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渡大渡河 飛奪瀘定橋'

7月28日，四川省瀘定縣，幾位老百姓在瀘定橋頭售賣李子、核桃、無花果等當地物產。當年飛奪瀘定橋的戰地，如今已是旅遊勝地。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王鑫昕/攝

頭髮花白的劉東昇曾經在瀘定橋上來回走了十幾次，每次都眼中含淚。他試圖把父親劉金山講述過的畫面跟眼前的景象聯繫在一起：如今這裡遊人如織，橋身搖晃帶來的是尖叫，是樂趣；然而84年前，光禿禿的鐵鏈被燒紅時，晃動的背後是生死——不只是一個人的生死，還關乎一支隊伍的存亡。

22勇士飛奪瀘定橋的故事早已被寫進語文課本。劉金山就是其中一位勇士。1935年5月29日，他們匍匐在鐵鏈上，冒著槍林彈雨衝向對面，背後有戰友的衝鋒號，還有猛烈的火力支持，那是他們最堅實的後盾。這個戰鬥畫面，是紅軍長征的華章。這支軍隊的戰鬥力和麵對艱險時的意志力，凝聚在那13根鐵索上。

18勇士安順場強渡大渡河、紅四團先遣部隊“晝夜兼程二百四”，與飛奪瀘定橋的戰鬥一道，呈現了一支軍隊最為核心的品格：軍令如山、驍勇善戰、意志堅定。只有做到了這種極端的程度，才讓蔣介石再次圍殲夢碎，讓紅軍由南向北轉移的戰略成為可能。

有人會在激情澎湃的戰鬥故事中忽略失敗的可怕後果。金一南在《苦難輝煌》裡這樣描述：“如果瀘定橋不能奪佔，必然出現毛澤東說的那種局面：‘假如兩路不能會合，被分割了，劉、聶就率部隊單獨走，到四川去搞個局面。’”

這意味著，“當時3萬紅軍想從川南渡江尚不可得，現在以紅一師單獨‘到四川去搞個局面’，談何容易！這是完全無法之時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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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嚴苛的、吝嗇的，起碼對紅軍而言如此。

四渡赤水，轉戰川南，巧渡金沙江後，紅軍曾遠遠甩下敵人。但從1935年5月9日至14日強攻會理6天未果，待到15日決定放棄對會理的圍攻繼續北上時，時間的天平已經開始倒向國民黨一方。

眼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大路，走登相營、越西到大樹堡，但要直面國民黨重兵；另一條是小路，走冕寧、大橋鎮、拖烏到安順場。根據地下黨的情報，此時冕寧的國民黨縣長已棄城逃跑，但是冕寧山路崎嶇難行，還要通過國民黨治下民族矛盾尖銳的彝族聚居區。

佈置大渡河會戰時，蔣介石在一封電文裡這樣描述紅軍前往大渡河的路途：“漢彝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峻、給養困難的絕地”。

然而，紅軍以與國民黨軍隊截然不同的面貌出現在了冕寧。他們作風嚴謹，倡導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拿出極大的誠意，甚至在彝族人的冷槍下不曾還擊。這才產生了劉伯承與彝族部落頭領小葉丹結拜為兄弟的佳話。

“彝海結盟”之後，紅軍在今四川雅安石棉縣擦羅彝族鄉開倉放了國民黨劉文輝部隊的軍糧，不僅自己備足3天口糧，還讓當地天天看著糧倉卻飽受飢餓之苦的老百姓，成功熬過了青黃不接的時節。直到今天，當年8歲的龍桂芳老人一提起紅軍給他們家的兩百多斤“紅花米”，因蒼老而遲緩平靜的眼神都突然亮了起來。

擦羅彝族鄉距離安順場30裡地。當紅軍行至安順場想找船工幫忙渡河時，一部分當地人，也包括船工，早就躲進了山裡。而第一個站出來幫紅軍渡河的船老大帥仕高，起初只敢透過門縫打量紅軍。

石棉縣黨史研究室主任劉洪提到擦羅開倉放糧的影響時說，“紅軍的勝利其實就是從這樣的小事開始的”。那時，時間可謂是紅軍的生命。他們沒時間大搞宣傳、擴紅，但是放糧、不打擾當地居民，這些快速行軍過程中的無心插柳，為接下來強渡大渡河提供了便利。

