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二戰的電影很多，涉及納粹的電影也很多，然而其中有這樣一部並非以戰爭為主體的電影，卻完整地剖析了納粹思想產生的全過程。
這樣一部電影竟然來自德國，它的名字叫做：《浪潮》。
講述二戰的電影很多，涉及納粹的電影也很多，然而其中有這樣一部並非以戰爭為主體的電影，卻完整地剖析了納粹思想產生的全過程。
這樣一部電影竟然來自德國，它的名字叫做：《浪潮》。
《浪潮》是怎樣的一部電影呢？
「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
這裡引用福柯的名言並不準確，想說的是，雖然《浪潮》以1967年Ron Jones的教學實驗為藍本而改編，探究的起點也同樣是“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如何在現實中成為可能”。
然而，電影《浪潮》並非教學實驗“第三浪”的紀錄片式復刻（該事件的紀錄片由Ron Jones的學生Philip Carr Neel於2011年拍成，名為《Lesson Plan: The Story of the Third Wave》），而是摻雜糅合了當代德國社會思潮以及導演丹尼斯·甘塞爾個人的政治理念的“舊瓶裝新酒”式作品。
同時為了使這個貌似荒誕的劇本讓人信服，影片輕說教重刻畫，通過對師生日常化言行的細緻描述，來強調最終匯流成河掀起了軒然大波的個體心理的微妙動態。
實際上，《浪潮》對Ron Jones 的體驗教學方式予以批判和否定。
如，在課程漸入“佳境”、賴訥自我感覺良好、“學生變化很大”之時，影片卻通過賴訥妻子之口，痛批其“享受課堂上學生崇拜的矚目”、“利用受學生歡迎操控他們”，“是私心作怪”，“最近變成了一個混蛋”。
而電影的結局與現實大相徑庭，極端偏激的學生蒂姆接受不了組織建立於謊言之上而必須解散的事實，傷人、自殺。
整段結尾伴隨著賴訥因驚愕而急促的呼吸聲，陷入恍惚的賴訥在學生們不解、厭惡、鄙夷和悲痛的眼光中被押上警車。
這宣告了學生對“老師”的信任的破產：本應引導呵護學生成長的老師竟然成為了將學生拉入自我毀滅深淵的罪魁禍首，無疑是不能被主流社會所原諒的。
講述二戰的電影很多，涉及納粹的電影也很多，然而其中有這樣一部並非以戰爭為主體的電影，卻完整地剖析了納粹思想產生的全過程。
這樣一部電影竟然來自德國，它的名字叫做：《浪潮》。
《浪潮》是怎樣的一部電影呢？
「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
這裡引用福柯的名言並不準確，想說的是，雖然《浪潮》以1967年Ron Jones的教學實驗為藍本而改編，探究的起點也同樣是“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如何在現實中成為可能”。
然而，電影《浪潮》並非教學實驗“第三浪”的紀錄片式復刻（該事件的紀錄片由Ron Jones的學生Philip Carr Neel於2011年拍成，名為《Lesson Plan: The Story of the Third Wave》），而是摻雜糅合了當代德國社會思潮以及導演丹尼斯·甘塞爾個人的政治理念的“舊瓶裝新酒”式作品。
同時為了使這個貌似荒誕的劇本讓人信服，影片輕說教重刻畫，通過對師生日常化言行的細緻描述，來強調最終匯流成河掀起了軒然大波的個體心理的微妙動態。
實際上，《浪潮》對Ron Jones 的體驗教學方式予以批判和否定。
如，在課程漸入“佳境”、賴訥自我感覺良好、“學生變化很大”之時，影片卻通過賴訥妻子之口，痛批其“享受課堂上學生崇拜的矚目”、“利用受學生歡迎操控他們”，“是私心作怪”，“最近變成了一個混蛋”。
