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賺錢的出口商品，是鴉片
1784年8月28日，一艘西洋風格的三桅橫帆船駛入廣州黃埔港。按理說，在一口通商的清朝，廣州出現西洋船隻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這艘船與眾不同，它懸掛著廣州從未見過的十三星條旗，鳴禮炮十三響。
原來這艘船是“中國皇后號”，來自美國，那時候的美國剛獨立，就急匆匆地想要與中國進行貿易。
為什麼剛獨立的美國如此著急地不遠萬里來中國貿易呢？那是因為獨立戰爭後，美國經濟由於戰爭而飽受摧殘，英國又對美國商品抬高關稅，並禁止美國與英國加勒比海殖民地進行貿易。
本就很依賴對英國貿易的美國，因為是個令人恐懼的新生事物，也沒有得到與其他歐洲國家貿易的優惠，只能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東方，試著勾搭對國際形勢一臉懵圈的中國。那時候“中國皇后號”來一趟中國也不容易，走的是穿過大西洋，繞過好望角再穿過印度洋的路線。
事實證明，對華貿易讓美國收穫頗豐。“中國皇后號”滿載的西洋參440擔、棉花316擔、胡椒26擔、鉛476擔、羽紗1270匹、毛皮2600張等貨物全部售出，又載著紅茶、綠茶、瓷器、絲織品、手工藝品等滿載而歸。“中國皇后號”此行利潤高達3萬多美元，利潤率高達25%。這也打破了東印度公司對美國茶葉的壟斷地位。
這樣豐厚的收益刺激著美國商人擴大對華貿易，等到18世紀90年代以後，與中國貿易的西方國家裡美國已經僅次於英國排在第二位。
對華貿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美國走出了剛建國那段時間的艱難歲月。過了最難的日子，美國經濟開始欣欣向榮起來。
然而美國商人很快就參與到對華的鴉片貿易中去。1824年的一個美國商人就曾寫道：“國內對於對華貿易曾經存有一種強烈的偏見，認為從中國方面取得貨物，勢非輸出硬幣不可。就我們的情形而論，事實是這樣的：雖然幾年以來我們進口的以絲綢和土布為大宗的中國產品每年都平均在100萬元以上，可是過去三年我們沒有裝運一枚西班牙銀元到中國。我們的基金是出自從土耳其輸出的鴉片，從大不列顛輸出的英國製造品，從直布羅陀輸出的鉛和水銀，以及從的裡雅斯特大量輸出的同樣物品。”
這段話裡提到了，通過鴉片貿易，美國商人不需要向中國輸出貴金屬了。
這也是最早向中國賣鴉片的英國人的想法。對華貿易讓英國入超加劇，那就向中國出口鴉片。1839年，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致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的信中說：“茶葉已成了聯合王國全部人口必需的日用品之一，在中國約值三百萬英鎊，需要用英屬印度的製造品出產品來償付，不足之數，還要靠英國從別國賺來的金銀來償付……”
想要儘量少地給中國輸出貴金屬，英國就只能賣鴉片了。
鴉片導致白銀流出
19世紀初，中國進口鴉片量增長迅速。鴉片年均進口量在1801-1810年間為4000擔，1811-1820年間為4600擔，1821-1830年間為1.04萬擔，1831-1840年間為2.6萬擔，1841-1850年間為4.05萬擔，1851-1860年間為6.8萬擔。
19世紀初的鴉片可是暴利商品，鴉片單價和生絲接近，約等於同重量白銀的五分之一。19世紀30年代，東印度公司生產和專賣鴉片的利潤最高竟達900%。鴉片的進口總值也在快速增長，年均進口值在1814-1823年間為310萬銀元，1824-1833年間增長至580萬銀元，1834-1843年間為910萬銀元，1844-1856年間則高達2070萬銀元。
與鴉片進口增長相伴的就是幾乎同時期的中國年均白銀流入變成了流出，而且流出量越來越大。1814-1823年白銀還是淨流入的，平均每年淨流入258萬銀元。然而之後銀元則轉變成了淨流出，1824-1833年年均淨流出84.8萬銀元，1834-1843年年均淨流出925萬銀元，1844-1856年年均淨流出更高達1814萬銀元。
那個時代的官員奏章中也屢次提到由於鴉片輸入導致的白銀外流。道光九年（1829年），御史章沅奏：“鴉片煙一物，流毒滋甚……每歲易銀至數百萬兩之多，此豈尋常偷漏可比？” 道光十六年給事中許球有奏稱：“嘉慶初年，夷人出售之鴉片，每年不過數百箱，今已增至兩萬箱……上等煙土每箱為八九百元，次等煙土每箱五六百元。我國此項漏後年約一二千萬兩。”且“日積月累，有增無己”，由此斷言“鴉片貿易實為白銀外流之主因”。
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鴉片的進口確實導致了白銀流出中國。傳統觀點也認為鴉片的流入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
然而，在1852年之後，從1853-1895年的43年裡，除了4年之外，年均輸入鴉片量都高達6萬擔以上。在此期間鴉片的進口額也快速增長，1868-1906年，鴉片進口額年均高達4562萬億元，是1814-1856年間年均1040萬億元的4.4倍。然而在幾乎和這段時間重合的1857-1886年間，白銀流入量其實也高達6.91億銀元，與1808-1856年間白銀淨外流3.68億銀元形成了鮮明對比。
