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隈重信
【城南舊事】
——日本歷史人物系列之二
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被稱為明治維新“後三傑”。“後三傑”中，最有名的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沒有伊藤博文那樣有名，而且在與伊藤博文的政爭中慘遭失敗，官職全免，餘黨被肅。但在歷史的輸贏中，一時的失敗者大隈重信卻是最終的勝利者，一時的勝利者伊藤博文卻是最後的失敗者。
大隈重信與伊藤博文之爭，其實質是日本國家發展的方向之爭。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明治維新已十年有餘，日本的現代轉型進入關鍵時刻，日本向何處去？日本應走什麼道路？無可避免地擺在“現代日本”的建構者面前。在這場事關日本方向、前途、國運的激烈鬥爭中，當時的日本否決了大隈重信的方案，而選擇了伊藤博文的方案。這當然是他個人的失敗，但以後的歷史證明，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失敗，更是日本的國家失敗。確實，他比伊藤博文更有遠見，無奈現實總是選擇沒有遠見的“現實”者。
新時代要有新知識才能卡C位
大隈重信於1838年出生於佐賀藩，明治維新時他30歲。明治維新前，日本有大小300多個藩國，曾經水火不容的薩、長兩藩，竟然聯藩倒幕，經過1869-1871年戊辰戰爭，倒幕成功，建立明治政府。在倒幕戰爭開始的時候，一些藩不知最後究竟誰輸誰贏，多取觀望態度。佐賀藩也是態度猶疑，左右觀望，只到戰爭馬上就要結束，大局底定，才匆匆宣佈加入倒幕陣營，事實上沒有參加戰鬥。
明治新政府成立，論功行賞，新政府中的重要位置主要被薩摩、長州兩藩的有功之臣佔據，佐賀藩最後時刻才參加倒幕陣營，自然沒有重要位置。但來自佐賀的大隈重信不久就受到重用，且升遷迅速，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開始進入新時代，新時代需要新知識，他恰恰具有時代所需而時人多不具備的新知識。
日本開國前，大隈重信的父親曾受幕府之命，擔任過警備長崎的炮臺長。長崎是日本鎖國時代惟一對外開放的地方，雖然只對中國商人和荷蘭商人開放，但畢竟也是開放，風氣沒有其他地方那樣保守。7歲時，他與其他武士之子一樣，就讀於武士的子弟學校弘道館。武士學校，除了學武，還要習文，學習漢學。漢學就是朱子學、程朱理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這四書和《易》、《詩》、《書》、《春秋》、《禮記》這五經，還要讀《昭明文選》、《資治通鑑》，當然還有武士道教科書《葉隱》。18歲時，他對武士學校的僵化教育不滿，要求改革學校教育，結果被學校開除。雖然不久學校宣佈撤銷處分，但他卻不願返校，進入“蘭學寮”學習。“蘭學寮”就是學習荷蘭學問的地方，主要是學一些技術。他家三代都是炮術師，他也承襲家業，學習炮術、航海，機械。畢業後，他留校當老師，與他人不同的是，他還想方設法學習當時非常有限的西方歷史、憲法、國際法。此時日本人學這類知識者很少，但他對這種新知識卻興趣異常，反映了他的敏感。
1853年，幕府在美國艦隊的壓迫下開國。1860年，幕府第一次派使團到美國，佐賀藩有五個名額，其中二人是大隈重信的好友，回來談結他起美國見聞，深受觸動。佐賀藩藩主頗有見識，也感到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命令他帶三十弟子到長崎辦英語學校“致遠館”。在辦學過程中，大隈認識一位荷蘭傳教士，跟著這位傳教士更深入地學習荷蘭憲法、基督教歷史、國際法。這些知識，當時仍不被人看重。
1867年，以薩摩、長州兩藩為主體的倒幕運動如火如荼，對時代有清醒認識的大隈重信認為佐賀藩太沉悶，一心想脫藩，便參加風起雲湧的倒幕運動。當時各藩由藩主及其家臣、武士組成。如果這些家臣、武士沒有獲得藩主同意就擅自離開領地的話，會判脫藩死罪。大隈重信的脫藩舉動被發現，本應死罪，但藩主寬大，將他從死罪改為禁閉。禁閉期間，他反而設法動員藩主參加尊王攘夷運動，但藩主仍無法判斷形勢，拿不準雙方勝負，不願參加。對形勢有清醒看法的大隈重信很失望，苦於禁閉之中一直找不到機會脫藩。1868年，佐賀藩主最後見幕府大勢已去，也表態加入尊王攘夷陣營。這時倒幕軍與幕府軍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大戰已經打響，當佐賀藩軍隊趕到戰場，戰鬥剛剛結束。
明治維新，日本進入新時代，藩主也解除了大隈重信的禁閉，他重新開始致遠館的英語教學工作。長崎是有外國商人、傳教士的地方，他負責處理了一些與歐洲商人和基督教有關的商業、宗教問題。新成立的明治維新政府對外交涉越來越多，苦於沒有人才，聽說他懂國際法，在長崎處理過對外事務，就被調到中央政府當了一名外交機構的小官。他的官級雖低，但參與實際談判，幾次重要談判事實上他都是日方主要談判者。利用豐富的國際法、西方歷史知識，在與英、法、美的幾次談判中都獲得成功，維護了日本權益，他的地位因此迅速提高。