而電影的結局與現實大相徑庭，極端偏激的學生蒂姆接受不了組織建立於謊言之上而必須解散的事實，傷人、自殺。
整段結尾伴隨著賴訥因驚愕而急促的呼吸聲，陷入恍惚的賴訥在學生們不解、厭惡、鄙夷和悲痛的眼光中被押上警車。
這宣告了學生對“老師”的信任的破產：本應引導呵護學生成長的老師竟然成為了將學生拉入自我毀滅深淵的罪魁禍首，無疑是不能被主流社會所原諒的。
其實在現實中，1967年加利福尼亞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歷史課的同學們遭遇的類似經歷，在他們人生中也同樣是不光彩的一筆。
當Ron Jones 最終將自己的“騙局”揭開，給狂熱的學生狠狠澆了一盆冷水後，被捲入其中的學生們霎時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容易被戲弄和操控，併為自己因空洞卻煽動的理想宣言而狂熱感到羞愧。
若干年後，當Ron Jones的學生Philip Carr Neel 拍攝關於這段故事的紀錄片時，大部分當年的當事人都承認不願意提起此事。、
Ron Jones 激進而自負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成為他的小白鼠受他擺佈，在被動束縛並承受精神強壓的環境下去經歷、體驗、“學習”，這種濫用教師職權的行徑，是《浪潮》所批判的標靶。
除此之外，導演甘塞爾還借賴訥前後矛盾、自我攻訐的政治言論，表達了對德國新左翼思想的質疑和諷刺。
影片一開始，賴訥在嘈雜的朋克音樂中飈車出場，隨後在跟教學主任協商課程時，他表達了對“無政府主義”一課的強烈興趣，他聲稱自己才是“在柏林讀大學”、“參加五一遊行”（德國傳統的左翼遊行日）、“在克羅伊茨貝格待了5年”的人。（克羅伊茨貝格是柏林朋克搖滾運動以及德國另類文化的發源地，以高比例的移民而著稱，具有繁榮的多元文化，同時也具有高失業率和低收入的特徵）。
而在片子最後，賴訥用一番典型的新左翼風格演講，激起學生們對全球化環境下社會不公貧富分化的聯想，空泛無據卻極富煽動性，最終又在鬧劇落幕時進行了全盤的自我否定：“我們都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比其他人優秀”，“我們傷害了他們”“我們做的過火了”。這種自我顛覆的言論，不僅僅是一種揶揄，更是一種警惕。
講述二戰的電影很多，涉及納粹的電影也很多，然而其中有這樣一部並非以戰爭為主體的電影，卻完整地剖析了納粹思想產生的全過程。
這樣一部電影竟然來自德國，它的名字叫做：《浪潮》。
《浪潮》是怎樣的一部電影呢？
「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
這裡引用福柯的名言並不準確，想說的是，雖然《浪潮》以1967年Ron Jones的教學實驗為藍本而改編，探究的起點也同樣是“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如何在現實中成為可能”。
然而，電影《浪潮》並非教學實驗“第三浪”的紀錄片式復刻（該事件的紀錄片由Ron Jones的學生Philip Carr Neel於2011年拍成，名為《Lesson Plan: The Story of the Third Wave》），而是摻雜糅合了當代德國社會思潮以及導演丹尼斯·甘塞爾個人的政治理念的“舊瓶裝新酒”式作品。
同時為了使這個貌似荒誕的劇本讓人信服，影片輕說教重刻畫，通過對師生日常化言行的細緻描述，來強調最終匯流成河掀起了軒然大波的個體心理的微妙動態。
實際上，《浪潮》對Ron Jones 的體驗教學方式予以批判和否定。
