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作者張宏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1908年光緒皇帝出殯圖
一
“湉”的意思是“水流平靜”。以“小心”、“恭謹”聞名的醇親王奕譞給長子起名“載湉”，這表明他唯一的希望是這孩子一生安穩平順而已。然而世事就是這麼荒誕，偏偏就是這個孩子，被他的嫂子兼大姨子慈禧選中，要接替剛剛死去的同治，繼承大清王朝的帝統。
發生在養心殿東暖閣的那一幕讓所有的大臣們記憶猶新：太后的話剛出口，中選者的父親奕譞如同被雷擊了一樣，當時癱軟在地，“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龢在日記》）。
之所以選擇四歲的載湉繼承同治，除了他年齡小易於控制之外，一個隱祕而關鍵的原因，恰恰是他那個富於遠見、聞命痛哭流涕的父親。這個以“謙謹老成”聞名的小叔子十分乖巧，素無野心，知道怎樣和權力保持最恰當的距離，以迎合這個權欲極重、猜忌心極強的嫂子。另一個原因是這個孩子的性格。這個孩子最大的特點是“文靜”，從不淘氣。這極愜太后之心。眾所周知，剛剛死去的同治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頑劣的一個，從小頑皮異常，任性乖張。小載湉起碼不會蹈此覆轍。
然而，和這孩子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慈禧就發現，這孩子並非大清皇帝的適合人選。
首先，這個孩子身體太差了。進宮之後，三天兩頭鬧病，不是感冒頭疼就是嘔吐腹瀉，幾乎沒有一個月消停過(參見信修明：《老太監的回憶》。另，《翁同龢日記》中亦常見光緒生病的記載)。
其次，這孩子太“文靜”了，文靜得像個女孩子一樣。一聽到雷聲就嚇得大哭大叫，冷汗不止，非得大人抱在懷裡，百般撫慰，才能安靜下來。除了雷聲，鞭炮聲、鑼鼓聲也怕得要命。
失望歸失望，太后對這個親外甥還是盡心盡力的。後來她回憶說：“皇帝入承大統，本我親侄。從孃家算，又是我親妹妹之子，我豈有不愛憐之理！皇帝抱入宮時，才四歲，氣體不充實，臍間常流溼不幹，我每日親與塗拭，晝間常臥我寢榻上，看著天氣寒暖，親自為他加減衣衿，節其飲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時即膽怯，怕聽到大聲特別是雷聲，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摟在懷裡，寸步不離。皇帝三五歲後，我每日親書方紙，教皇帝識字，口授讀《四書》、《詩經》，我愛憐惟恐不至……”（瞿鴻禨《聖德記略》）
太后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選擇既不能更改，她所能做的，只有給這個孩子以最好的教育。剛剛五歲，她就迫不及待地給小皇帝開了蒙，請了狀元出身的翁同龢為師，並制定了極其嚴格的學規。她經常召見師傅，詳細詢問學業進展情況。光緒十一年，當發現小皇帝的作文頗有可觀之處時，她當即降旨，從此之後，把“（皇帝）每日所作詩、論及對子，均繕寫清本，隨功簿一併呈覽”。在繁重的政務之餘，還把檢查批閱皇帝學業作為自己每日必修的功課。
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證明慈禧太后對光緒的培養是盡心盡力的。每一個專制者對繼承人的期望都是既聽話又能幹。活著的時候，可以絕對控制。百年之後，又可以挑起大梁。從很早開始，她就有計劃、分步驟地培養光緒的政治興趣和能力。小皇帝剛滿十歲，她就經常在工作時讓小皇帝陪伴在身邊，給他講解奏摺，有時候還讓他試著在折上批答。大臣們發現，在發回的奏摺上，出現了一種類似兒童描紅的特別幼稚的字體，雖然故作大人腔，一望而知是兒童所擬，這無疑是“今上”的手筆。滿十三歲那年，她又讓小皇帝實習政務。在垂簾聽政的時候，大臣們遞上奏摺，慈禧總是讓皇帝先看一遍，然後提出自己的處理意見，告訴皇帝為什麼要這樣辦。也是從這個時候起，太后命皇帝的功課中加上講解奏摺一項。
事實上，直到十多年後打算更換皇帝之前，她一直是以“恩主”的心態來對待皇帝的：是她親手把他扶到了寶座上。這個座位，被帝國內所有的男人視為最大的幸運和幸福的象徵，千百年來，有多少人為之付出了生命甚至家族的代價。太后常常想，長大懂事後，這個孩子沒有理由不對她感激涕零。
二
然而光緒的童年回憶卻充滿苦澀。
那是1875年的1月13日，載湉從熟悉的家裡被拋到了這個巨大、荒涼的宮殿之城。他面對的是一群陌生的人。剛剛還抱著他逗他玩的父親，現在遠遠地跪在丹墀之下，成了他的臣子。與他朝夕不離的祖母和母親淚眼婆娑地被厚厚的宮門阻擋在外。為了讓他徹底與過去的生活告別，太后甚至不允許他的奶媽跟進宮來。
天底下可能沒有比紫禁城更不合適一個孩子成長的地方了。這個權力的象徵物裡，批發著世界上最密集的陰謀，籠罩著世界上最嚴密的規矩，呈現著人間頂級的浮華和奢糜，卻唯獨缺乏一樣東西：簡單平凡的親情。
我們無法想像進宮的當天晚上，光緒心裡是多麼驚惶和迷惑。我們只知道，從第二天起，他的生活就完全改變了。那個原本無拘無束的孩子現在變成了帝國機器上不可或缺的一個零件。他每天得按固定的程序運轉：每天四點多鐘就要起來，正襟危坐在乾清宮那張堅硬的寶座上，充當“垂簾聽政”的道具。在禁宮林林總總的幾百年一成不變的禮儀中，他都是必不可少的器皿，被群臣捧來捧去：到觀德殿給先皇帝梓宮叩頭；到奉先殿給列祖列宗牌位跪拜；去慈寧宮給太后太妃請安；往壽皇殿及太高殿祈雪、祈雨，春天到豐澤園去行耕藉禮……
他完全不知道他做這些事的意義，他只知道，在這廣闊無垠的禁宮之中，每一寸空間都充滿著看不見摸不著的“規矩”。在哪位太妃前應該說哪些話，在哪個儀式上應該穿哪套衣服，下跪時先跪哪條腿，跪下後龍袍的前擺放在哪裡，磕頭的次數、深度、跪或立的間隔，都有詳盡的規定。稍有錯誤，就會遭到批評和訓斥。
對於自己的親姨、伯母和養母，小載湉怎麼也親近不起來。在他的感覺裡，這個“親爸爸”更像一個男人。她說話從來都說一不二，在她面前所有的人都必須絕對服從。他從心底裡懼怕這個鋼鐵一樣的女人。
從進宮的第一天起，他總是處於太后的糾正和訓斥之中。為了讓小皇帝成為合格的統治者，她發誓絕不犯在同治身上犯過的錯誤，不容忍這孩子身上任何一點“毛病”。在為小皇帝挑選太監時，葉赫那拉特意指出：“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質樸數人，凡年少輕佻者，概不準其服役。”這個以權力為生命的女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對養子的絕對控制。從進宮的那天起，那些面容呆板的老太監，“像灌輸軍事知識一樣”，天天教育他，“他應該永遠承認太后是他的母親，除掉這個母親之外，便沒有旁的母親了。”（《瀛臺泣血記》）除此之外，太后也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培養小皇帝的絕對服從。按照太后的要求，小皇帝“每日必至太后請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罰令長跪。”（古靈後人《清外史》）在平時，“孝欽後乘輿出，德宗亦必隨扈，炎風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徐珂《清稗類鈔》）太后每頓賜給他的飯菜量都很大，即使他已經吃飽，也不得不一口口吃得乾乾淨淨。因為那不是普通的食物，那是太后的天恩和意志。
