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佳音

今天人們最熟悉的一種古代香藥可能來自一部文學作品。《紅樓夢》中，薛寶釵從小患有熱毒症，需要服用一種叫作冷香丸的藥物，成分是：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花蕊、用雨露霜雪調和，再加入蜂蜜白糖，做成龍眼大丸藥，放入器皿埋入樹根下，發病時用黃柏煎湯送服一丸。這當然經過了曹雪芹的文學加工，也不算真正含有“香料”的藥，但採用了中醫地道的和香香藥製法。古往今來，中醫所用的藥材最主要的原料是植物。從上古時代神農嘗百草，到孫思邈寫《千金方》，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一代代中醫逐漸掌握了各種植物的藥理和毒性，並應用在醫學治療中，外來香料的加入更加完備了傳承至今的中醫古方。

從驅蟲避疫到清新口氣

在屈原生活的戰國時代，人們有佩戴香草的習慣，主要是為了防止南方地區的疫病和蚊蟲，同時也有辟邪的作用。古代的南方山區常有瘴氣，致死者十必有五。當時人們認為，南方森林池沼之間升騰起來的霧氣，會使人生病，導致瘧疾，是傳染病的源頭，使用香草可以驅蚊蟲，清新空氣。雖然現代醫學表明，這些疫病的真正源頭是細菌，但當時人們採取的應對方法卻是正確的，那就是薰焚青蒿。今天，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依然是治療瘧疾的主要成分。

用青蒿治療瘧疾，早在魏晉時期的葛洪就已明確提出。先秦時期，人們用薰焚蕭和艾草的方法治療瘟疫等傳染病，這是早期的香料入藥記載。普通民眾採摘到蘭、蕙、椒、桂用於室內薰香、佩戴，以去除異味疫病。漢代的皇室和貴族階層也將花椒和在泥裡，再均勻塗抹在牆壁上，稱為椒房以祛除汙穢之氣。此後隨著絲綢之路和海上貿易的暢通，外來香料逐漸成為中國醫學專家入藥的選擇。

《周禮》中明確地記載了中國古代先民用各種香草防治和消滅害蟲的史實，先民常常用香草進行衛生防疫的。到了漢代，香草的功能就不單單侷限在如《周禮》中記載的焚燒或是單純的以香味驅蟲，而是根據需要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功能了。

《逸書考》曾記載這樣一件事情：東漢桓帝時，有一名侍中名叫刁存。因為年齡比較大了，有口臭。而侍中這個官職是經常身居君側，常備顧問應對的，口臭是瞞不過皇帝的，於是有一日，恆帝賜了刁存一塊藥物，讓他含到嘴裡。刁存不知這是什麼東西，但是入口後覺得辛辣刺口，他也不敢咀嚼，就以為是自己有了什麼過失，這是皇帝賜死的毒藥，沒有立刻嚥下，下了班急忙回家與家人訣別，家裡人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都很悲傷。此時，他有一位同僚好友，可能是感覺這事有點奇怪——刁存恭謹忠厚，深得皇帝嘉許，怎會突然賜死呢？便讓刁存把“毒藥”吐出來看看。刁存吐出後，聞到一股濃郁的香氣。那名同僚認出來這是一枚雞舌香。

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桓帝的時候，雞舌香已經是一種普遍的香藥了，雖然刁存沒有認出來，但是他還是有同僚能認出來的。後來上朝含雞舌香成了一個制度，應劭的《漢官儀》中說：“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奏事，黃門郎對揖跪受，故稱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雞舌香應該是一種以丁香為主要原料的一種香料，是否經過了加工不得而知。

隨著張騫出使西域，佛教的傳入以及魏晉文化的流通，中國的香藥種類隨著東西方文化和物種的交流越來越豐富。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記載了一種和酒法：“酒一斗，胡椒六十枚，乾薑一分，雞舌香一分，蓽茇六枚，下蓰，絹盛，內酒中一宿，蜜一升和之。”根據中醫學來看，此酒具有溫中下氣的功效，證明了胡椒等外來香藥已經被廣泛使用了。

唐代香料廣泛用於醫療

經過了秦和兩漢的發展，到隋唐時我國的香文化已經基本完備成型了。唐代社會的穩定，人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各種香藥的使用更加普及和流行，而大唐與西域諸國的文化、人口來往日益密切，各種外來香藥在中國也大行其道。

魏晉南北朝時期香料大多用於製作薰香、美容等香品，用於醫療還比較有限。

唐代對香料的醫療作用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絕大多數香料都已成為常用的藥材。唐代的本草類著作中可見到許多前代醫學著作未收錄的香料：唐初期的《唐本草》收錄了龍腦香、安息香、楓香；唐中期的《本草拾遺》有樟腦、益智；唐末五代的《海藥本草》則記載了降真香。

