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顥的《黃鶴樓》和杜甫的《登高》,誰才是七律第一?

崔顥的《黃鶴樓》和杜甫的《登高》,誰才是七律第一?

崔顥的《黃鶴樓》詩和杜甫的《登高》歷來都有人說它們是七律第一,那麼這兩首詩到底哪一首才能稱得上第一?

我們先來看看這兩首詩。

崔顥的《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杜甫的《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崔顥的《黃鶴樓》和杜甫的《登高》,誰才是七律第一?

關於崔顥的《黃鶴樓》詩,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傳》記載說,李白登黃鶴樓本欲賦詩,因見崔顥此作,為之斂手,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傳說或出於後人附會,未必真有其事。然而李白確曾兩次作詩擬此詩格調。其《鸚鵡洲》詩前四句說:"鸚鵡東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與崔詩如出一轍。又有《登金陵鳳凰臺》詩亦是明顯地摹學此詩。為此,說詩者眾口交譽,嚴羽的《滄浪詩話》雲:"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如此一來,崔顥的名氣就更大了。

崔顥的這首詩是一首七言律詩,若從七律的格律要求來說,其頸聯就不是對偶句,按說不符合格律,但是後來評論律詩的都以為頸聯和頷聯不能全是對偶句,那樣就會使得整首詩顯得呆板侷促,缺乏靈氣。如果這種說法成立,則崔顥的詩恰好符合這種要求。因此,元朝方回在《瀛奎律髓》一書中說道:"此詩前四句不拘對偶,氣勢雄大。"《唐詩歸》則認為"此詩妙在寬然有餘,無所不寫。使他人以歌行為之,尤覺不舒,宜爾太白起敬也。"

總之,大家一致認為,這是興之所至,直抒胸臆的作品,並非在那裡摳字眼,琢磨格律對偶之類的作詩章法,如果像賈島那樣整天琢磨句子,那是斷然寫不出這種作品來的。

這首詩既然如此神妙,那麼他究竟妙在何處?清朝王世懋寫了一篇評論古詩的文章《藝圃擷餘》,在這篇文章裡,他認為是崔顥賦比興的方法用得好:"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陚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為當乎?'日暮鄉關'、'煙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煙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

俞陛雲在《詩境淺說》裡便對這首詩到底哪裡好作了一番解說:"此詩向推絕唱,而未言其故,讀者欲索其佳處而無從。評此詩者,謂其'意得象先,神行語外',崔詩誠足當之,然讀者仍未喻其妙也。餘謂其佳處有二:七律能一氣旋轉者,五律已難,七律尤難,大曆以後,能手無多。崔詩飄然不群,若仙人行空,趾不履地,足以抗衡李、杜,其佳處在格高而意超也。黃鶴樓與岳陽樓並踞江湖之勝,杜少陵、孟襄陽登岳陽樓詩,皆就江湖壯闊發押。黃鶴樓當江漢之交,水天浩蕩,登臨者每易從此著想,設崔亦專詠江景,未必能出杜、孟範圍,而崔獨從'黃鶴樓'三字著想。首二句點明題字,言鶴去樓空,乍觀之,若平直鋪敘,其意若謂仙人跨鶴,事屬虛無,不欲質言之。故三句緊接黃鶴已去,本無重來之望,猶《長恨歌》言入地昇天、茫茫不見也。樓以仙得名,仙去樓空,餘者唯天際白雲,悠悠千載耳。謂其望雲思仙固可,謂其因仙不可知,而對此蒼茫,百端交集,尤覺有無窮之感,不僅切定'黃鶴樓'三字著筆,其佳處在託想之空靈、寄情之高遠也。通篇以虛處既已說盡,五六句自當實寫樓中所見,而以戀闕懷鄉之意總結全篇。猶岳陽樓二詩,前半首皆實寫,後半首皆虛寫,虛實相生,五七言同此律法也。"

而現代人一般認為,這首詩的妙處,主要在於其意境渾厚,全詩一氣呵成,意中有象、虛實結合,氣象恢宏、色彩繽紛,猶如一幅潑彩山水畫;情景結合,渾然天成,音韻和諧,朗朗上口,一首詩中"黃鶴"出現了三次,卻不顯得重複,反而有一波三折之妙,使讀者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感。

其作法上,前半首用散調變格,後半首就整飭歸正,先放後收,前後似成兩截,其實文勢是從頭一直貫注到底的,中間只不過是換了一口氣罷了。這種似斷實續的連接,從律詩的起、承、轉、合來看,也最有章法。也就是說,這首詩貴在神氣充足,形斷而意不斷,意斷而神不斷,極盡變化之妙。