教育學家說，刻板、教條、嚴厲的教養方式會對孩子的性格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這些孩子往往拘謹懦弱，膽小怕事，同時又固執倔強，不善變通。這些人通常都是完美主義者，因為他們會下意識地時時處處以父母的要求來評價自己，對自己過分苛求，事事追求完美，對自己和對他人都缺乏寬容。不幸的是，在閱讀光緒的有關資料時，我們發現他性格中這些特點非常明顯。
三
直到開蒙讀書之後，太后才有點喜歡上了這個孩子。
和同治比起來，光緒實在是太聽話了。雖然剛開始也曾“嬉戲啼呼”過幾次，可是不久，這個性格柔順的孩子就安然接受了不可違抗的命運，每天乖乖地來到書房和文字做鬥爭。他功課進展得很順利，大字也寫得越來越端正。雖然和歷代的皇子比起來，他的成績不過是中等水平，但是和他的前任同治比起來，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小皇帝發現，太后對讀書十分看重。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后對書本有種異乎尋常的迷信。她相信經典的力量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代替的，它可以清澈男人的大腦，強健男人的骨骼，只要真正掌握了聖人的教誨，再孱弱的男人也有可能成為安邦定國之才。小皇帝發現，雖然他仍然舉止笨拙、反應遲鈍，雖然他仍然膽怯、口吃，但是隻要書讀得好，這些都可以被人視而不見。
小皇帝學習越來越用功了。他竭力向太后展示自己的好學。據向太后報告的太監說，小皇帝不論到哪，手裡都拿著一本書，經常在走路時還唸唸有詞。每天睡覺前，他都會背一段《詩經》才睡。聽到這些消息，太后由衷地感到高興（《翁同龢日記》）。和文字奮鬥符合小皇帝的個性。隨著漸漸能理解書中內容，他對書本的興趣越來越濃。在宮中演戲之時，他常常攜一卷書找個沒人的地方閱讀。事實上，學習是他確立自我、證明自我和娛樂自我的唯一方式。
對於小皇帝來說，讀書於他還有更重大的意義，那就是使他明白了自己的使命與責任。通過書籍，他頭一次明白了自己被送入宮，並非是一個悲慘的事情，而是天下人都羨慕的幸運。原來他並非普通孩子，而是“上天之子”，將來要代替上天，承擔起撫馭萬民的責任。師傅說，在他的肩上，肩負著上天的信任，肩負著大清列祖列宗的重託，肩負著天下百姓的全部希望。
翁師傅的教育看起來非常成功。師傅說，要成為一個偉大的皇帝，說艱難當然艱難，說容易其實也容易。唯一需要的就是自制、勤奮和毅力。因為歷代以來，聖臣賢臣們已經把治理國家的方法總結完備，從資治通鑑到歷朝聖訓，治國安邦的大經大法條條俱在。只要他一絲不差地按照聖人的教導去做，那麼就會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他就會像周文王、唐太宗那樣名留千古。
小皇帝的表現令帝國政治高層的所有人驚喜。師傅翁同龢經常得意洋洋地對人說起，小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在效法古代聖帝賢王。剛剛識字不久，小皇帝就指著書內的“財”字對師傅說：“我不愛此，我喜‘儉’字”。翁同龢喜不自勝，當即跪下叩頭：“皇上聖德！皇上有此見識，真是天下之福！”
光緒三年的冬天，很久沒有下雪，小皇帝想起師傅教他的話，臨睡前在心裡默默祈禱，希望上天降下大雪，以利來年莊稼。沒想到過了幾天果然下雪了。年僅七歲的小皇帝高興地跑到門外，立在雪中默默向上蒼表示感謝，太監們怕他凍著，擔不起皇帝感冒的責任，一個勁地勸他回屋，讓小皇帝大為掃興。小皇帝氣憤地說：“你們真不懂我的心思！就像長沮、桀溺不理解孔子一樣！”這個故事流傳出去，被士人們傳頌了許久。（《翁同龢日記》）
人人都說，皇帝將來必是一個古今少有的聖帝明王。連太后也屢屢對大臣們誇獎皇帝“實在好學”，“典學有成”。從各個方面來說，他都是帝王教育的成功典型。“除了口吃這一先天不足外，無論在哪一方面，都遠遠超過了當年的同治帝”（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
四
光緒十五年二月初三日清晨，皇帝親政了。他精神煥發，神采奕奕。翁同龢日記中記載到：“仰瞻天顏，甚精采也！”
自從二十八年前咸豐皇帝死後，大清帝國一直沒有男主人。人們一直堅信，“牝雞司晨”只是萬不得已的變通，男人永遠比女人更適合當家主政。更何況這個男人長相清秀俊美，舉止端莊凝重，頗具帝王之姿。
太后今年已經五十五歲，白髮已經悄然爬上鬢端。這二十八年裡，她操夠了心，受夠了累。在她剛剛走入政治中心的時刻，大清帝國可謂千鈞一髮，險象環生：朝廷之上，八名顧命大臣公然向太后叫板，政治分裂勢不可免。長江下游，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像一把失去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中國半部江山燒得一片狼藉，大清帝國的統治眼看就要崩潰。同樣要命的是，外國鬼子們剛剛燒燬了圓明園，通過這場戰爭，他們已經看清了大清帝國沒有抵抗能力，隨時準備把大清分而食之。雖然對她的政績評價不一，平心而論，被剝奪了早期教育權利的葉赫那拉·蘭兒，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現的才幹和能力可以稱得上出人意料地傑出。她果斷利落地發動政變，清除了顧命八大臣。她開明地重用漢人曾國藩，眼看就要吞沒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國狂潮在她的腳下突然退卻。人們把她執政的這些年稱為“同光中興”。人們說，是她再造了帝國，使一個奄奄一息的國家重新煥發了生機。
在這權力交接的重要時刻，她的心裡並不失落。雖然形式上交出了權柄，她仍然自信可以保持對皇帝的絕對控制。即使到現在，只要她一板起臉，這個孩子仍然會嚇得說不出話。在老謀深算的她面前，這個心地單純的孩子簡直就是一個透明人，她可以一眼看到底。她不用憑思考，單純用感覺就可以控制他。她的退休，實際上是一種“退居二線”，雖然擺脫了繁重的日常工作，但她仍然可以在需要的時候，靠著自己的巨大政治影響力，左右著大清帝國的航向。
在親政的頭幾年，年輕的皇帝並沒有給大清帝國帶來驚喜。帝國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發條的鐘表，一切都按照太后執政時的成例一成不變地運行。在成例的籠罩下，他並沒有多少自由發揮的空間。在親政的前五年，皇帝不過像是太后的一個機要祕書一樣，庸庸碌碌地忙於瑣碎事務。