如，在課程漸入“佳境”、賴訥自我感覺良好、“學生變化很大”之時，影片卻通過賴訥妻子之口，痛批其“享受課堂上學生崇拜的矚目”、“利用受學生歡迎操控他們”，“是私心作怪”，“最近變成了一個混蛋”。
而電影的結局與現實大相徑庭，極端偏激的學生蒂姆接受不了組織建立於謊言之上而必須解散的事實，傷人、自殺。
整段結尾伴隨著賴訥因驚愕而急促的呼吸聲，陷入恍惚的賴訥在學生們不解、厭惡、鄙夷和悲痛的眼光中被押上警車。
這宣告了學生對“老師”的信任的破產：本應引導呵護學生成長的老師竟然成為了將學生拉入自我毀滅深淵的罪魁禍首，無疑是不能被主流社會所原諒的。
其實在現實中，1967年加利福尼亞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歷史課的同學們遭遇的類似經歷，在他們人生中也同樣是不光彩的一筆。
當Ron Jones 最終將自己的“騙局”揭開，給狂熱的學生狠狠澆了一盆冷水後，被捲入其中的學生們霎時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容易被戲弄和操控，併為自己因空洞卻煽動的理想宣言而狂熱感到羞愧。
若干年後，當Ron Jones的學生Philip Carr Neel 拍攝關於這段故事的紀錄片時，大部分當年的當事人都承認不願意提起此事。、
Ron Jones 激進而自負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成為他的小白鼠受他擺佈，在被動束縛並承受精神強壓的環境下去經歷、體驗、“學習”，這種濫用教師職權的行徑，是《浪潮》所批判的標靶。
除此之外，導演甘塞爾還借賴訥前後矛盾、自我攻訐的政治言論，表達了對德國新左翼思想的質疑和諷刺。
影片一開始，賴訥在嘈雜的朋克音樂中飈車出場，隨後在跟教學主任協商課程時，他表達了對“無政府主義”一課的強烈興趣，他聲稱自己才是“在柏林讀大學”、“參加五一遊行”（德國傳統的左翼遊行日）、“在克羅伊茨貝格待了5年”的人。（克羅伊茨貝格是柏林朋克搖滾運動以及德國另類文化的發源地，以高比例的移民而著稱，具有繁榮的多元文化，同時也具有高失業率和低收入的特徵）。
而在片子最後，賴訥用一番典型的新左翼風格演講，激起學生們對全球化環境下社會不公貧富分化的聯想，空泛無據卻極富煽動性，最終又在鬧劇落幕時進行了全盤的自我否定：“我們都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比其他人優秀”，“我們傷害了他們”“我們做的過火了”。這種自我顛覆的言論，不僅僅是一種揶揄，更是一種警惕。
而最有意思的是，本片蘊含了強烈的女性主義。
整部電影中，除了被動、軟弱、容易受人擺佈的莉薩以外，幾乎所有出現的女性，都顯示了獨立、冷靜、理性、睿智的特質，與自私、固執、蠻不講理、容易頭腦發熱的男性角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第一節課就開始直到退課前一直對“文格爾老師”發出質疑的莫娜，告訴女主角卡羅爾“你弟弟應該發現自己的底線”的媽媽，以及賴訥那善解人意、溫柔體貼卻又明白事理、堅持原則的妻子，都展現了新時代女性自立自主，勇於擔當的知性形象。
更別提水球比賽前後，卡羅爾冒險打印傳單，揭露真相抵制“浪潮”運動的勇敢行動——無疑是在影射和致敬納粹時期“白玫瑰反抗運動”中散發傳單時被蓋世太保逮捕而遭無情殺害、後被德國女性雜誌Brigitte評選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的女英雄蘇菲·索爾。
而集中反映男性愚蠢和野蠻的，是賴訥和妻子、馬爾科與卡羅爾的兩段爭執。
在妻子批評自己享受學生崇拜、利用受學生歡迎操控他們後，自卑又自大的賴訥竟將妻子的善意批評理解成“妒忌”，並惡語相向、人身攻擊，嘲諷妻子上課前要吃鎮靜藥。
