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包產到戶”觀點的最早提出者

鄧子恢,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卓越的農民運動和農村工作專家。他一生經歷了辛亥革命以來風雲變幻的漫長歲月,不僅是歷次偉大社會變革的目擊者和參加者,而且是許多重要歷史時期某一地區以至於全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人之一。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包產到戶”觀點的最早提出者

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

農村包圍城市,是中國革命取得偉大成功的重要路線圖,新中國的政權也是一步步在農村根據地進行實踐探索,進而不斷完善成熟,發展壯大起來的。談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業和農村工作,熟悉我黨歷史的人一定就會想起鄧子恢同志。

與農業和農村結緣

“父親生於1896年,當時家道中落,祖父家靠作郎中維持一家人生計。在我父親13歲左右時,我祖母病死,卻因埋葬地點的風水問題跟大姓家族起了衝突,由於沒有錢打點衙門輸了官司,祖父只得連夜出走。祖父離家後,全家斷了經濟來源,生活情況就變得更加糟糕,家裡靠典當生活。因為家裡沒有什麼貴重的物品,當鋪對父親一家也是冷眼相看。種種困苦對青少年時代的父親影響很大,從此在父親心裡埋下了為改變社會不公而投身革命的種子。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刻苦學習,博覽群書。”鄧子恢之子鄧淮生在接受《祖國》記者採訪中回憶道。

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包產到戶”觀點的最早提出者

鄧子恢之子鄧淮生接受《祖國》記者採訪。 宋志嬌 攝

1911年,鄧子恢考入龍巖省立一中。在校期間,他參加各種活動,學習各種新思想新學問,包括共產主義學說、無政府主義學說、資產階級天演論等等。這一期間,鄧子恢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6年中學畢業之後,鄧子恢以300名競選者中排名第一的好成績,公派日本留學。

在鄧子恢留學兩年後的1918年,日本逼迫北洋政府簽訂21條賣國條約,他毅然參加了反對“21條”的留學生學潮,後失敗,加之當時學費不夠,又染上肺病,鄧子恢便停止了留學學業,回到中國,繼續尋找救國救民之路。

鄧淮生接著說:“1919年,父親投奔在江西做農貿生意的親戚,在那裡當上了賬房先生,在江西一呆就是10年,從此與農業和農村結緣。在這10年中,他對中國農村社會底層農民生活的困苦感觸頗深,他經常看到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農民,感受到貧富懸殊等社會不公現象,就越來越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黑暗的舊社會。”

加入共產黨,開展土地改革

1921年春,鄧子恢與進步青年在龍巖白土桐岡書院組織奇山書社,創辦《巖聲》月刊,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當時這本刊物在福建、廣東、江西和東南亞地區有一定影響,很多青年看了這些書之後都深受啟發加入了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得到消息的鄧子恢就積極尋找機會加入共產黨。鄧淮生介紹:“1921年,父親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不知道什麼原因,一直沒有等到回信。由於當時共產黨活動並不公開,父親也無法與其他黨組織取得聯繫。1925年,為了尋找共產黨,父親加入了國民黨(因為當時正處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第二年,父親做生意去了贛州,恰好碰到共產黨人在街頭演講,並認識了時任贛南黨組織書記、總工會主席的陳贊鏞。經陳贊鏞介紹,父親於當年順利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鄧子恢入黨後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爆發了,陳贊鏞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鄧子恢也遭到通緝。鄧淮生說:“當時,父親根本沒有被反革命的血雨腥風嚇到,他響應號召,領導了江西省崇義縣的起義,推翻了縣政府,3天后,起義失敗。1927年冬,父親回到龍巖任中共龍巖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3月4日,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福建臨時省委決議,參與領導龍巖後田暴動,建立了閩西第一支農民游擊隊,開始了創建閩西蘇區的鬥爭。這期間,父親主要在農村辦農會,搞農運宣傳。父親這時認識到,農民受的苦不是天生的,而是由於社會的不公、人壓迫人的制度以及政府的腐敗造成的。”

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包產到戶”觀點的最早提出者

1938年3月,鄧子恢調新四軍軍部任政治部副主任。

這一時期,我黨的工作重點已由原來的城市轉向農村。基於多年來對農村情況的瞭解,鄧子恢認為,要想農民支持共產黨,就必須要進行土地改革。因此,鄧子恢在領導1928年夏季暴動之後立即開展了土地改革,在龍巖得到了老百姓的極大支持和歡迎。鄧淮生講道:“1929年,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井岡山紅四軍,尋找新的革命根據地,於是便來到了閩西長汀。我父親得到省委通知後連夜趕往長汀,可到了長汀,朱毛大軍卻離開長汀去了贛南。隨後,我父親便把閩西的革命鬥爭形式的情況寫了一份報告派人送到朱毛手中,朱毛看到了報告之後,決定再次進閩西,第二次解放了龍巖城,把當地國民黨軍隊打散了,建立了閩西革命根據地,之後,毛澤東又率部回到贛南,這樣,贛南和閩西連成了一片。”

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包產到戶”觀點的最早提出者

1941年峽,鄧子恢和新四軍四師戰士們

“中國農民的統帥是毛主席,我是毛主席的助手”

毛澤東曾說,我黨中對中國農村工作最為了解的同志,一個是鄧子恢,一個是王觀瀾。“從1929年6月到12月底,總共半年多時間裡,毛主席一直在閩西與我父親一起搞調查研究,調研當地農村工作,總結紅四軍的鬥爭狀況。後來毛澤東領導下的根據地工作以及軍事鬥爭工作當中,有很多都是在閩西地區調查研究之後總結學習得來的。毛主席和我父親在對待中國農民的問題上觀點一致。”鄧淮生說。