光緒二十年七月，一封來自異國的電報，如同崩在皮膚上的一粒火星，燒灼得已經鬆懈多年的清帝國政治神經猛一下收縮起來。這一年年初，大清屬國朝鮮發生了內亂，請求中國出兵幫助平亂，日本人也藉機出兵朝鮮，挑釁中國的宗主權。
自從道光末期以來，大清國就沒斷了受人欺負。開始是英國，後來是法國，再後來什麼美國、德國、意大利……現在，西洋的國家輪了一個遍，居然又輪到了東洋裡的小日本！對於西洋諸國，皇帝不太瞭解，然而身邊的日本卻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裡每部都有《日本傳》。“考日本之為國，不過三島，浮沉東海，猶一粟也，土地、軍事俱不及中國十分之一”。
沒有比戰爭更能振作一個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進行戰爭，也沒有比日本更合適的對手。大臣們說：“中國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圖自強，亦未始非靖邊強國之—轉機也。”
包括師傅翁同龢在內的一大批朝臣，特別是絕大多數年輕的中下級官員，都堅決主戰。在他們當中，曾國藩的孫子翰林院編修曾廣鈞的言論最有代表性，他建議，大清此戰不但要擊敗日本，還要抓住機會乾脆把日本從地圖上抹去，把它變成中國的一個省！只有這樣，才能永絕後患！（《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
當然也有人不那麼樂觀，比如北洋海陸軍最高統帥李鴻章和他的部下們。1874年，就是光緒成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曾在一份奏摺中提到：“泰西雖強，尚在七萬裡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他所組建的北洋海軍，十分明確地把日本作為假設敵：“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對國際事務頗有了解的李鴻章十分清楚這個小國二十年來的發展變化。它們的海軍這些年來擴張神速。而大清的海軍自從建成後，就沒有怎麼更新。從軍事實力上說，日本絕不佔下風。李鴻章提出了“避戰求和”的建議，他建議皇帝主動從朝鮮撤軍。
然而，對於這個建議，皇帝認為簡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戰，就主動示弱，成何體統！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駁了李鴻章。皇帝說，主動撤軍，有失“大清”的體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鴻章抓緊一切時間，整軍備戰。
五
戰爭是一個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個人的素質。
在親政後的第一個重大決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識儲備的嚴重不足。
厚厚的宮牆阻擋了時光的進入。雖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紫禁城裡卻還充斥著康熙乾隆年間的空氣。如果說光緒時代，中華帝國與西方世界存在著幾百年的時差，那麼紫禁城內外，同樣存在幾十年的時差。雖然出生在鴉片戰爭三十一年之後，雖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經有中國政府考察團遊歷歐洲，雖然在他七歲的時候中國已經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光緒皇帝接受的教育卻完全是傳統的。教科書也與歷代皇帝毫無二致，不過是《帝鑑圖說》、《十三經》、《聖祖聖訓》之類的“帝王之學”。《瀛臺泣血記》的作者德齡在敘述她經歷的宮中生活時寫道：“一個人只要在皇宮裡住三五年就會變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與外界絕少交流，見聞極為有限，生活極為刻板，極端迷信神權、迷信皇權，無形中造成一種凝固的空氣。即使是一個天資高的人也會被束縛得失去聰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描繪這種感受說：“如果不是老師願意在課本之外談點閒話，自己有了閱讀能力之後看了些閒書，我不會知道北京城在中國的位置，也不會知道大米原來是從地裡長出來的。當談到歷史，他們誰也不肯揭穿長白山仙女的神話，談到經濟，也沒有一個人提過一斤大米要幾文錢。所以我在很長時間裡，總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庫倫吃了一顆紅果生育出來的，我一直以為每個老百姓吃飯時都會有一桌子菜餚。”
這座宮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閉、保守和死寂，對光緒的成長構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雖然學習成績良好，然而除了書本知識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國政治的潛規則，他的大腦中卻完全是空白。親政之後，經常接觸他的大臣們發現，這個年輕皇帝缺乏基本的社會常識和應變能力。在複雜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單純、天真。
進入軍事統帥狀態的皇帝抑鬱一掃而光。他仿照他的那些偉大祖先們的口氣，雷厲風行地下達著一道又一道充斥著“決一死戰”、“迎頭痛擊”等雄性詞彙的作戰方略。親政以來，他終於能夠親自指揮帝國航船的航向，真正擔負起國家的重任，怎麼能不殫精竭慮、全力以赴。
然而，戰爭過程與他的想像大相徑庭。清軍與日軍第一次交鋒於朝鮮成歡驛，即遭慘敗，不得不退守平壤。對此小挫，皇帝不以為意，勝敗乃兵家常事。此戰之後，他正式聲明對日宣戰，命對日本“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戰之後，清軍仍然一反他的指示，節節退縮，及至9月平壤之戰，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鴻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潰敗，此後不到半個月，清軍全部被趕過鴨綠江，日本不費吹灰之力就佔領了全朝鮮。