同樣，水球比賽鬧劇後，馬爾科找到卡羅爾，認為卡羅爾破壞了他們的團結——“體育館第一次那麼滿座”“就是看不得我受歡迎”——同樣將卡羅爾面對強大的“浪潮”努力發聲的獨立抵抗行為理解為對他個人的“妒忌”情緒。如此一來，本片中，男性之於女性顯得那麼愚不可及——幸好，還不至於死不悔改。
此外，本片多次出現、強調象徵母性/女性的意象：水。
如賴訥多次在寧靜流淌的河中游泳，演講前夕馬爾科淋著雨前來勸說賴訥。而馬爾科在水球比賽中獨自沉入水底，在沉寂的冰藍色的水中閉上眼睛聆聽水的聲音的場景特寫，彷彿告訴人們：在男性亢奮、焦躁、熾熱而失去理智的社會表達和社會行動中，理性而冷靜、睿智的女性是如何像冰水一般澆滅他們的狂熱，一次次勸說他們回到現實、回到客觀、回到對自己內心的審視，讓波濤駭浪的“浪潮”迴歸平靜。
講述二戰的電影很多，涉及納粹的電影也很多，然而其中有這樣一部並非以戰爭為主體的電影，卻完整地剖析了納粹思想產生的全過程。
這樣一部電影竟然來自德國，它的名字叫做：《浪潮》。
《浪潮》是怎樣的一部電影呢？
「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
這裡引用福柯的名言並不準確，想說的是，雖然《浪潮》以1967年Ron Jones的教學實驗為藍本而改編，探究的起點也同樣是“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如何在現實中成為可能”。
然而，電影《浪潮》並非教學實驗“第三浪”的紀錄片式復刻（該事件的紀錄片由Ron Jones的學生Philip Carr Neel於2011年拍成，名為《Lesson Plan: The Story of the Third Wave》），而是摻雜糅合了當代德國社會思潮以及導演丹尼斯·甘塞爾個人的政治理念的“舊瓶裝新酒”式作品。
同時為了使這個貌似荒誕的劇本讓人信服，影片輕說教重刻畫，通過對師生日常化言行的細緻描述，來強調最終匯流成河掀起了軒然大波的個體心理的微妙動態。
實際上，《浪潮》對Ron Jones 的體驗教學方式予以批判和否定。
如，在課程漸入“佳境”、賴訥自我感覺良好、“學生變化很大”之時，影片卻通過賴訥妻子之口，痛批其“享受課堂上學生崇拜的矚目”、“利用受學生歡迎操控他們”，“是私心作怪”，“最近變成了一個混蛋”。
而電影的結局與現實大相徑庭，極端偏激的學生蒂姆接受不了組織建立於謊言之上而必須解散的事實，傷人、自殺。
整段結尾伴隨著賴訥因驚愕而急促的呼吸聲，陷入恍惚的賴訥在學生們不解、厭惡、鄙夷和悲痛的眼光中被押上警車。
這宣告了學生對“老師”的信任的破產：本應引導呵護學生成長的老師竟然成為了將學生拉入自我毀滅深淵的罪魁禍首，無疑是不能被主流社會所原諒的。
其實在現實中，1967年加利福尼亞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歷史課的同學們遭遇的類似經歷，在他們人生中也同樣是不光彩的一筆。
當Ron Jones 最終將自己的“騙局”揭開，給狂熱的學生狠狠澆了一盆冷水後，被捲入其中的學生們霎時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容易被戲弄和操控，併為自己因空洞卻煽動的理想宣言而狂熱感到羞愧。
若干年後，當Ron Jones的學生Philip Carr Neel 拍攝關於這段故事的紀錄片時，大部分當年的當事人都承認不願意提起此事。、
Ron Jones 激進而自負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成為他的小白鼠受他擺佈，在被動束縛並承受精神強壓的環境下去經歷、體驗、“學習”，這種濫用教師職權的行徑，是《浪潮》所批判的標靶。