一邊是鴉片進口飛速增長，一邊是白銀甚至還有富裕，所以鴉片並不能完全解釋清朝在19世紀上半葉的白銀流出情況。
原因很簡單，中國對外貿易中除了鴉片，還有很多其他商品，比如茶葉和生絲是中國對外出口的大頭，為中國掙得了大量銀元。有趣的是1857-1886年間中國對大英帝國年均茶葉出口值為1825-1856年間的4.5倍，1857到1886年間年均生絲出口值則是1825-1856年間的6倍。
19世紀初的茶葉、生絲出口比起19世紀晚期要差很多，而鴉片進口則在快速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的白銀也在19世紀初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短缺起來，以至於出現了很多奇怪的現象。
比如產茶的福建北部，在道光年間土地買賣用銀的比例顯著下降。1847年後由於缺少白銀，用茶葉和生絲換取鴉片的以貨易貨貿易模式甚至都發展了起來。在菲律賓的西班牙公司原本用美洲白銀換取生絲，1827年後該公司的很多股東卻搞起了鴉片貿易。
這是因為那段時期全世界都缺白銀。
拉丁美洲獨立導致中國通貨緊縮
1806年，西蒙·玻利瓦爾在美國遊歷。他目睹了獨立、充滿活力的新生的美國的時候，他對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政治家、人民、這個國家的思想和制度都很欽佩。他立志於讓南美擺脫歐洲的控制，建立一個至少與美國同樣值得尊重、擁有絕對主權的國家。
1810年起，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爆發了，玻利瓦爾成為了其主要的領導者。
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導致原本供應大量白銀的拉美白銀生產衰退，使19世紀上半葉全球白銀供應減少。
據估計，與1801-1810年間相比，1811-1820年間世界白銀產量減少了39.4%，1821-1830年間則減少了48.4%。儘管之後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硝煙平息，拉美白銀產量仍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回到之前的水平，直到1851-1860年間才恢復到接近1801-1810年間的白銀產量。
此時的清政府對白銀的控制不多。儘管大部分賦稅使用白銀徵收，但是各地銀錠的形制、含銀量和稱白銀的量器都不統一。乾隆後期，大量從外國輸入的銀元進入中國市場，其中在墨西哥鑄造的西班牙銀元在重量、質量和形狀上非常統一，因此廣受歡迎，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墨西哥鷹洋。這種來自拉美的貨幣，在遙遠的中國也成了野生的主力貨幣。
這類外國銀元在中國不僅廣泛使用，而且也被默許用來交稅。這就說明清政府幾乎沒有貨幣主權的概念，流通白銀的質量全靠商人把關。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的使用越來越廣泛，用量也越來越大。十八世紀初銀元僅限於福建和廣東使用，十八世紀末已經擴展到了長江中下游地區，道光年間則擴展到黃河以南。加上邊緣區域使用的銀錠，進口白銀的使用已經是遍及全國了。
同時，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後期，儘管中國主力產區雲南的白銀產量增長了五倍，但與雲南臨近的緬甸和安南銀礦由於政治原因常常產量不穩定，這一區域雲南、安南和緬甸的白銀產量甚至都不足雲南和廣西兩地所需。
17世紀末，日本德川幕府決定禁止白銀出口，自那時起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也逐漸減少。等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日本甚至是從中國淨流入銀元。
所以排除掉這些白銀來源之後，中國在18世紀仰仗的白銀主要是通過歐洲國家輸入的拉美白銀。
1712-1740年間中國出口到英國的貨物，95%是通過銀元支付的。18世紀上半葉，與中國通商的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和普魯士總共向中國出口了6.8千萬銀元，而到了18世紀下半葉這一數字則超過了1億銀元。
在《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中，林滿紅甚至提出，1775年是中國轉向完全依賴拉美白銀的關鍵年。
在清政府缺乏貨幣主權概念、對民間白銀流通放任自流的時候，中國嚴重依賴從世界市場上流入的拉美白銀供給維持貨幣總量。結果這時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爆發，並在幾十年內減少了白銀的總供給，造成的結果就是中國市面上的白銀變得稀缺，遭遇了一場輸入性通貨緊縮。