皇帝大為震怒。他認為這無疑是李鴻章指揮不力的結果。這個老滑頭顯然缺乏戰爭的決心和勇氣，所以他的部下才這樣缺乏血性和忠勇。皇帝以李鴻章未能迅赴戎機，日久無功，拔去三眼花翎，交部嚴加議處。希望他“激發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揮。（《清德宗實錄》）
然而諭旨還沒有發到李鴻章處，1894年10月，日本軍隊突破由三萬中國重兵把守的鴨綠江，排闥直入，兵鋒直指瀋陽。把守鴨綠江的是以敢戰聞名的悍將宋慶，他的部下也是中國軍隊中裝備最好、最精銳的部分，中國軍人在鴨綠江防衛戰中的表現也堪稱勇敢頑強，然而在日軍的強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擊。直到這時，皇帝才發現，問題不是清軍不“敢於勝利”而是中國的軍事實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決口旁的指揮者，第一反應就是全力以赴地試圖堵住缺口。聖旨雪片一樣從京師飛來，每一道都口氣急迫。皇帝要求將軍們竭盡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讓他們前進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這樣指揮，正是犯了軍法的大忌。日軍侵入中國境內的那一刻，李鴻章明白了這場局部戰爭已經演變成一場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之戰。他給皇帝上了道長長的奏摺，提出了“打持久戰”的戰略主張。他說，形勢很明顯，敵強我弱，日軍利於速戰速決，我軍利於“持久拖延”。如果我們急於爭鋒，那麼就會在陣地戰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李鴻章是中國歷史上“持久戰”概念的首創者，這堪稱對中國軍事史的一個重大貢獻。（劉功成《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然而皇帝卻根本聽不進李鴻章的建議。他最擔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讓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倉皇北逃的慘劇。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優秀的軍隊調上前線。他催戰甚急，對所有的前方將帥都不滿意。他對他們的態度只有兩種，一種是不斷的指責，指責他們不負責任，“玩誤”，“膽怯”，“無謀略。”另一種是恫嚇，動不動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軍律懲辦”、“軍法從事”、“決不寬貸”的聖旨相威脅。在他的不斷催促下，中國最精銳的部隊不斷被送上鋒線，不斷被日軍吞噬。
皇帝不懂海軍作戰規律，但是卻屢屢瞎指揮。戰爭正式打響後，光緒皇帝聽說日軍軍艦深入威海、旅順海口活動，深怕日本海軍進攻天津，並由天津威脅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連灣、煙臺、旅順等處，為北洋要隘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數處來往梭巡，嚴行扼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闌入，倘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這道聖旨，導致北洋艦隊從此放棄遠巡，主動放棄了制海權，極大地束縛了北洋水師，使海軍處於單純防禦，被動挨打的境地。
日軍圍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誘北洋艦隊駛出威海衛港，在外海殲滅的戰略方針後，光緒皇帝似乎是為了配合日軍作戰，屢次電旨催逼剩下的幾艘戰艦，出海作戰。只是由於丁汝昌堅決不同意，才沒上日本人的圈套。
中日戰爭中，光緒皇帝表現出了晚清統治者少有的血性。然而，對於一場戰爭來說，僅僅有熱血是不夠的。
六
翻閱他的老師翁同龢的日記，我們很容易在字裡行間發現一些令人吃驚的事實。我們發現，在大部分讀者頭腦中，那個清秀、文弱的皇帝，有著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執、驕縱。還是在少年時期，翁同龢就已經發現皇帝脾氣之暴烈非同一般。僅僅從光緒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間，《翁同龢日記》中記載了十二歲的小皇帝六次大發脾氣：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麼原因，在後殿大發脾氣，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鮮血淋漓，“手盡血也。”又過了一個月，三月十八日，“與中官鬧氣”，“撲而破其面”，把太監的臉打破了。五月初二日上課時摔破一碗，六月十二日，因發脾氣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日，“頗有意氣”，“餘等再入諍之始平”。動不動就摔東西，甚至有自殘舉動，對於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來講，絕非尋常。翁同龢感覺到這個孩子的脾氣十分不祥，在日記中寫下了“聖性如此，令人恐懼”。
雖然處在太后的高壓統治之下，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他畢竟是一個皇上。“皇上”這個地位給人性造成了損害，他一樣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萬千寵愛在一身的親王長子。他的任何一聲啼哭都會引來數十名奶媽、僕婦的手忙腳亂。進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過度照顧”有加無減。
