會有金錢上的表示，收了固然不為過，不收則能得一個清介的好名聲。由此知名的王戎又趕上了西晉滅吳的渡江之役，不僅軍事上立了功，還舉薦了原吳國的賢士，相當於軍事政治雙豐收。王戎本人不僅進爵縣侯，還獲得了拔擢下士的聲譽。
彼時王戎是個為朝野共稱的青年俊彥，可月盈則虧，他的聲名隨後經歷了一系列打擊，用現在話說就是人設一崩再崩。居母喪不拘禮制飲酒食肉還可以說是追隨天性，不為名教虛禮束縛，那收受地方官賄賂無論如何也是有損清名了。再往後發展到四處兼併土地，自己在家晝夜數錢，獲譏於世也可以說是“自取其辱”。不過貪汙在那個年代更多是一個人品問題而非法律問題，真正影響一個人朝堂聲望的是他的政治態度，而這方面他也聲名狼藉。晉惠帝元康年間，皇后賈南風專權，賈氏與賈母郭氏權傾一時，王戎不僅與賈郭兩家聯姻修好，甚至在賈南風廢太子的事件中不發一言，憑著“苟媚取容”位至司徒。
頗為有意思的是，即使變成了如此守財奴，生死關頭那令人驚歎的定力卻仍舊不改。史書說他在“危難之間......談笑自若，未嘗有怚容”。
據說他仰慕春秋時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捲，無蹇諤之節。看到晉室大廈將傾，他本無意也無力匡扶，加上為人任率，很容易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就個人而言，他固然是聲名狼藉，但也正是他的這種苟合於世的處事態度，將他的大家族送上了時代權力的最頂峰。不過，還有一個人在琅琊王氏崛起之路上起了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王戎的従弟王衍。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盛才美貌，明悟若神”，跟他那位不修威儀的堂兄比起來，這位不僅風神俊朗，還多了幾分端重。他十四歲時在洛陽面見已是位高權重的羊祜，不卑不亢，言辭無屈。晉武帝曾問王戎“夷甫當世誰比？”，王戎答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雖然這種評價難免夾雜私貨，但王戎敢當著皇帝面這樣誇自家兄弟，必然也是有所依憑。
當然，對王夷甫最有名的評價還是來自竹林七賢裡的山濤，面對總角之年的王衍，給出了“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的預言。
王衍不僅長得俊美，皮膚也十分白皙，“每捉玉柄塵尾，與手同色”，善談論、有氣度，長得還極為符合當時人的審美觀，不只是同輩翹楚，還成了眾人仿效的對象，一時之間“矜高浮誕，遂成風俗”。口中雌黃就是時人對他講談義理遇到疑難或者錯誤隨即就能更正的稱讚之詞。
王衍從中央的尚書郎轉到地方做縣令，口不言世事，惟雅詠玄虛，終日清談，不以公務掛懷。按史書的說法，並沒有出現政務廢弛的情況，只能說在一個承平之世，不找事不生事，無為而治也並非難事。他沒勸課農桑、抑制豪強的想法，也沒那個動力。地方官做到了年限，三載考績，方方面面關係擺在那裡，只要不出岔子——世家大族不怨懟，平民百姓不鬧事，升遷自在綢繆之中。
前面說到王戎中年以後特別貪財，王衍則截然不同，王衍的夫人郭氏出身賈南風母族，一脈相承的剛狠，又貪財好貨，王衍對此十分不滿，索性終身不提“錢”字，這也算是我們現代人不能理解的一種執念了。面對平日口不言錢的王衍，其妻也是真有辦法，趁他熟睡，讓奴婢以錢圍床，你不是口不言錢嘛，你手不碰錢，又不對僕人說一個“錢”字，看你怎麼出來！但王夷甫也是有招，醒來一看這場面，對下人來了句“舉阿堵物卻”，把這東西給我搬走，就是不提那個字。這就是阿堵物代指錢財的典故。
那是不是說王夷甫這個人比王戎要忠直守正呢？畢竟這個人自幼不卑不亢，也不貪財，還整日滿口大道理，應該能做個骨鯁之臣吧！後世說儒臣是“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王夷甫是不是能做到這一點呢？這就一言難盡了。
在待人接物方面，比起苟媚取容的王戎，王衍的態度比較飄忽。王衍女兒是愍懷太子妃，聽聞賈南風要廢愍懷太子，王衍嚇得趕緊上表請求讓女兒離婚；可你要說他為人畏媆，在後來八王之亂中齊王冏一度掌權，舉朝敬畏，一個個望塵下拜，而時任中書令的王衍面對齊王只是長揖而已。
我的看法是，王衍是一等一的聰明人，在這樣的亂世，亢直固然是難逃一死，一味退縮也未必有什麼好下場，不得善終反而留個畏縮膽怯的壞名聲。所以，王衍是有選擇地屈服。賈南風是出了名的不講道理，發起狂來六親不認，做事又不計後果；而齊王冏是天家近屬，身份貴重，輔政之初正是用人之際，即使自己行為舉止略顯矜傲，為了收買人心，諒也不會妄加屠戮。王衍這才是真正的“與時舒捲”啊！
在八王之亂後期，王衍也做到了司徒。值東海王司馬越輔政，王衍終於做出了一個與琅琊王氏生死攸關的舉動，他勸司馬越任用親弟弟王澄為荊州刺史，族弟王敦為青州刺史，一個到有江漢之固的湖北去，一個到有負海之險的山東去，荊州離山西河北這些胡人聚居地比較遠，青州人口眾多兵精糧足，與坐鎮洛陽的王衍固然談不上互為犄角，但也是狡兔三窟。
計劃本是極好的，只是計劃終究是人謀，紙上的草圖能否付諸實踐呢？王澄、王敦能否各自扛起一面大旗，挽狂瀾於既倒呢？這就是我們下一篇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