其實,所有的藝術作品,都有這樣的特點。優秀的作品,總是在規矩和突破之間尋求一個最佳的平衡點,沒有規矩,那就是連入門還沒有做到。把規矩練熟了,便需要尋求突破的方法,這樣才能有變化,才能出新意。否則,便只是一個匠人,而不是一個藝術家。藝術的靈魂便在於創造,而不是墨守成規。但是,成規是入門的基礎,也是創造的基礎。這就是所謂的辯證法了。期間的微妙之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書讀萬遍,其義自見",也是這個道理。

講清楚崔顥的詩,我們再來看杜甫的詩。

崔顥的《黃鶴樓》和杜甫的《登高》,誰才是七律第一?

《登高》是杜甫晚年為逃避戰亂而寄居夔州時所作,作於大曆元年(公元766年),當時杜甫五十六歲。全詩通過登高所見的秋江景色,傾訴了詩人長年漂泊、老病孤愁的複雜感情,慷慨激越、動人心絃。

這首詩八句皆用對偶,卻渾然天成,不留斧鑿的痕跡,確為擅長聲律的高手。其實也並非杜甫有意為之,夔州向以猿多著稱,峽口更以風大聞名。秋日天高氣爽,這裡卻獵獵多風。詩人登上高處,峽中不斷傳來"高猿長嘯"之聲,大有"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水經注·江水》)的意味。詩人移動視線,由高處轉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點綴著迎風飛翔、不住迴旋的鳥群,真是一幅精美的畫圖。其中天、風,沙、渚,猿嘯、鳥飛,天造地設,自然成對。不僅上下兩句對,而且還有句中自對,如上句"天"對"風","高"對"急";下句"沙"對"渚","白"對"清",讀來富有節奏感。經過詩人的藝術提煉,十四個字,字字精當,無一虛設,用字遣辭,"盡謝斧鑿",達到了奇妙難名的境界。因此,掌握格律是基礎,善於發現大自然美的特點,卻需要一雙慧眼。

頷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兩句,氣勢宏大,而又語含動態,彷彿漫天的秋葉在飛舞,奔騰的長江呼嘯而至,清代張世煒《唐七律雋》雲:"四句如千軍萬馬,衝堅破銳,又如飄風驟雨,折旆翻盆。"

詩的前半首寫眼前之景,後半首轉而抒情。"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一聯中,"萬里"兩字點明遠離故鄉,而"常作客"則言長久漂泊無定的生涯。"悲秋"者,非秋色可悲,而是淪落他鄉、年老多病的詩人可悲也。詩人把久客易悲愁,多病愛登臺的感情,概括進一聯"雄闊高渾"的對句之中,羈旅之愁,孤獨之感,猶如無邊的落葉和滔滔的江水一般,排之不盡,驅之不絕,情與景交融相洽,孤獨老病的愁思深入骨髓。

尾聯兩句承接頷聯,以悲涼之感作結。詩人備嘗艱辛,窮困潦倒,國難家愁,白髮日生,因病停酒,愁緒更加無處排遣。登高本為舒暢心情,卻無故增添愁苦,悲涼之意,溢於言表。

這首詩一氣呵成,格律精嚴,歷來尊為律詩典範。明代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五雲:作詩大法,唯在格律精嚴,詞調穩契,使句意高遠,縱孜孜可剪,何害其工?骨體卑陋,雖一字莫移,何補其拙?如老杜"風急天高"乃唐七言律詩第一首。……"風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如海底珊瑚,瘦勁難明,深沉莫測,而力量萬鈞。通首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後無來學。微說說者,是杜詩,非唐詩耳。然此詩自當為古今七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唐宋詩醇》亦云:(此詩)氣象高渾,有如巫峽千尋,走雲連風,誠為七律中稀有之作。後人無其骨力,徒肖之於聲貌之間,外強而中幹,是為不善學杜者。

綜上所述,崔顥的詩飄逸瀟灑,不為詩律所限,而老杜的詩渾厚高古,格律工整,卻於詩意的表現上游刃有餘,不為格律所縛,足見其為律詩高手。從律詩的作法上來說,崔顥的詩只能偶一為之,卻不能保證每一首都有如此精彩。杜甫在嚴格的詩律範圍內猶如庖丁解牛,每每能夠得心應手,足見其技高一籌。這兩首詩雖然未必能夠分出高下,老杜和崔顥兩人卻高下立判。

崔顥的《黃鶴樓》和杜甫的《登高》,誰才是七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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