在安順場，如果沒有紅軍對船工的善待，給他們搭棚子、煮白米飯，77位，這個看似不大的、自發幫助紅軍的船工數量，也將是天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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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大渡河兩岸聳立的黑色崖壁上開著各種藍色、黃色的花朵。可在歷史上，這裡的美景染著血色。三國時期蜀國軍隊無數次渡過眼下這奔騰的河水，而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和他的數萬將士，也曾於此血染大渡河。

1935年5月24日，紅軍也來到了這裡。先遣部隊夜襲安順場。5月，即便是對帥仕高這樣富有經驗的船工，也是不友好的時節。當地沒人願在5月強頂汛期渡河。300多米寬的大渡河，波浪滔滔，水流湍急，可以輕易在轉瞬間吞噬生命。河水發出的隆隆聲甚至在紅軍未到安順場、行至馬鞍山時就能聽到。

時間要靠自己爭取。在此期間，紅五團為了掩護安順場的強渡戰鬥，佯攻大樹堡，揚言要經那裡渡河，攻打富林，直取雅安，進軍成都。他們砍竹扎筏，拆了關帝廟、王爺廟，連自己的紅軍戰士都以為要在那裡渡河。他們的佯攻，使蔣介石、劉文輝一連好幾天摸不清紅一方面軍主力真正的行動方向，為安順場強渡贏取了時間。

奪取安順場前，聶榮臻曾問紅一團一營營長：“孫繼先，你知道石達開嗎？”孫繼先說：“管他十達開九達開，我們一定能過河。”

1863年，也是5月，也是此處，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大軍為河水所阻擋，在清軍圍困下全軍覆滅。宣揚朱毛紅軍定會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傳單，國民黨已經派飛機撒了好幾天。

5月25日天剛亮，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蕭華作了戰鬥動員。他問：“誰願意坐第一船去？”報名踴躍。最後，孫繼先和團長楊得志、二連連長熊尚林仔細商量，確定下了總計18人的名單。每個人帶上一支駁殼槍，一挺衝鋒槍，一把馬刀，還有6到8顆手榴彈，在七八位有經驗的船工幫助下，計劃分兩批強渡。

這是他們發現的唯一一條船。考慮到水流方向，往返一次需要走完一個三角形，耗時1個多小時。這條船最多每次坐40人，全軍渡河要1個多月，但是，如果孫繼先、熊尚林失敗，紅軍連走安順場渡口的希望都渺茫了。

水急浪高，暗礁很多，對面還有敵人機槍的密集掃射。沒有人能如天神下凡，只憑不到十杆槍和幾顆手榴彈就拿下渡口。因此，突擊隊準備完畢時，劉伯承已經叫神炮手趙章成瞄準對岸敵人的兩個碉堡。劉伯承對他說：“我們就幾發炮彈，聽命令，一定要打準。”

在岸上的紅軍動用了幾十挺輕重機槍，從不同角度向敵人密集射擊。蕭華親自吹起軍號，劉伯承、聶榮臻走出工事，站在岸邊看著強渡行動的進程。

船工帥仕高的孫子帥飛講述了爺爺當年渡河的驚險時刻。渡船突然卡在“尖石包”，恰是敵人的有效射程之內。帥仕高和其他3名船工情急之下跳到礁石上，往外猛推小船。見紅軍重新行進，越發靠近岸邊，國民黨守軍倉皇逃跑。逃跑前，他們還將一顆手榴彈扔到了帥仕高身邊。帥飛說，幸運的是，那顆手榴彈引線未被拉掉，被紅軍戰士迅速扔出，沒有毀掉這艘船。

隨著渡河的成功，在老百姓的幫助下，紅軍又發現、修復了兩艘船。可這三艘小船負擔不了紅軍快速渡江的重任。5月26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到達安順場。一眾軍委領導人開了一個小會，水流太急，架橋已無希望，尾隨的國民黨薛嶽、楊森部隊距離紅軍只有幾天路程，中革軍委迅速作出了奪取瀘定橋的決定。

如此，已經通過安順場的7000多人，由劉伯承、聶榮臻繼續率領，組成右縱隊。一旦無法與主力紅軍會合，就去川西開創局面。左縱隊則以紅二師四團為前衛，沿大渡河西岸趕赴瀘定橋。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談到了此次強渡的深遠意義：“強渡大渡河是長征途中最關鍵的事件，如果在那裡失敗了，紅軍就可能被消滅。”