除此之外，導演甘塞爾還借賴訥前後矛盾、自我攻訐的政治言論，表達了對德國新左翼思想的質疑和諷刺。
影片一開始，賴訥在嘈雜的朋克音樂中飈車出場，隨後在跟教學主任協商課程時，他表達了對“無政府主義”一課的強烈興趣，他聲稱自己才是“在柏林讀大學”、“參加五一遊行”（德國傳統的左翼遊行日）、“在克羅伊茨貝格待了5年”的人。（克羅伊茨貝格是柏林朋克搖滾運動以及德國另類文化的發源地，以高比例的移民而著稱，具有繁榮的多元文化，同時也具有高失業率和低收入的特徵）。
而在片子最後，賴訥用一番典型的新左翼風格演講，激起學生們對全球化環境下社會不公貧富分化的聯想，空泛無據卻極富煽動性，最終又在鬧劇落幕時進行了全盤的自我否定：“我們都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比其他人優秀”，“我們傷害了他們”“我們做的過火了”。這種自我顛覆的言論，不僅僅是一種揶揄，更是一種警惕。
而最有意思的是，本片蘊含了強烈的女性主義。
整部電影中，除了被動、軟弱、容易受人擺佈的莉薩以外，幾乎所有出現的女性，都顯示了獨立、冷靜、理性、睿智的特質，與自私、固執、蠻不講理、容易頭腦發熱的男性角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第一節課就開始直到退課前一直對“文格爾老師”發出質疑的莫娜，告訴女主角卡羅爾“你弟弟應該發現自己的底線”的媽媽，以及賴訥那善解人意、溫柔體貼卻又明白事理、堅持原則的妻子，都展現了新時代女性自立自主，勇於擔當的知性形象。
更別提水球比賽前後，卡羅爾冒險打印傳單，揭露真相抵制“浪潮”運動的勇敢行動——無疑是在影射和致敬納粹時期“白玫瑰反抗運動”中散發傳單時被蓋世太保逮捕而遭無情殺害、後被德國女性雜誌Brigitte評選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的女英雄蘇菲·索爾。
而集中反映男性愚蠢和野蠻的，是賴訥和妻子、馬爾科與卡羅爾的兩段爭執。
在妻子批評自己享受學生崇拜、利用受學生歡迎操控他們後，自卑又自大的賴訥竟將妻子的善意批評理解成“妒忌”，並惡語相向、人身攻擊，嘲諷妻子上課前要吃鎮靜藥。
同樣，水球比賽鬧劇後，馬爾科找到卡羅爾，認為卡羅爾破壞了他們的團結——“體育館第一次那麼滿座”“就是看不得我受歡迎”——同樣將卡羅爾面對強大的“浪潮”努力發聲的獨立抵抗行為理解為對他個人的“妒忌”情緒。如此一來，本片中，男性之於女性顯得那麼愚不可及——幸好，還不至於死不悔改。
此外，本片多次出現、強調象徵母性/女性的意象：水。
如賴訥多次在寧靜流淌的河中游泳，演講前夕馬爾科淋著雨前來勸說賴訥。而馬爾科在水球比賽中獨自沉入水底，在沉寂的冰藍色的水中閉上眼睛聆聽水的聲音的場景特寫，彷彿告訴人們：在男性亢奮、焦躁、熾熱而失去理智的社會表達和社會行動中，理性而冷靜、睿智的女性是如何像冰水一般澆滅他們的狂熱，一次次勸說他們回到現實、回到客觀、回到對自己內心的審視，讓波濤駭浪的“浪潮”迴歸平靜。
「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行動鑄造力量」
回到電影本身，回顧一下賴訥的“洗腦”過程。在“洗腦”前，電影交代了學生所處的心理背景，簡單來說就是缺乏時代精神，娛樂至死（Google最多的是“希爾頓”），缺乏理想追求，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目標，因而缺乏歸屬感和力量感。進展不順、一盆散沙的話劇社、水球隊便是例證。
隨後，賴訥接管了這些學生的靈魂建設工程，用他強有力的話語權和靈活的教育語言。雖然他共上了五節課，實際上在影片中，“浪潮”的建立和紀律的形成都發生在前三節課，即：
第一節課：紀律鑄造力量