唐代醫書記錄了為數不少的香料醫方。如《千金翼方》記載治療癰疽毒腫的湯劑多達幾十種，其中“連翹五香湯方”是用“連翹、青木香、薰陸香、廖香、沉香、射干、獨活、桑寄生、通草、升麻、丁香、大黃”十二種藥用同水煮，效果極佳。“五香湯”則是用“沉香、丁香、庸香、薰陸香、青木香”和水煮。《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亦有“治癰疽始作，腫赤、掀熱、長甚速方“的湯劑，其中有青木香、紫檀香、磨香。還可以服藥丸消腫，《千金翼方》卷五”五香丸並湯方”，以“丁香、蕾香、零陵香、青木香、甘松香、桂心、白芷、當歸、香附子、檳榔”搗細末和蜜，可治療心痛、腫痛、散毒。

主治小兒雜病的醫方中用到的香料也是品類繁多。如《千金翼方》記載治小兒頭痛、壯熱之方中用了庸香、青木香；《外臺祕要》第三十六卷“劉氏療小兒天行頭痛、壯熱方”有青木香、白檀香。名為“拓湯”的醫方則含有白芷、沉香、青木香，可以治小兒數十種病。又如治邪氣、除鬼魅等症，《外臺祕要》卷十三“五香丸”可以除瘟疫鬼氣、氣脹，即用“青木香、犀角、升麻、羚羊角、黃答、梔子仁、沉香、丁香、薰陸香、鷹香、鬼臼、大黃、芒硝”搗篩和蜜為丸。同卷的“吃力邇丸方”是用沉香、青木香、丁子香、安息香、白檀香、薰陸香、蘇合香、龍腦香等多種香料製成。據稱此方不僅可以治療上述諸病症，還有保健的療效能調和五臟。

香料在唐代醫學中的應用相當廣泛。唐以後的許多醫書都是在唐代醫方的基礎上彙編而成，如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彙集了眾多關於香料藥用價值的資料，其中一些醫方在唐時已有。唐代醫方大量地使用各種外來的香藥，但也是經過使用者思考分析的，並不是拿來就用。

敦煌、吐魯番所出土的醫方文書保留下了一些唐代的醫方，所用的藥物雖然產自印度或者其他西域國家，但使用它們的醫方有很多在印度的醫典中並沒有記載，卻與中醫的醫方書籍中所載一致，而與外來香藥配伍的也大多是中國本土的藥材。唐人以中醫學的思維將其入藥，外來香藥的醫學使用已經被中國本土化了。

《外臺祕要》中的“檳榔散方”便用到了外來香藥蓽茇：檳榔十六分，人蔘六分，茯苓八分，橘皮六分，蓽茇六分。右五味搗篩為散，平晨空腹，取生薑五大兩，合皮搗絞取汁，溫內散方寸匕，攪調頓服之，日一服，漸加至一匕半，若利多減，以微通洩為度。外來香藥的蓽茇和其他常用中藥配伍，組方成藥。

據唐代的博物學家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記載，蓽茇來源於印度的摩伽陀國，外文名為“蓽拔梨”“阿梨訶他”，它“味辛大溫，無毒”。野史記載貞觀年間，唐太宗的氣痢發作了，遍尋良醫名藥都沒有效果，太宗皇帝坐臥寢食不安，當時河東有個姓裴的官員，曾經也得過這個病，於是進獻了一個“黃牛乳煎蓽茇”的方子，太宗皇帝服下後，果然痊癒了

唐代，香藥不僅僅是用在方劑上，還用於藥膳。唐代著名醫家孫思邈在他的《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就記載了用胡椒、蓽茇等香藥加工羊肉和羊內臟以為藥用的方法——這種方法做出來的羊肉或羊內臟主要用來治療五勞七傷或虛損。除了食補，還有人利用香藥的特殊功效將其製成藥丸的。據《開元天寶遺事》載：唐玄宗因為寵愛楊貴妃不理朝政，安祿山為了邀寵，進獻了“情花香”百粒，這些“助情花香”呈紅色，如粳米一樣大小，使用方法是就寢之前含一粒，可增強男性能力。

宋代出現香藥管理機構

因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中外交流更加頻繁，宋代香藥大量進口，甚至設立了專門的香藥管理機構——“香藥榷易院”。宋代的高承在《事物紀原·東西列班·香藥》中記載說：“太平興國中……始議於京師置香藥榷易院，增香藥之直，聽商人市之，命張遜為香藥庫使以主之。此蓋置官之初也。”