白銀稀缺與清朝衰落
清朝對通貨管理放任自流，導致貨幣體系很是複雜，但大略上是白銀和銅錢同時流通，白銀用於財政收支、大宗貿易、遠程貿易等領域，銅錢用於普通民眾日常交易和工資支付等領域。
當市面上白銀稀缺的時候，白銀對銅錢的比價就會升高，最終導致19世紀上半葉中國“銀貴錢賤”危機。十九世紀二十年代，1100文銅錢能換到一兩白銀，等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大約1400文銅錢能換到一兩白銀，十年之後，1600-2000文銅錢能換到一兩白銀，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2000-2750文銅錢才能換到一兩白銀，銅錢貶值了30%強。
具體到普通民眾那裡，就是平日領工資拿到的是銅錢，但購買遠程運來的商品或交納賦稅的時候卻需要白銀。白銀比價升高變相增加了三成稅率，民生更加艱難。
銅錢是主要收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受到的影響最大，他們的收入貶值了，但還得用昂貴的白銀繳納稅收。佃戶和中小地主苦於租稅，還頻繁發起抗租抗稅運動，或是拋售土地，導致農業生產蕭條。士兵收入是用銅錢支付的，“銀貴錢賤”等於讓士兵的收入減少，生活因此更加拮据，只能放棄軍事訓練去做副業。所以在清朝晚期的綠營兵中，很常見找人代為出操，而士兵自己在街上賣燒餅的記載。
缺少白銀也使得長距離貿易蕭條，國內商業流通成長受阻。
如此一來，大清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全方位衰落，從根本上動搖了清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
百業蕭條就導致大量人口失業，成為流民，手工業者生活困窘，也更容易聚集起來作亂。礦工、木匠、燒炭工等手工業者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最初的主力。隨後包括捻軍起義在內的動亂席捲了大半個中國。
“銀貴錢賤”危機不僅在經濟層面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還導致了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差點就要改朝換代了。
然而在十九世紀中期危機四伏的情況下，清政府居然還是挺了過去，並最終把統治延續到了二十世紀前期。其中一大原因是拉丁美洲的銀礦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恢復產能，甚至在應用新的開採技術後產能不斷擴大，全球銀荒得以緩解。
而隨著拉美白銀產量的恢復，茶葉和生絲的出口又重新增長，在經濟上幫助請政府擺脫了“銀貴錢賤”的危機。但是過量白銀的供給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在中國形成了“銀賤錢貴”的倒轉，又在一定程度上給清政府添了新麻煩。
因為到了19世紀後期，國內鑄銅錢多用進口銅，銀價下跌讓政府鑄銅錢越來越虧本。而列強後來多用金本位貨幣，而清政府需要對列強支付大量賠款和貸款，銀價下跌讓清政府支付這些金本位貨幣計價的賠款和貸款時負擔更重了。
而在內憂外患下，清政府不可避免地需要錢來解決問題。於是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後清政府使用了多種斂財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榨取錢財，包括且不限於鑄造大錢製造人為通貨膨脹、擴大賣官鬻爵的範圍、放任地方政府設卡抽取厘金、建立現代化海關等辦法。這都是清朝的罪證，但站在清廷的角度來看，至少在延續政權上，他們是大膽、無恥而有效的。
可惜這些都是飲鴆止渴，在貨幣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新增的壓榨手段不過是在幫助王朝苟延殘喘。已經生活崩潰的貧民，只需要一點火星，就能把搖搖欲墜的王朝一波帶走。
說到頭來，看似閉關鎖國的清朝與世界經濟的互動也是深入而密切的，並深深受到世界經濟影響。在十九世紀前期，大清國尚未遭受外國武力侵略之前，其實在經濟上敗相已露。至於後來的帝王將相們無力迴天，只不過是清朝中晚期各方面危機堆積後，在外部壓力下總爆發的一個結果。他們究竟是催化了朝代的滅亡，還是對延續國祚有巨大貢獻，還真是不能一概而論。
而對於已經死去百年的大清國來說，這場白銀危機的最大教訓，是貨幣主權的重要性。一個合格現代國家的中央銀行必須要做到通過貨幣工具調節經濟發展，以免國民經濟陷入危機。必要的“閉關鎖國”或者開放門禁都是可選的手段，只要它有利於人們對經濟前景的穩定預期，不至於造成民間的恐慌情緒即可。
然而以19世紀初清朝戶部的理財知識來說，顯然並無此種能力。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