從進宮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覺到了身份的變化。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寫道：“每當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腦子裡便浮起一層黃色：琉璃瓦頂是黃的，轎子是黃的，椅墊子是黃的，衣服帽子的裡面、腰上系的帶子、吃飯喝茶的瓷制碗碟、包蓋稀飯鍋子的棉套、裹書的包袱皮、窗簾、馬韁……無一不是黃的。這種獨家佔有的所謂明黃色，從小把惟我獨尊的自我意識埋進了我的心底，給了我與眾不同的‘天性’。”和溥儀一樣，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時時刻刻生活在“與眾不同”的暗示之中。與後世傳說的連宮中太監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對於宮中許多忠誠的僕人來說”，“抬頭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黃昏》）。雖然在太后面前他必須畢恭畢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宮門，他所遇到的就是絕對順從，他的所有要求都會被全力滿足，他的任何舉動也不會受到指責。高處不勝寒，在這個過高的地位上，他沒有正常的人際關係，他也沒有機會培養正常的耐挫能力。這種環境對這個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發生致命的影響。
事實上，畸形的成長環境中，他的人格始終沒有完全發育起來，許多心理特徵仍然停留在兒童階段。在成年之後，皇帝仍然表現出幼兒一樣的缺乏耐心、固執己見，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滿足，缺乏等待延後滿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氣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宮中，小皇帝卻異常地任性、驕縱。在他處受到的壓抑，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裡加倍發洩，使得小皇帝的脾氣中攙入了一絲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氣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麼事，任何人也不敢攔。他要什麼東西，太監們立時三刻就要弄到，否則屁股不保。《宮女談往錄》中老宮女描述到：“他性情急躁，喜怒無常，他手下的太監都不敢親近他。他常常夜間不睡，半夜三更起來批閱奏摺，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罵混帳。”
這一點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麼祕密。在皇帝親政之後，大臣們曾經向太后反映過，“皇上天性，無人敢攔”。雖然看上去文弱，但稍有忤逆，則激動暴怒。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順，然而離開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須對他百依百順。甚至在被剝奪了權力之後，皇帝的脾氣仍有時發作。光緒後期曾經服務於宮中的陶湘在寫給大臣盛宣懷的信中提到這樣一件事：1904年，光緒要太監給自己的臥室安上電話。太監說這種新鮮事物剛剛傳到中國，北京城內尚沒有貨物供應，得聯繫進口才行。皇帝登時大怒，限太監一日內找到，否則掌嘴。後來因為怕太后知道，才做罷。陶湘在信中說：“藉此（事）可知老太太之嚴待非無因也，藉此可知當今之難以有為。實可憂也。且聞當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無一定，總之，太君無論如何高壽，亦有年所，一旦不測，後事不堪設想。”（《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編之一》）
後來做過溥儀教師的莊士敦談到對溥儀受到的教育時說，“我認為，如果必要的話，任何東西都可以犧牲，而不應讓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傷害。假如繼續把他作為一個在本質上與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來對待，那麼，他作為一個人，幾乎肯定將會是失敗的，而且也很難相信，他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君主。”
很不幸，他針對後來的皇帝溥儀說的話，在光緒身上都一一成為了現實。這場戰爭與後來那場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敗，與皇帝性格中的這種缺陷很難說毫無關係。
七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在光緒帝手忙腳亂地指揮戰爭之際，慈禧卻開始祕密召見大臣，謀劃講和。
是戰還是和，在兩難選擇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淵，經受著地獄般的折磨。有生以來，皇帝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大的壓力。他的意志品質難以適應這樣一場意想不到規模的戰爭。繼續這樣一場戰爭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結束這場戰爭更是需要超乎尋常的現實感和判斷力，這些皇帝都沒有。
當皇帝再一次被戰報催迫著出現在大臣們面前的時候，人們發現，皇帝已經由一個堅定的主戰派變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還要急切。對日議和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謀深算的李鴻章聲稱，他堅決反對割地。“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鴻雖死不能畫諾。”連積極策劃議和的太后也反對割地。當聽皇帝說朝臣有割地之議時，太后大怒，忿然說：“任汝為之，毋以啟予也。”
然而，皇帝卻很快力排眾議，下定了同意割地的決心。他面召李鴻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權。皇帝說，如果不割地，那麼“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然而，日本提出的條件之巨，還是大大出乎舉朝的心理預期。不但割地要割遼南，還要割臺灣全島，並且軍費竟然達三億元。李鴻章一閱之下，立刻愕然，他急電北京：“日本所要軍費過高，並且遼南為滿洲腹地，無論如何不能割讓。這兩條中國萬不能從，和約不成，唯有苦戰到底。”
幾乎全體朝臣都同意李鴻章的意見。太后甚至說：“兩地皆不可棄，即使撤使再戰，亦不恤也。”
只有“光緒之意，頗在速成。”皇帝現在只有一個心思，那就是快快結束戰爭。只要能結束戰爭，什麼條件他都打算答應。他被戰爭弄得太苦惱了。不久之後，皇帝在和議上籤了字，結束了這場大清國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戰爭。（劉功成《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八