第一節課賴訥要形成紀律性，諷刺的是，後來問到“專制統治有什麼特點？”時，蒂姆的答案恰恰是“紀律性”——然而當時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警惕，除了莫娜。莫娜質疑的恰恰是第一條規則：
- Rule 1:作為一個領導要接受尊重，要尊稱“文格爾先生”，只有允許才能發言，發言要起立（建立權威）
這條規定產生於投票選舉組織的領導後。由於課程周的目的在於教育學生們“民主制度有什麼好處”，因而課程開端的民主選舉，因最終的悲劇而呈現“民主制度失效”的暗示。
建立紀律後，賴訥馬上強化，要求所有人起立，不起立的需要離開，且在名義上聲稱“不強迫，一切自願”。（排除異己）
隨後又宣佈第二條規則：
- Rule 2：發言簡短精煉（減少思考時間）
在積極的一輪問答後，紀律形成並被鞏固。
第二節課：團結鑄造力量
上課前一晚，擺在賴訥案頭的幾本書分別是：《學校紀律》《制服》和《青少年心理學》。這些知識將被運用於第二天的課堂。
一上課，賴訥以放鬆身體為由，要求同學們起立、踏步（很熟悉吧？）。隨即，面對莫娜的再次質疑，賴訥狡黠地樹敵（無政府主義課），用“讓敵人吃灰”讓行動合理化，並逐漸在形成一致的步伐、身體的發熱、地板的顫抖中體驗到“集體團結的力量”。
隨即賴訥打破小團體、重排座位，並通過麥當勞再一次合理化解釋“制服”的概念，提出“怎麼區分團體？”的解決辦法，初步形成集體的概念。
第三節課：行動鑄造力量
堅持不穿”制服“的卡羅爾一進課室就感受到強大而恐怖的群體壓力，而自我意識強烈的莫娜已經悄然退課了。
上節課的集體意識開始起作用，丹尼斯率先建議給團體起名。隨後在提名、投票中，賴訥故意忽視卡羅爾，作為對她不合群的懲罰。
隨後賴訥提議大家行動起來，將團隊強化，同學們紛紛自告奮勇：space、logo、homepage、明信片、帽子……
講述二戰的電影很多，涉及納粹的電影也很多，然而其中有這樣一部並非以戰爭為主體的電影，卻完整地剖析了納粹思想產生的全過程。
這樣一部電影竟然來自德國，它的名字叫做：《浪潮》。
《浪潮》是怎樣的一部電影呢？
「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
這裡引用福柯的名言並不準確，想說的是，雖然《浪潮》以1967年Ron Jones的教學實驗為藍本而改編，探究的起點也同樣是“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如何在現實中成為可能”。
然而，電影《浪潮》並非教學實驗“第三浪”的紀錄片式復刻（該事件的紀錄片由Ron Jones的學生Philip Carr Neel於2011年拍成，名為《Lesson Plan: The Story of the Third Wave》），而是摻雜糅合了當代德國社會思潮以及導演丹尼斯·甘塞爾個人的政治理念的“舊瓶裝新酒”式作品。
同時為了使這個貌似荒誕的劇本讓人信服，影片輕說教重刻畫，通過對師生日常化言行的細緻描述，來強調最終匯流成河掀起了軒然大波的個體心理的微妙動態。
實際上，《浪潮》對Ron Jones 的體驗教學方式予以批判和否定。
如，在課程漸入“佳境”、賴訥自我感覺良好、“學生變化很大”之時，影片卻通過賴訥妻子之口，痛批其“享受課堂上學生崇拜的矚目”、“利用受學生歡迎操控他們”，“是私心作怪”，“最近變成了一個混蛋”。
而電影的結局與現實大相徑庭，極端偏激的學生蒂姆接受不了組織建立於謊言之上而必須解散的事實，傷人、自殺。
整段結尾伴隨著賴訥因驚愕而急促的呼吸聲，陷入恍惚的賴訥在學生們不解、厭惡、鄙夷和悲痛的眼光中被押上警車。
這宣告了學生對“老師”的信任的破產：本應引導呵護學生成長的老師竟然成為了將學生拉入自我毀滅深淵的罪魁禍首，無疑是不能被主流社會所原諒的。
