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看起來“陌生” ，我們才更需要懷念

沃爾夫岡·弗蘭克爾，1936年攝於柏林

編者按：3月28日，第二屆國際作曲技術理論專題交流暨弗蘭克爾學術研討會在中國音樂學院舉行。本報今日推送的兩篇文章（另一篇請移步頭條），分別從不同視角為讀者介紹這位改變中國音樂進程、開啟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猶太作曲家。

文 |黃宗權

沃爾夫岡·弗蘭克爾（Wolfgang Fraenkel，1897-1983）有一件不為大多數人所知的軼事。研究在上海的猶太人群體的專家許步曾，曾在《猶太音樂家在上海》（《音樂藝術》，1991年10月號）裡寫到，有一回小提琴家Leonora Valesby（廖玉璣，青主和德國夫人華莉絲之女）要與樂隊協作演奏莫扎特的《G大調第三小提琴協奏曲》，但只有鋼琴伴奏譜，沒有樂隊譜。擔任中提琴手的弗蘭克爾憑著高超的作曲素養和對莫扎特樂曲的理解記憶，即興改編了樂隊譜。事後與莫扎特的原作比對，竟相差無幾。

這一故事，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弗蘭克爾深厚的音樂造詣。除了在上海工部局樂隊演奏中提琴，弗蘭克爾也常常在小提琴聲部缺人時“補缺救場”。不過，弗蘭克爾的許多中國學生——比如，曾經作為鋼琴家的丁善德——都回憶弗蘭克爾“鋼琴彈得極好，拿了總譜就能彈，極為熟練”。（戴鵬海《丁善德音樂年譜長編》，《藝圃》1994年第3期）

儘管弗蘭克爾曾就讀於克林德沃斯-施瓦萬卡（Klindworth-Scharwenka）音樂學院，修習過小提琴、鋼琴，但他在來到上海逃難之前，在柏林的工作是當法官。1930年代的德國，作為猶太人是不幸的。希特勒上臺以後，弗蘭克爾被關進集中營。大難不死被釋放後，他和當時一些幸運的猶太同胞輾轉來到上海，抵達上海的時間大概是1939年的4至5月。

弗蘭克爾在1920年代便曾創作有歌劇和幾首絃樂四重奏。1941年夏天，他以作曲教師的身份，應聘到了上海國立音專(後改名國立音樂院，為上海音樂學院的前身)任教，同時在南京國立音樂院兼課。在教學中，他比較系統地介紹了歐洲的傳統作曲技術理論和對位法、曲式分析、樂隊配器等。

經他在音專上課和通過私人教授而培養的中國學生，有丁善德、李德倫、瞿希賢、段平泰、鄧爾敬、桑桐、周廣仁、黎英海、秦西炫等人。他們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本土成長起來的音樂家中的佼佼者，而又由他們開拓了中國音樂事業的一條新的道路。

弗蘭克爾在上海國立音專任教時，講授的課程有阿諾德·勳伯格的和聲體系與恩斯特·庫爾特的線條對位理論。這是這些當時最新穎的作曲手法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他開拓了學生的眼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桑桐寫作於1947年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夜景》（為小提琴和鋼琴而作）就是在弗蘭克爾的指導下完成的。這首作品和桑桐的另一首名作——鋼琴曲《在那遙遠的地方》一樣，算得上是中國作曲家最早創作的無調性音樂的代表作。

桑桐除了對弗蘭克爾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讚賞有加以外，還表示弗蘭克爾以德奧音樂傳統基礎上的創新精神對其創作觀念、審美趣味產生了深厚影響。（桑桐《紀念弗蘭克爾與許洛士——介紹兩位原我院德國作曲教授》，《音樂藝術》1990年4月號）戴鵬海寫的《丁善德音樂年譜長編》中記錄了丁善德對弗蘭克爾的回憶：“老師教得很好，因此在短短几年內，我學完了全部的作曲課程——和聲、對位、配器、曲式學、作曲。”

弗蘭克爾本人來上海後創作的作品，也體現了比較典型的無調性和十二音特徵。代表作有以唐宋詩歌作為歌詞創作的《三首樂隊歌曲》（Three Orchestral Songs, 1941）和一首器樂曲《三首兩聲部前奏曲》（Three Two-part Preludes，1945），尤其是前者被認為應用了十二音技術寫作。

弗蘭克爾寫了不少音樂理論著述，他曾把在德國撰寫但無法發表的論文《非功用性音樂》帶到上海，並進行了大量修改。尤為令人吃驚的是，弗蘭克爾曾認真地思考過中國音樂的發展問題，在《未來的中國音樂》（1945）一文中，他這樣寫道：“一切必須由中國作曲家自行完成，他們要做的是：首先要汲取西方藝術技術的和感覺的各項內容，然後找尋與現存（古老）中國音樂相結合並無損其特色的方法！”（[德]思想悟子（Christian Utz）:《十二音音樂在上海的誕生——作為作曲家、音樂家和教師的沃爾夫岡·弗蘭克爾》，《音樂藝術》，2004年第4期）——這是何等見地？！即使現在看來，也一點兒不過時。

1947年，弗蘭克爾從上海前往美國，秦西炫曾撰文回憶當時作曲系主任譚小麟和沈知白教授帶著學生們為他送行，學生們紛紛感謝弗蘭克爾為他們打下了良好基礎和為中國音樂事業所作的貢獻。弗蘭克爾當時是一副“是嗎？我有嗎？”的表情。（秦西炫《回憶沃爾夫岡·弗蘭克爾》，《音樂藝術》2001年第一期）

弗蘭克爾到了加州後，為好萊塢電影寫配樂，在洛杉磯指揮樂隊，同時從事音樂創作。他的作品形式多樣，有歌劇、康塔塔、協奏曲、室內樂、聲樂與樂隊曲等。他的作品獲得國際業界公認，獲得過一些作曲的獎項。其中，最成功的是1965年在意大利的米蘭國際比賽中獲得首獎的《交響箴言》（Symphonische Aphorismen,1959）。

上海解放後，中美關係中斷，弗蘭克爾的中國學生從此再也沒能聯繫上他。1983年，85歲的弗蘭克爾卒於洛杉磯一家醫院，結束了顛沛流離的一生，留下了193部作品（其中19部未完成）。

在今天，一些年輕學子們，也許只能從王震亞、段平泰這些八九十歲的老一輩音樂家的回憶中，想起這位在戰火中來到中國，偶然教起音樂的德國友人了。

當然，中國人歷來是不健忘的。中國古代詩人庾信在《週五聲調曲》中就曾說過這樣一句頗具哲理的話：“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我們不會忘記弗蘭克爾為中國音樂事業所作的貢獻，因為他默默的工作，種下了中國音樂創作領域的一批早期種子；更重要的是——只有當看清了我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們才能更好地思考要如何走下去。

這就是今天我們紀念沃爾夫岡·弗蘭克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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