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德國人，我們都知道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德國人引起的，德國人在我們心中絕對是孔武好戰的形象。但一位華裔德國人撰文說他在德國居住20年，沒有看到德國人打架，真是不可思議，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
"提起德國人，我們都知道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德國人引起的，德國人在我們心中絕對是孔武好戰的形象。但一位華裔德國人撰文說他在德國居住20年，沒有看到德國人打架，真是不可思議，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
法律嚴格管理的社會
按照我們的一般經驗，成年人社會閱歷豐富，思想比較成熟，一般不會輕易與別人發生衝突。然而，青少年熱血方剛，考慮不周，容易衝動，打架鬥毆似乎難以避免，但在德國這種情況也極少發生，這主要得益於他們有比較細密的法律制約。德國刑法規定，只要你有了傷害的行為，不需要有傷害的後果，你就觸犯了刑律。比如說你感到非常憤怒，如果你朝別人臉上打了一拳或者打了一記耳光，你就觸犯了刑法，因為你侵害了別人的身體健康。德國有一個判例：一位中學生由於平時上學不認真，畢業時成績考得也不理想，老師沒讓這位學生畢業。這位中學生不反思自己的問題，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這位老師的偏見，經常半夜三更到老師門前吵鬧或者打電話騷擾，嚴重影響老師的身體健康，結果這位學生被判刑。
我們上面所說的只是空手或赤腳的行為，如果你有以下行為，將會加重你的懲罰。比如說，你穿著鞋去踢別人要比赤腳踢別人判得重，兩個人打一個人要比單打判得重，把別人推到冰冷的水裡要比一般的打擊判得重。我們再看一個判例：一位大學生和同學發生了矛盾，他很想報復他的同學，可是他個子比較矮小，直接對抗打不過他的同學。於是，他就拿著一根棍子埋伏在同學必然會經過的地方，準備對同學搞突然襲擊。結果，這位大學生雖然沒有打到他的同學，卻被法庭判了較重的刑，因為對別人搞突然襲擊，受害人難以自衛。
"提起德國人，我們都知道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德國人引起的，德國人在我們心中絕對是孔武好戰的形象。但一位華裔德國人撰文說他在德國居住20年，沒有看到德國人打架，真是不可思議，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
法律嚴格管理的社會
按照我們的一般經驗，成年人社會閱歷豐富，思想比較成熟，一般不會輕易與別人發生衝突。然而，青少年熱血方剛，考慮不周，容易衝動，打架鬥毆似乎難以避免，但在德國這種情況也極少發生，這主要得益於他們有比較細密的法律制約。德國刑法規定，只要你有了傷害的行為，不需要有傷害的後果，你就觸犯了刑律。比如說你感到非常憤怒，如果你朝別人臉上打了一拳或者打了一記耳光，你就觸犯了刑法，因為你侵害了別人的身體健康。德國有一個判例：一位中學生由於平時上學不認真，畢業時成績考得也不理想，老師沒讓這位學生畢業。這位中學生不反思自己的問題，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這位老師的偏見，經常半夜三更到老師門前吵鬧或者打電話騷擾，嚴重影響老師的身體健康，結果這位學生被判刑。
我們上面所說的只是空手或赤腳的行為，如果你有以下行為，將會加重你的懲罰。比如說，你穿著鞋去踢別人要比赤腳踢別人判得重，兩個人打一個人要比單打判得重，把別人推到冰冷的水裡要比一般的打擊判得重。我們再看一個判例：一位大學生和同學發生了矛盾，他很想報復他的同學，可是他個子比較矮小，直接對抗打不過他的同學。於是，他就拿著一根棍子埋伏在同學必然會經過的地方，準備對同學搞突然襲擊。結果，這位大學生雖然沒有打到他的同學，卻被法庭判了較重的刑，因為對別人搞突然襲擊，受害人難以自衛。
另外，德國人還有一個絕招，凡是判過刑的人都會留有案底，凡是留有案底的人，他們的職業選擇將會受到重大影響。凡是與道德有關的大學專業，如法律、教育、醫學都不能讀了；所有公共職業，如大學教授或助理，國家公務員都不能擔任；如果是外國留學生，一般會驅逐出境。正是因為有如此細密的法律制約，一般老百姓不敢與別人打架鬥毆。
官不與民鬥
那麼當官的呢？我們知道，普通國家的官員，有權有勢，專橫跋扈，欺壓善良百姓的不在少數，但在德國卻相反。