那些經常接觸皇帝的大臣們發現，親政以來，皇帝的表現一直是兩極式的。一段時間內非常振作，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時間又無精打采，意志消沉。現存故宮中國歷史檔案館的光緒朝奏摺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情況：出現在奏摺之上的皇帝硃批，一段時間內字體異常宏大、端正、有力，神彩飛揚。比如皇帝親政的頭幾個月、甲午戰爭開始階段以及後來的戊戌變法之中。而另一段時間則細小、傾斜、無力，經常帶著虛白，看上去軟弱鬆懈。比如甲午戰爭後期。特別明顯的是，後一種字體只有前一種字體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說明，任何人也不會相信這兩種字體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代皇帝之中，這種情況是絕無僅有的。這說明皇帝的情緒經常處於從天堂到地獄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國勢衰微的大清帝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者，就像一艘暴風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個好船長。然而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錦衣玉食和萬人呵護中長大的光緒，從小沒有經歷過任何艱苦，也沒有經歷過大事的磨練，這使得他的意志素質不但遠遜於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傳統的政治設計，中國的帝王必須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組合起來的完美的人。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險。過高的標準使小光緒成為天下最容易體會到挫敗感的孩子。“聖王教育”在小皇帝的頭腦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應該”：他應該具有常人不具備的毅力，能應付別人應付不了的課程；他應該比普通人聰明，讀書過目不忘，他應該機靈敏捷，舉動處處符合規矩。因為這是偉大帝王們應該具備的素質。可惜，他那孱弱的身體裡其實沒有這些東西。
巨大的壓力和自己過於軟弱的天賦，使小皇帝的日常表現越來越兩極化發展。有的時候，他能把自己的精神狀態調動到最佳狀態，把意志水平調動到極高程度，一絲不苟地“學做聖人”，表現得非常振作進取。然而由於身體素質以及先天缺乏剛毅氣質，他難以長時間地剋制自己，振作狀態很難持久。一旦受挫，他又會對自己極度失望，心氣因此一掃而光，陷入長期的萎靡不振狀態。師傅翁同龢也注意到了這個奇怪的現象，他在日記裡記到，小皇帝有的時候精神振作，學習起來勢如破竹，“讀甚奮”，作文也“極敏捷”。讓師傅欣慰無已。然而，過了一段時間，皇帝又會莫名其妙地陷入“不能用心”、“少精神”、“精神渙散”、“勉強敷衍”、“百方鼓動不得”、“倦怠遷延”的狀態。翁同龢焦慮、憂愁、嘆息甚至無可奈何。
九
清朝有史以來最大面積的割地和最大數額的賠款，使大清猶如一個剛剛病癒的人又一次被打倒在地。甲午戰爭給了日本一個全面超越中國的起點，三點四億兩白銀加上臺灣，成為了日本騰飛的強大動力。而中國則自此跌下萬劫不復的深淵。亞洲和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牌，那些逡巡在中國四周的歐美列強，又紛紛亮出了利爪，紛紛向中國提出了“租借”土地的要求。中國由一個同光中興的“希望之星”變成了被瓜分的對象，一時之間，中國已經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本來想證明自己能力的一場演出，最後的結果卻使全國臣民見識了自己的“無能”。本來要為國家自強雪恥，沒想到卻給民族帶來這麼大的災難。皇帝病了。
皇帝想起了李鴻章前幾天給他上的一道奏摺。李鴻章說，在日談判期間，伊藤博文曾對他講：“貴國之弱，在於固守舊法。如欲自強，必須將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轉機。”
這場戰爭讓他見識了“西法”的強大。他沒想到，日本國在戰爭中竟然能迸發出這樣巨大的能量。看來，“西法”的威力遠遠超過“祖宗舊制”。
年輕人活躍的思維容易跳出陳舊的枷鎖。一場戰爭打開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進呈了駐日公使黃遵憲所著《日本國誌》以及英國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皇帝“如獲至寶”，這些書在他面前，打開了一個與“祖宗舊制、聖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終於發現，戰爭的失敗，並非是因為他的“無能”，並非是由於他不夠“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而恰恰是因為他太迷信聖人和祖先了。其實他們留下來的舊式武庫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實用。皇帝認識到，如今時代，“外洋各國是今非昔比的”，中國“一切落後，甚麼事都趕不上外國”，“西人皆曰為有用之學，我民獨曰為無用之學。”一氣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頭的那些性理之書搬出去，以“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
只有“維新變法”，讓大清脫胎換骨，才能扶大廈於將傾。
可是，法如何變？舊如何革？從哪裡入手？他也沒有答案。
1895年6月3日，皇帝在養心殿書案的眾多文件中發現了廣東籍新科進士康有為的一封奏摺。進士直接上書皇帝，這種情況十分罕見，皇帝立刻打了開來：
近者萬國交通，爭雄競長，不能強則弱，不能大則小，不存則亡，無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強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緬甸、安南是也……