強渡大渡河後，左路縱隊接到“死命令”：安順場至瀘定橋320裡，限定3日內到達。

不過，敵情發生了新變化。在中革軍委到達瀘定橋的同一天，蔣介石親赴成都督戰。國民黨增援力量也正朝瀘定橋奔襲。部隊才走了一天，5月28日凌晨，紅四團又接到電令，要求他們再提前一天趕到瀘定橋。此時，離限期已經不足一晝夜，而距離瀘定橋還有240里路。

“你們要用最高度的行軍速度和堅決機動的手段……要在此戰鬥中突破過去奪取道州和五團奪鴨溪一天跑160裡的記錄。”電文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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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瀘定縣城，橫跨大渡河的鐵索橋已經鋪上了密集的木板，隨著橋面的搖晃，鐵索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和著咆哮的大渡河水聲，給遊客製造了一種驚險、刺激的體驗。安全是有保障的，每隔幾米就有安保人員在橋上守護，橋下，一艘衝鋒舟停靠在岸邊，工作人員隨時待命，以防萬一。

84年前可不是這樣子。紅四團一晝夜奔襲240裡到達這裡的時候，戰士們疲憊不堪。更要命的是，橋上的木板全被國民黨守軍抽走，只剩下13根搖搖晃晃的鐵索。美國一位女旅行家1908年行至這裡的時候，曾形容鐵索“單薄得像蛛絲一樣”。

蔣介石的“大渡河會戰計劃”及其補充修訂的預案中，對紅軍渡河點的判定是在寧雅正道，瀘定橋在防禦部署中處於“邊角位置”。因此，當國民黨軍隊發現紅軍從安順場夾河而上時，感覺到了瀘定橋受到的威脅，才開始緊急調兵防守。事實上，守軍只比紅四團先到一個晚上。

抽走橋上的木板之後，在幾乎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瀘定橋東岸的防禦工事裡，守軍信心滿滿。當時的保安大隊副大隊長的軻亨華，在上世紀70年代接受時任瀘定縣媒體記者楊仕強採訪時曾回憶，他的長官對他說：“紅軍插著翅膀都飛不過來，飛過來都把他打落。”守軍甚至用輕蔑的言語向對岸的紅軍挑釁。

22名紅軍戰士擔負突擊任務，他們要順著鐵索打到大渡河東岸去。50多年後，其中一名突擊隊員李友林才對兒子李理詳細講起飛奪瀘定橋的戰鬥，他說：“當時我只能想到活，不能想到死。如果想到死了，也許就過不去了。”

戰友的支持包括佈局在西岸的火力支援，以及全團司號員一齊吹響的衝鋒號。突擊隊員之一劉金山曾向兒子劉東昇描述過當時的場景：敵人的子彈幾乎是擦著頭皮呼嘯而過，打在鐵索上當噹噹地響，還濺起火花。

奪橋戰鬥打響後，國民黨守軍曾向遠處的駐軍、袁國瑞率領的第四旅求援，但因為第四旅正遭到東岸的紅一師的攻擊，無暇增援。由此，瀘定橋的守軍決心動搖，為免遭紅軍全殲，團長李全山率部撤退。

瀘定橋被拿下了。1935年6月2日，中革軍委對22名突擊隊員授獎，獎品是一套列寧服、一支鋼筆、一個日記本、一個搪瓷碗和一雙筷子，“以表彰他們奪佔瀘定橋的巨大功勳”。

瀘定城失陷的消息令國民黨政府感到緊張。根據四川省檔案館的一份史料，步二旅與西康專員公署發佈消息函，要求“所有瀘定縣城失陷一節，應免公佈”。劉文輝因在構築金沙江、大渡河沿岸碉堡封鎖線“一味敷衍、實未遵辦”，被通令“記大過一次，戴罪圖功”，其所部“各負責長官查明嚴處”。

在延安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毛澤東亦談到了飛奪瀘定橋一戰：紅軍之全部渡過瀘定橋，確為紅軍的莫大成功，如紅軍不能過橋，則安順場渡河至北岸之一師，勢將孤軍作戰，而南岸之紅軍主力則必走西康……紅軍則極難克服困難也。今紅軍全部渡河，自此川陝甘青幾省均將為紅軍活動之地區矣。

本報四川石棉7月3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