宋代十分重視醫藥，據《宋史》記載，從海外來的香藥不少被用作防治疾病。在香藥的治法上，宋代記載了各種療法：直接內服、以酒調下法、嗅香法、配香法、燃香法等。

官方組織人員整理了大量的醫學古籍和許多大型方書。《太平聖惠方》中有大量的方劑中用到了香藥，甚至有些以所入的香藥命名，如乳香丸，沉香散、木香散等。宋代太醫局所屬藥局的成藥處方配本《太平惠民合劑局方》中也有大量以香藥命名的方劑，以蘇合香丸最為著名，有芳香開竅、行氣止痛的功效，可用於中風、中暑、昏迷、心胃氣痛以及各種急性傳染病。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甚至說，蘇合香丸幾乎是當時百姓家中必備藥，預防瘟疫用此藥效果更好。即使在現代，蘇合香丸也能夠提高急重症存活率。

不僅是官方的方書，私人編纂的醫書也經常出現香藥。宋代嚴用和的《濟生方》中的四磨湯，以人蔘、檳榔、沉香、天台烏藥四味入方，可治療七情感傷，上氣喘急、煩悶不食等。當然過量使用芳香藥物也是有害的，香藥大多性燥熱，不加分辨貿然用香也會加重病情。北宋醫家在《小兒藥證直訣》中提醒道：過食辛辣香燥會傷陰。

明代《本草綱目》包羅萬“香”

明代可以說是香料藥用的頂峰時期。本草專著以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為典型代表，養生保健用香的代表作有高濂的《遵生八筆》等。此外《香乘》《證治準繩》《永樂大典·醫藥集》等都對部分香料的藥用效果、藥物炮製做了一些介紹。而明代《萬寶全書》對香料藥用的記載，更加明確體現了明代中後期下層普通百姓對香料藥用的普及性。書中對醫療記載還細分了內科、婦科、兒科、眼科等，以及針對牲畜的治病用香。

李時珍《本草綱目》共載1892種藥物。按性味分，有草部的芳香類、木部的香木類、菜部的葷辛類都為芳香植物。其中草部芳香類有56種，木部香木類有35種，還有動物香料的麝香、靈貓香等。我國16世紀以前的香料盡收其中。李時珍對這些香料的藥用功能做了具體的描述介紹，如艾納香“去惡氣殺蟲主腹冷渴痛，傷寒五洩，心腹注氣，止腸鳴”，“甘鬆，芳香能開脾鬱”等。

除以香料入藥，用以療疾，焚香也是一種療疾法，用以抑制黴菌、驅除穢氣等。從中醫的角度來說，焚香屬外治法中的“氣味療法”，由於所用原料四氣五味的不同，製出的香便有品性各異的功能，或解毒驅蟲，或防腐除黴，或健脾鎮痛。燃燒發出的氣味可以免疫避邪、殺菌消毒、醒神益智、養生保健。《證治準繩》中記載一則焚沉檀治癒異病，《香乘》引用過：“孫兆治一人，滿面黑色，相者斷其死。孫診之曰：非病也，乃因登溷，感非常臭氣而得。治臭無如至香。用沉檀碎劈，焚於爐中，安帳內，以薰之。明日面色漸別，旬日如故。”

有些病症則不適宜焚香，如“痘瘡”病人的闢穢。王肯堂論述道“惟宜燒大黃、蒼朮”而“勿宜燒沉檀、降真、乳香、腦麝”，特別是小兒痘疲期間。明郭子章在《博集稀痘方論》說：“戒燒香菸避穢，痘出之際，有等俗會用雜香柴燒煙避穢。殊不知煙氣滿室，朦朧大人難以當之。小兒焉能受乎！觸傷肺氣，惹兒咳散，反為害也，戒之戒之。”

明代宮廷和民間對藥用香料的消費都很大。景泰六年二月，禮部有奏：“太醫院急缺香料五千一百七十斤，各處催辦未至”，請求內府撥銀鈔在京城藥鋪“兩平收買”。民間香藥更是普遍，如香茸“家家有之，主霍亂”。明代有數次大瘟疫，如永樂六年（1408）“江西建昌、撫州，福建建寧、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香料預防治療瘟疫的功能導致其需求量巨大。彭大翼《山堂肆考》中有焚鷹嘴香能闢疫的記載：“後八年，番禺大疫，審焚（鷹嘴）香，合門獨免。”

香料從被發現的那一刻起就與醫學緊密相連，它的文化屬性和藥用價值並存至今。人們不僅用香料治病，還以各種香料為主材炮製成香藥，研究出很多香方，以增強香料的藥效。中醫對香料的採納和利用，讓我國古代在香藥研究和應用上比西方走得更遠更深入。

（資料參考：《香席》《香文化與中醫香藥》《香科與唐代社會生活》《香料與明代社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