上世紀90年代，菲捨爾在擔任德國外長期間，其政敵老拿他70年代與警察打架的事為難他。不過，菲捨爾非常機敏，他承認與警察打架這回事，但他說：“我沒有對已經倒地的警察進行攻擊。”這一方面說明了菲捨爾非常誠實，他沒有刻意隱瞞，另一方面也說明菲捨爾沒有違法行為。與警察打架，責任不一定在菲捨爾，因為警察也可能打人，而菲捨爾正在進行自衛。不管責任在誰，只要警察已經倒地，他已經沒有能力去攻擊你，你就已經喪失了自衛的資格，否則，你將受到刑事處罰。
菲捨爾面對挑釁是謹小慎微，而同時期的德國總理科爾，面對老百姓的攻擊卻是敢怒不敢言。
"提起德國人，我們都知道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德國人引起的，德國人在我們心中絕對是孔武好戰的形象。但一位華裔德國人撰文說他在德國居住20年，沒有看到德國人打架，真是不可思議，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
法律嚴格管理的社會
按照我們的一般經驗，成年人社會閱歷豐富，思想比較成熟，一般不會輕易與別人發生衝突。然而，青少年熱血方剛，考慮不周，容易衝動，打架鬥毆似乎難以避免，但在德國這種情況也極少發生，這主要得益於他們有比較細密的法律制約。德國刑法規定，只要你有了傷害的行為，不需要有傷害的後果，你就觸犯了刑律。比如說你感到非常憤怒，如果你朝別人臉上打了一拳或者打了一記耳光，你就觸犯了刑法，因為你侵害了別人的身體健康。德國有一個判例：一位中學生由於平時上學不認真，畢業時成績考得也不理想，老師沒讓這位學生畢業。這位中學生不反思自己的問題，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這位老師的偏見，經常半夜三更到老師門前吵鬧或者打電話騷擾，嚴重影響老師的身體健康，結果這位學生被判刑。
我們上面所說的只是空手或赤腳的行為，如果你有以下行為，將會加重你的懲罰。比如說，你穿著鞋去踢別人要比赤腳踢別人判得重，兩個人打一個人要比單打判得重，把別人推到冰冷的水裡要比一般的打擊判得重。我們再看一個判例：一位大學生和同學發生了矛盾，他很想報復他的同學，可是他個子比較矮小，直接對抗打不過他的同學。於是，他就拿著一根棍子埋伏在同學必然會經過的地方，準備對同學搞突然襲擊。結果，這位大學生雖然沒有打到他的同學，卻被法庭判了較重的刑，因為對別人搞突然襲擊，受害人難以自衛。
另外，德國人還有一個絕招，凡是判過刑的人都會留有案底，凡是留有案底的人，他們的職業選擇將會受到重大影響。凡是與道德有關的大學專業，如法律、教育、醫學都不能讀了；所有公共職業，如大學教授或助理，國家公務員都不能擔任；如果是外國留學生，一般會驅逐出境。正是因為有如此細密的法律制約，一般老百姓不敢與別人打架鬥毆。
官不與民鬥
那麼當官的呢？我們知道，普通國家的官員，有權有勢，專橫跋扈，欺壓善良百姓的不在少數，但在德國卻相反。
上世紀90年代，菲捨爾在擔任德國外長期間，其政敵老拿他70年代與警察打架的事為難他。不過，菲捨爾非常機敏，他承認與警察打架這回事，但他說：“我沒有對已經倒地的警察進行攻擊。”這一方面說明了菲捨爾非常誠實，他沒有刻意隱瞞，另一方面也說明菲捨爾沒有違法行為。與警察打架，責任不一定在菲捨爾，因為警察也可能打人，而菲捨爾正在進行自衛。不管責任在誰，只要警察已經倒地，他已經沒有能力去攻擊你，你就已經喪失了自衛的資格，否則，你將受到刑事處罰。
菲捨爾面對挑釁是謹小慎微，而同時期的德國總理科爾，面對老百姓的攻擊卻是敢怒不敢言。
某次，科爾總理去萊比錫訪問，本想深入民間，視察民情。意想不到的是，圍觀的老百姓發出頻頻抗議聲，突然人群中飛出幾隻雞蛋打在科爾的腦袋上，滿臉的蛋清蛋黃，弄得科爾狼狽不堪。我們不說科爾是總理，即使科爾是普通老百姓，扔雞蛋的人也是侵害了別人的身體健康，按刑法將受到處罰，只要打官司，一打就贏，為什麼科爾總理卻選擇忍氣吞聲呢？我們再看一個案例，大家可能比較容易理解了。
斯特勞斯是德國的一位著名政治家，被德國人稱為“巴伐利亞之父”。在斯特勞斯擔任巴伐利亞州長期間，一位雜誌主編曼霍夫女士著文罵他是德國曆史上最無恥的政客，氣得這位州長高血壓發作。斯特勞斯到法院起訴曼女士，第一場官司竟然敗訴，被天下所恥笑。斯特勞斯又上訴，第二場官司總算贏了，曼女士賠付了300歐元的精神損失費。但曼女士的雜誌卻因此而走紅，賺了幾十萬歐元，斯特勞斯則成了老百姓的笑料。
科爾總理與斯特勞斯的境遇非常相似，相對於日理萬機的總理來說，老百姓有的是時間打官司，他們可能僅僅是因為生活有些不如意，就把氣撒到總理身上，一時衝動把雞蛋扔了出去。在這種情況下，法庭可能給他減罪甚至免於起訴。退一步來說，即使科爾總理打贏官司，老百姓象徵性地賠些款，但卻因此聲名大噪，總理反而貽笑大方，從此在政壇上抬不起頭來，得不償失。總之，在德國無論老百姓還是政府官員，他們都在小心翼翼地遵循著一些規則，正是這些規則讓德國人如此馴服，這是我們應該好好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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