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11日，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發生一起“綁架”事件。被綁的是一位自稱“裡卡多·克萊蒙”（阿道夫·艾希曼）的人，而綁人的則是以色列情報和特殊使命局——“摩薩德”。

二戰結束後，為了正義也為了復仇，摩薩德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追捕納粹在逃戰犯”。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1960年遠赴阿根廷抓捕前納粹高官、被稱為“死刑執行者”的阿道夫·艾希曼。

電影《最終行動》（2018）：再現抓捕艾希曼的場景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統計，共有約9000名納粹分子或合作者“潛逃”南美避難。其中巴西1500-2000人，智利500-1000人，阿根廷則多達5000人！

為什麼是南美？它為何如此受納粹分子鐘愛...

關於答案，大致可用：“前有歡迎、後有追兵，中間有人牽線搭橋”來概括。接下來就一一解釋一番...

當二戰落下帷幕時，那些自知將面臨審判的納粹分子們，開始謀劃自己的“退路”。放眼世界，除了荒無人煙的南極（科幻作品中的納粹逃亡地），真正可供他們容身的只有“南美”（真實的納粹逃亡地）。

一則是因為那裡有大量的德裔居民，便於隱藏自己；另一則是南美國家，特別是胡安·庇隆治下的阿根廷，相當歡迎他們前去。

希特勒潛逃南美也是如今的傳言之一。當年為防止希特勒逃跑，美軍還專門製作了可能的“偽裝照”方便士兵參照

南美的德國情懷

說起南美的德國情懷，是德國對南美經濟、軍事、移民多方面影響的結果。這種“影響”，我們至今仍可在智利軍隊的服裝上看得到影子。而這份交情，時間上甚至早於德國統一。（普魯士和漢薩同盟很早就在這一地區設有領事館）

真正意義上的德國-南美關係始於1871年。當統一的德國走向世界，並苦惱於“陽光下的地盤”已被英法瓜分殆盡時，他們在南美的貿易、投資和移民卻是一派繁榮景象。德國對南美的影響就是這麼開始的...

智利士官學校學員，簡直就是當年德軍的翻版

伴隨科技進步帶來的通信、交通的改善，德國在南美的貿易、投資急速增長。

到1914年，阿根廷是德國在歐洲以外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在智利、祕魯，德國也都擁有采礦特許權。即便到二戰前，德國同阿根廷和巴西間的貿易依舊火熱。

經濟交流加深的同時，還有德國移民規模的迅速擴大。據統計，二戰前南美的德國移民數量已有120萬人的規模，且主要集中在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三國。

1938年，納粹分子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月神公園體育場集會，僅此就有近2萬人

再加上納粹分子在南美也多有活動，甚至滲透到右翼政治聯盟中，影響政府對德國的態度。總之，德國納粹分子在南美有相當的“民意基礎”。

所以，珍珠港事件後，美國號召美洲國家豎起“反軸心國”大旗時，阿根廷和智利是唯二不願同軸心國斷交的。英國學者就指出：阿根廷根本就是想借助歐洲的力量，維持自己的地位，實現領導南美大陸的野心。

直到歐洲戰事還有2-3個月結束時，智利和阿根廷才陸續“宣戰”（實際從未參戰）。與其說他們放下了德國情懷，倒不如說是應付美國，想在戰後撈點好處...

1944年阿根廷同德國斷交的報紙。要不是德國自顧不暇，美國又施加壓力，阿根廷的挺德大旗恐怕還要持續

阿根廷人民歡迎你

不得不提的是，德國在南美的軍事領域也影響頗深。19世紀70年代，智利開始全面學習德國軍制，從軍備、人員組織、軍事戰略到後勤、醫療，甚至是軍裝上無所不包...

智利之後，巴西和阿根廷同樣與德國在軍事上交流密切。1938年，巴西是克虜伯公司的主要海外客戶，佔其出口總額的42%。而阿根廷更是德國顧問遍地走...

眾多軍人中，阿根廷的“胡安·庇隆”可能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位。其本人曾任阿根廷駐意大利武官，對德意法西斯做過研究，也頗為欣賞。在他出任總統之後，對“潛逃”的納粹分子大開方便之門。

胡安·庇隆，曾三度出任阿根廷總統，年輕那會也是非常帥氣

在二戰結束的最初幾年中，庇隆祕密命令外交和情報人員，通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港口建立“逃生通道”，即所謂的“繩梯”。成千上萬的前黨衛隊成員和納粹高官通過這條線路出走南美。

庇隆還特別指示，要“引進人才”——招募那些可以幫助阿根廷提高軍事和科技水平的德國人。結果逃到阿根廷的德國人中有才的不少，騙子也很多。比如說羅納德·李希特，以“核計劃”忽悠了庇隆1500萬美金，價值約合2019年的1.42億美元。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李希特和他的實驗室

當然，南美招攬的納粹分子不只限於德國人，還有其他國家的，如法國人。

根據《真實的敖德薩：將納粹走私到庇隆的阿根廷》的作者所說：1946年，阿根廷庇隆政府通過紅衣主教“安東尼奧·卡吉亞諾”向歐洲教會發去消息，表明南美願意接受那些可能會遭到起訴的“納粹合作者”（法奸）。

當年春天，持有國際紅十字會簽發的護照，並加蓋阿根廷旅遊簽字的法國戰犯們，開始橫渡大西洋前往南美。

安東尼奧·卡吉亞諾：他很好的利用宗教身份，為庇隆做了回線人。當然這麼做的不止他一個

來自梵蒂岡的無形推手

關於梵蒂岡（天主教會）的推手，他們本意是想“援助”一下東歐各國的天主教難民，卻在無意之間幫助了很多納粹分子逃亡。

就如同《美國隊長》中九頭蛇滲入到“神盾局”內部一樣，天主教會中也不乏納粹的支持者、希特勒的崇拜者。包括阿洛伊斯·胡達爾主教在內的一些神職人員，為納粹分子提供假的身份證件，幫助他們獲取紅十字會的護照逃亡南美。

開篇我們提到的“阿道夫·艾希曼”，他的阿根廷簽證和偽造的護照申請，都是在胡達爾的幫助下由熱那亞方濟各會修士提供的，由此他才能以裡卡多·克萊蒙的身份前往阿根廷。而絕大多數“潛逃”南美的納粹分子，用的都是同樣的路數...

阿洛伊斯·胡達爾，嘴裡喊的是上帝，心裡唸的是元首

美國的骯髒交易

戰後，美國政府顯然對這種“出逃”行為有所察覺，並擔心納粹分子逃亡南美會帶來新的安全威脅。所以也試圖讓各國壓制德裔機構、關閉移民通道，但並沒有成功。

跟重要的是美國私底下還玩了一手“骯髒的交易”。例如，戰爭結束後，美國反情報部隊就招募了里昂的蓋世太保頭目克勞斯·巴比（里昂屠夫），以協助對抗蘇聯。他被偷運到玻利維亞繼續著祕密工作，並指導軍政府如何折磨和審問對手。

同樣的“骯髒交易”還有731部隊，石井四郎以“提供資料”為條件 ，使美國無視了731部隊有關人員的戰爭責任

老年的克勞斯·巴比：切·格瓦拉之死就與他有關，1983年他被引渡回法國判處終身監禁，最後死在獄中

最後不得不說，近萬名“潛逃”南美的納粹分子中，最終歸案的艾希曼、巴比等人只在少數。相當多納粹分子如創造了“移動毒氣室”的沃爾夫·勞付、奧斯維辛的“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里加屠夫”埃加德羅施曼等從未被繩之以法。

阿道夫·艾希曼（受審者），1962年被以色列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