一拿起來，皇帝就沒再放下。康有為用他那出色的文筆，清晰扼要地介紹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怎麼回事，介紹了俄國的彼得大帝，介紹了日本的明治天皇，介紹了土耳其的國父豈末爾。他從世界大勢的角度，提出了變法的總綱領。又分十個方面，系統講解了中國應如何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諸領域“全面更新之”，論述條理分明，措施詳細周到。這封奏摺，讓皇帝感覺新奇無比又茅塞頓開。
第二天一早，皇帝發佈命令，命軍機處將此奏摺抄為三份，一份存皇帝上朝時的乾清宮，一份存皇帝日常處理政務的中南海勤政殿，一份由軍機處抄發各省大員。康有為的奏摺原件，則立刻送往頤和園，交給太后“懿覽”。
十
太后十分認真地閱讀了康有為的奏摺。史書記載，讀了康有為的上書之後，太后“亦為之動，命總理衙門總署的諸王大臣接見康有為，向他詳細詢問補救之方、變法條理。”（《戊戌朝變記》）
關於戊戌變法，大多數讀者頭腦中都有許多“先入為主”的歷史“定論”，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反對變法，他們堅稱“祖宗之法不可變”，發誓要捍衛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實並非完全如此。
確實，古老的中國在外界刺激面前，覺醒的速度實在太慢了。然而，經過甲午戰爭之後，大多數政治精英終於認識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僅僅是器物層面。戰爭修正了每個人的觀念，“變法”已經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識。連師傅翁同龢的思想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康有為等人組織起來宣傳變法的強學會，不但吸引了袁世凱、聶士成這樣的新軍將領，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孫家鼐、李鴻章、王文韶、張之洞、劉坤一也都成了它的會員和贊助人。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連一些原來以“仇洋”著稱的真正“頑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蔭霖等人，也都開始同意中國必須進行起碼的改革。當時的情形正如軍機大臣孫家鼐所說：“今日臣士願意變法者，十有六七，拘執不通者，不過十之二三。”（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
至於慈禧太后，更並非一個“頑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臺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務運動，在“設立同文館”等事件上表現出了堅定的改革傾向。甲午戰爭之後，太后也和皇上一樣，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中。翁同龢日記中曾記載，甲午戰爭結束不久，慈禧命上書房“宜專講西學”，專門給皇帝講解西方國家的知識。
因此，當皇帝來到頤和園向太后彙報他的變法構想時，太后立刻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費行簡《慈禧傳信錄》）
但是，太后對“變法”完全沒有皇帝那樣信心十足。最關鍵的問題是，太后認為，皇帝難當此大任。但太后沒有反對。第一、她是一個愛惜羽毛的人。自從退居二線以後，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預政治的分寸。第二、“變法”是怎麼回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並無成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已經記不住那麼多新名詞了。她對於西方政治運作方式，對於世界政治發展趨勢，都一無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識素養不足以出面親自領導這樣的變法。
太后決定支持變法。但是同時，太后明確地重申她必須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權力。另外，太后還要求皇帝發佈上諭，調任她最信任的榮祿為直隸總督，並節制北洋水陸各軍，以便牢牢把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對“法如何變”她不太瞭解，但是對於如何確保自己的權力，她卻比誰都清楚。
十一
透過百年時光的薄薄帷幕，回顧當初那場著名改革的前前後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現代化轉型這至關重要的一步，並非只有失敗這一種可能。“變法”在那時其實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在“變法”開始的時候，形勢相當樂觀。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觀這場新奇的手術。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變法，起碼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公開反對。
當然，改革所面對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國文化的強大惰性舉世罕有其匹，正如魯迅所說，在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之下，想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來主導這場改革，他應該會選擇“小步走”的方式進行。他應該化整為零、分項進行，先易後難，“徐圖而漸更之”，在每項改革措施推出時，使支持他的力量總是大於反對他的力量。通過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們的觀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點點化解。
不幸的是，命運多舛的中國沒有遇到合適的人選。相反，無論是光緒帝，還是康有為，都嚴重缺乏實際操作能力。