在中國革命的各個階段開展的地方土改、農民武裝、革命根據地建設以及革命時期的經濟活動等方面,鄧子恢都有很多建樹。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農業和農村工作面臨了新的形勢和任務:一是新政權的鞏固;二是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三是要能滿足生活的需求增長和提高。

1950年之後,中國全面推行土地改革,鄧子恢對此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因此他胸有成竹。當時全國分為六大戰略行政區:東北、華東、華北、西南、西北、中南地區。鄧子恢時任中共中南局第二書記,後任代理第一書記,全面負責中南局工作。這一期間,整個中南地區的土地改革工作做得都很好。1953年朝鮮戰爭基本結束,國民經濟開始恢復,中央決定取消六大戰略行政區。其中五大戰略行政區的中央局書記回到北京工作,史稱“五馬進京”。當時,中南局代理第一書記鄧子恢也在“五馬進京”之列。到京後,鄧子恢就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

毛主席笑著說:“讓子恢同志來當中國農民的統帥。”鄧子恢回答說:“中國農民的統帥還是毛主席,我是毛主席的助手。”

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包產到戶”觀點的最早提出者

1956年,鄧子恢(右二)陪同毛澤東接見福建龍巖革命老人張龍地。

最早提出“包產到戶”

1954年9月,鄧子恢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林業、水利、氣象、供銷和信用合作等部門。在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實事求是地提出要“從小農經濟的現狀出發”,也就是從中國農村貧窮落後的現狀出發,堅定不移地實行黨中央確定的自願互利、穩步前進的發展方針。在隨後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左”的偏差時,他提出了一系列調整經營體制的意見,主張建立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日後包產到戶的生產方式,對我國農業和農村工作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也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發端。

鄧淮生回憶說:“由於中國的農村比較落後,所以父親認為人民公社化進程不能太快,應當分階段分步驟進行,逐步在農村推進合作社制度。他深知中國農民生活很困難,對自己的田地非常在意,現在要讓他們把田交上去,家裡的牲畜、農具也變成公社的公產,很多農民心裡很難想得通。另外,農業合作社制度的建立,需要得到各種合理的工作績效制度和分配機制的支撐,而當時這方面制度機制還遠遠沒有得到完善,不少地區還出現了農民為此退社的事情。因此,父親當時堅持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化不能夠急於求成。”

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包產到戶”觀點的最早提出者

1963年1月,鄧子恢與朱老總視察海南華僑農場。

鄧淮生接著說:“針對當時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父親提出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個好辦法,可以調動積極性,解決分配難問題、出工不出力問題和勞動積極性的問題。皖東一帶,在父親的思想帶動下,有農民自發幹起包產到戶。”

有人說,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的壯舉,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改革的實踐率先在農村搞起來。因為只有農民富了改革開放才有基礎,只有解決佔全國大多數人口農民的生計問題,使農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改革開放的步伐才能更穩健。從這點上講,當年小崗村包產到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而包產到戶觀點最早的提出者,正是鄧子恢。

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包產到戶”觀點的最早提出者

工作中的鄧子恢

去世九年後恢復名譽

1965年1月,鄧子恢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分管計委財經工作。此外,他還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七、八、九屆中央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子恢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嚴重迫害,但他處逆境卻不消沉,處困境而思奮進,始終顧全大局,堅持原則,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

1972年12月10日,由於政治上長期受迫害和歧視,鄧子恢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轉發國家農委黨組《關於為鄧子恢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其中指出“鄧子恢是我黨領導農民運動的卓越領導者,在農村工作方面有過巨大貢獻。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作成績是顯著的。過去黨內對他和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復名譽。”

“父親的教誨令我們一生受用”

回憶和父親相處的日子,鄧淮生有很多感懷。他的言傳身教對子女們的成長進步產生了重要影響。

“父親一直對我們很關心,很照顧,並不嚴厲,但他卻要求我們一定要學好文化知識。他常說,文化水平能夠決定革命水平,一個人一定要有文化,現在你們從小開始讀書,將來要做個對黨對人民有用的人。”鄧淮生回憶說:“父親還常常勉勵我們要自立於社會,不要依靠別人,要靠自己的本事在社會上生存,要團結同志,要有群眾觀點,還要搞好自己的身體,不能弱不經風……父親的教誨令我們一生受用不已。”

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包產到戶”觀點的最早提出者

1968年夏,鄧子恢、陳蘭送女兒鄧小漣(右四)去北大荒支邊時合影

退休以後,鄧淮生開始有時間對父親、對中國的革命進行更多的研究,他說:“我們有責任對老一輩革命家的光輝思想、事蹟以及中國革命的歷史進行全面深入的整理和研究,要讓更多的人清楚新中國的革命為什麼會成功,新中國是怎麼來的 ,革命勝利付出了怎樣的代價,犧牲了多少人。現在許多年輕一代的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中國革命,這是不對的。因為如果不知道這些,就不會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就容易在今後人生道路上誤入歧途;不知道這些,就不會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對世界對社會上紛繁蕪雜的種種問題不能有正確的認識,會導致種種的迷茫和誤判。

他還說,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最終奪取全國革命勝利,就是時刻代表人民,為人民謀利益,有了人民的支持,革命才走向成功。現在,我們的黨也絕對不能脫離群眾。當前一些黨員幹部的腐敗問題令百姓深惡痛絕,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脫離群眾的問題,關係到黨執政的地位,因此,腐敗問題必須得到根治。此外,黨員幹部還應時刻關心百姓冷暖,不折不扣為人民幸福去奮鬥,真正做到與人民群眾心連心了,才能保證黨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祖國》記者楊晨 宋志嬌)

相關推薦

推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