其實在現實中，1967年加利福尼亞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歷史課的同學們遭遇的類似經歷，在他們人生中也同樣是不光彩的一筆。
當Ron Jones 最終將自己的“騙局”揭開，給狂熱的學生狠狠澆了一盆冷水後，被捲入其中的學生們霎時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容易被戲弄和操控，併為自己因空洞卻煽動的理想宣言而狂熱感到羞愧。
若干年後，當Ron Jones的學生Philip Carr Neel 拍攝關於這段故事的紀錄片時，大部分當年的當事人都承認不願意提起此事。、
Ron Jones 激進而自負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成為他的小白鼠受他擺佈，在被動束縛並承受精神強壓的環境下去經歷、體驗、“學習”，這種濫用教師職權的行徑，是《浪潮》所批判的標靶。
除此之外，導演甘塞爾還借賴訥前後矛盾、自我攻訐的政治言論，表達了對德國新左翼思想的質疑和諷刺。
影片一開始，賴訥在嘈雜的朋克音樂中飈車出場，隨後在跟教學主任協商課程時，他表達了對“無政府主義”一課的強烈興趣，他聲稱自己才是“在柏林讀大學”、“參加五一遊行”（德國傳統的左翼遊行日）、“在克羅伊茨貝格待了5年”的人。（克羅伊茨貝格是柏林朋克搖滾運動以及德國另類文化的發源地，以高比例的移民而著稱，具有繁榮的多元文化，同時也具有高失業率和低收入的特徵）。
而在片子最後，賴訥用一番典型的新左翼風格演講，激起學生們對全球化環境下社會不公貧富分化的聯想，空泛無據卻極富煽動性，最終又在鬧劇落幕時進行了全盤的自我否定：“我們都以為自己高人一等，比其他人優秀”，“我們傷害了他們”“我們做的過火了”。這種自我顛覆的言論，不僅僅是一種揶揄，更是一種警惕。
而最有意思的是，本片蘊含了強烈的女性主義。
整部電影中，除了被動、軟弱、容易受人擺佈的莉薩以外，幾乎所有出現的女性，都顯示了獨立、冷靜、理性、睿智的特質，與自私、固執、蠻不講理、容易頭腦發熱的男性角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第一節課就開始直到退課前一直對“文格爾老師”發出質疑的莫娜，告訴女主角卡羅爾“你弟弟應該發現自己的底線”的媽媽，以及賴訥那善解人意、溫柔體貼卻又明白事理、堅持原則的妻子，都展現了新時代女性自立自主，勇於擔當的知性形象。
更別提水球比賽前後，卡羅爾冒險打印傳單，揭露真相抵制“浪潮”運動的勇敢行動——無疑是在影射和致敬納粹時期“白玫瑰反抗運動”中散發傳單時被蓋世太保逮捕而遭無情殺害、後被德國女性雜誌Brigitte評選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的女英雄蘇菲·索爾。
而集中反映男性愚蠢和野蠻的，是賴訥和妻子、馬爾科與卡羅爾的兩段爭執。
在妻子批評自己享受學生崇拜、利用受學生歡迎操控他們後，自卑又自大的賴訥竟將妻子的善意批評理解成“妒忌”，並惡語相向、人身攻擊，嘲諷妻子上課前要吃鎮靜藥。
同樣，水球比賽鬧劇後，馬爾科找到卡羅爾，認為卡羅爾破壞了他們的團結——“體育館第一次那麼滿座”“就是看不得我受歡迎”——同樣將卡羅爾面對強大的“浪潮”努力發聲的獨立抵抗行為理解為對他個人的“妒忌”情緒。如此一來，本片中，男性之於女性顯得那麼愚不可及——幸好，還不至於死不悔改。
此外，本片多次出現、強調象徵母性/女性的意象：水。
如賴訥多次在寧靜流淌的河中游泳，演講前夕馬爾科淋著雨前來勸說賴訥。而馬爾科在水球比賽中獨自沉入水底，在沉寂的冰藍色的水中閉上眼睛聆聽水的聲音的場景特寫，彷彿告訴人們：在男性亢奮、焦躁、熾熱而失去理智的社會表達和社會行動中，理性而冷靜、睿智的女性是如何像冰水一般澆滅他們的狂熱，一次次勸說他們回到現實、回到客觀、回到對自己內心的審視，讓波濤駭浪的“浪潮”迴歸平靜。