佐賀藩參加倒幕很晚，所以無人在政府中佔據要職，明治維新的領袖集團業已形成，但資淺位輕的大隈重信卻脫穎而出，迅速進入到領袖預備隊的行列，這確實得益於他的新知識和新視角。
參與新國家的建設
明治新政府成立後大刀闊斧推進現代化，宣佈版籍奉還、廢藩置縣、四民平等，確定私人財產權。土地私人所有，廢除土地不得買賣的禁令，課稅標準以產量改為按地價，廢除實物地租，改貨幣地租等一系列改革。
大隈重信在1869年即明治二年任外國官副知事，進入國家中心領袖層，成為實力派人物。不久，他又兼任會計官副知事的重任，“會計官”稍後升格為“大藏省”，他也就在“大藏卿”下就任了“大藏大輔”，大藏卿是伊達宗城，大輔是大隈，少輔是伊藤博文。大藏省負責財政，財政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他又兼任“民部大輔”。此時日本奉行迅速“文明開化”路線，大力發展近代產業，興起現代化建設熱潮，一時間架電線、修鐵路、興建各種機械製造工廠，資金格外緊張、格外困難。大隈重信手握財政與民政雙重大權，各方自然都向他要錢。他想方設法，特別是利用自己的外交、外貿知識與關係，從外國大量貸款，解決資金問題。這種現代化建設的“急進主義”也引起不小的爭議和反對，遇到不少阻力，
大隈重信作為“急進主義”的重要執行者，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在機構調整中，他時降時升。但威望甚高的大久保利通就任大藏卿後，堅決主張並贊同“急進”，委託“工部省”負責近代化建設。工部省正是大隈重信提倡下成立的，工業、礦山、鐵道、路燈、造船、電信、冶煉、製造等全由工部省統籌建設，成為大隈重信等人主張信奉的“開化”、“開發主義”的新橋頭堡。
當時金融體系非常落後，幣制混亂，原來各藩發行的貨幣仍在流通，嚴重阻礙了實業的發展，必須改革。幕末時期經濟困難，各藩劣幣流行，幾乎都是偽造的“泥銀”。日本被迫開放後與外國通商，劣幣引起外國抗議。明治元年8月，禁止各藩造劣幣，政府自己造統一貨幣。但此時政府並無實力，造出來的其實也是劣幣，並無實效。1871年大隈重信進行幣制根本改革，舊制兩、分、朱、錢四進制，大隈主張與國際接軌，將四進制改為元、錢、釐十進制，並且將方形錢改為圓形錢。大隈重信還提出必須成立鑄幣機構以鑄新幣，他設法從香港進口鑄幣機，引進技術人才。他確實“急進”，想立刻將日本貨幣改為世界通行的金本位，但此時日本國力根本不行，幾改幾退，最終不得不承認現實，實行銀本位。順便提一下，幾十年後的中日甲午戰爭使日本“福自天來”，獲得大量中國戰爭賠款，才有了實行金本位的實力。實行金本位極大促進了日本同以英國為代表的世界金本位國家貿易，打開了大規模引進外資之路。
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出巖倉具視訪歐美代表團出發，考察歐美。代表團成員有內閣顧問兼參議木戶孝允、參議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參議兼工部大輔伊藤博文，直到1873年10月才回國。在這兩年時間內，只留西鄉隆盛、大隈重信留守國內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獨自負責財政工作的大隈重信比從前壓力更大，財政依然緊張，新稅制改革成效還未能顯示出來，各方怨聲載道，公職人員的薪水都發不出來。此時日本仍然實行舊曆，依舊曆明治六年，即1873年還是閏年，有13個月，比往年還要多發一個月薪水。為了緊縮開支，大隈重信靈機一動，在1872年11月，明治五年十月，突然果斷宣佈從下一年起實行公曆。這樣，1873年將只發12個月的薪水。不僅如此，1873年1月是舊曆明治五年的12月，事實上舊曆這個月的薪水也被砍掉，由1873年1月薪水取代。一頭一尾，實際上少發兩個月薪水。財政的緊張與大隈重信的精明狡猾，由此可見一斑。
巖倉具視等訪問歐美期間，西鄉隆盛在內閣通過朝鮮派遣決議，事實上徵韓。1873年10月14日，巖倉等回國，否決西鄉侵略朝鮮決定，西鄉於10月23日憤怒提出辭職，回到鹿兒島，政府分裂。
對於西鄉隆盛侵略朝鮮的主張，大隈重信當時雖未反對，但作為留守政府中事實上的“二把手”，他也未表示支持，因此未受牽連，反因工作盡職有效而升官，1873年10月末，任參議兼大藏卿。與西鄉隆盛這段密切共事的經歷，使他對西鄉有較多的瞭解。他對西鄉在和平時期行政能力評價不高，曾公開說：“他到底是否具備足夠的政治領導力，我對此非常存疑。很不幸的是，這種疑問後來變為了失望，失望之後又變成了一片痛心。”“西鄉是善於破壞的英雄，卻不是善於建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