「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行動鑄造力量」
回到電影本身，回顧一下賴訥的“洗腦”過程。在“洗腦”前，電影交代了學生所處的心理背景，簡單來說就是缺乏時代精神，娛樂至死（Google最多的是“希爾頓”），缺乏理想追求，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目標，因而缺乏歸屬感和力量感。進展不順、一盆散沙的話劇社、水球隊便是例證。
隨後，賴訥接管了這些學生的靈魂建設工程，用他強有力的話語權和靈活的教育語言。雖然他共上了五節課，實際上在影片中，“浪潮”的建立和紀律的形成都發生在前三節課，即：
第一節課：紀律鑄造力量
第一節課賴訥要形成紀律性，諷刺的是，後來問到“專制統治有什麼特點？”時，蒂姆的答案恰恰是“紀律性”——然而當時並沒有引起任何人的警惕，除了莫娜。莫娜質疑的恰恰是第一條規則：
- Rule 1:作為一個領導要接受尊重，要尊稱“文格爾先生”，只有允許才能發言，發言要起立（建立權威）
這條規定產生於投票選舉組織的領導後。由於課程周的目的在於教育學生們“民主制度有什麼好處”，因而課程開端的民主選舉，因最終的悲劇而呈現“民主制度失效”的暗示。
建立紀律後，賴訥馬上強化，要求所有人起立，不起立的需要離開，且在名義上聲稱“不強迫，一切自願”。（排除異己）
隨後又宣佈第二條規則：
- Rule 2：發言簡短精煉（減少思考時間）
在積極的一輪問答後，紀律形成並被鞏固。
第二節課：團結鑄造力量
上課前一晚，擺在賴訥案頭的幾本書分別是：《學校紀律》《制服》和《青少年心理學》。這些知識將被運用於第二天的課堂。
一上課，賴訥以放鬆身體為由，要求同學們起立、踏步（很熟悉吧？）。隨即，面對莫娜的再次質疑，賴訥狡黠地樹敵（無政府主義課），用“讓敵人吃灰”讓行動合理化，並逐漸在形成一致的步伐、身體的發熱、地板的顫抖中體驗到“集體團結的力量”。
隨即賴訥打破小團體、重排座位，並通過麥當勞再一次合理化解釋“制服”的概念，提出“怎麼區分團體？”的解決辦法，初步形成集體的概念。
第三節課：行動鑄造力量
堅持不穿”制服“的卡羅爾一進課室就感受到強大而恐怖的群體壓力，而自我意識強烈的莫娜已經悄然退課了。
上節課的集體意識開始起作用，丹尼斯率先建議給團體起名。隨後在提名、投票中，賴訥故意忽視卡羅爾，作為對她不合群的懲罰。
隨後賴訥提議大家行動起來，將團隊強化，同學們紛紛自告奮勇：space、logo、homepage、明信片、帽子……
第三節課後，“浪潮”組織成功立足並延伸到課堂外，學生們集會行動、噴漆塗鴉，蒂姆第一次展現心智的瘋狂，爬上數十米的市政建築架上將浪潮的logo噴到布幕上。
總結一下這三節課的關鍵詞：環境控制，建立權威，嚴厲紀律，壓縮思考，導入話語系統，去個人化，樹立集體概念；並通過以上要點，形成群體施壓以排除異己，向成員灌輸理想化的理念和目標，利用絕對權威卸掉成員的理性防禦，通過樹立敵人營造強烈的歸屬感和榮譽感，所有的這些最終將形成源源不斷的狂熱行動。
在這個過程中，自我意識強烈、目標明確、立場堅定的人，如莫娜、卡羅爾將被排除出外；被動、不善思考、缺乏歸屬感、渴望愛和關注的人，如馬爾科和蒂姆，將主動融入並逐步汲取集體的力量感，極端如蒂姆甚至會主動消弭個性（燒掉所有品牌衣服），將集體跟自我等同起來——“浪潮是我的全部”的瘋狂便是這樣產生的。
整部電影，就是這樣以一個非常小的案例，揭示了許多人不解的疑問：為什麼如此極端的納粹思想，卻能在二戰前如同病毒般蔓延？
我想，這樣一部電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