這兩個人都是典型的“憤怒青年”，血氣方剛而又缺乏閱歷，他們把改革看得極為簡單。康有為設計的改革方案，第一個步驟就是大誓群臣，“皇帝親自在乾清門舉行大誓群臣儀式”，讓所有的大臣在決心變法的文書上簽字，這樣“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後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無有阻礙者矣。”（《傑士上書匯錄》）他們認為，通過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催眠術式的儀式，就可以摧毀數千年來積累的強大思想惰性，這無異於痴人說夢。
他們貪多求快，急於求成，想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經過了甲午戰爭之後漫長的消沉期後，光緒皇帝的精神狀態處於一個井噴式的高漲期。性格急躁的他強烈希望“乘積弊之後，挾至銳之氣，舉一切法而更張之。”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把中國從一個最弱的國家變成最強的國家。他相信他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像過去他無數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來，“痛自洗涮”，“堅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從一個軟弱的皇帝一舉而變成最堅強的無所不能的皇帝一樣。越是軟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為甚至比皇帝還要急切。康有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非大變、全變、驟變不能立國”，他們認為，既然中國不敵西方，那麼就證明中國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必須全盤更新，徹底改變。改革必須“用一刀兩斷之法，否則新舊並存，騎牆不下，其終法必不變，國亦不能自強也”。而要一刀兩斷，就必須大張旗鼓、急風驟雨，連出重手。（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
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發佈《定國是詔》開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發出改革諭旨286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內，居然下達了132件諭旨。真如傾盆大雨，轟轟烈烈，滾滾而下。詔書的內容包括了政治體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員、新設機構、發展工商業、建設鐵路、開辦銀行、改革財政、改革教育、更新國防等等，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每一個方面。
為了避免守舊大臣們的反對，這些上諭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為的建議，直接下達到有關部門執行，而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因而大部分缺乏可操作性。
對於光緒皇帝來說，這是他傾盡全力的一次政治賭博。剛剛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畢其功於一役”的拼搏來證明自己能“行”。他和康有為都天真地相信，他們只要用聖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諸國藥方抓來的靈丹妙藥灌入大清帝國體內，不久之後，就會使大清帝國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為屢次樂觀地描述的那樣，只需要三年，這場變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強”、“自立”起來。康有為說，“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強，而以我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十年之間，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強而駕萬國”。三十年之內，中國就會化蛹為蝶成為世界上第一強國。（《康有為政論集》）
然而，在其他人看來，這種“改革”簡直就像小孩子過家家。一個西方觀察者說，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顧中國的吸收能力，三個月內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夠中國九年消化。”
更為要命的是，他們許多具體改革措施魯莽滅裂，只圖一時痛快，不計後果，不留後路，嚴重衝擊了社會精英的根本利益。他們在所有讀書人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宣佈從下科開始，廢除八股。這一舉動，一下子讓大清帝國的所有準備應試的讀書人手足無措，觸了“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梁啟超文集》）
改革開始之後不久，皇帝又下達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個閒散衙門，砸了近萬人的飯碗，卻沒有給下崗官員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響了一顆炸雷，引起了官場的極大震動。
因此，在“維新變法”剛剛開始之時，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敗。維新派著名人物張元濟在當年六月初九日給好友的信中說變法“舉動毫無步驟，絕非善象。弟恐回力終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隨著改革措施越頒佈越多，越來越多的人看出，這幾個年輕人不可能成事。越來越多的中間力量開始變成了改革的反對派，原來改革的支持者也開始袖手旁觀。一股反對改革的大潮，正在蘊釀之中。甚至連變法的核心人物都預感到了變法必將失敗。七月份，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說：
我大哥康有為的計劃過於廣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舉措太激烈，因此排擠他猜忌他的人處處都是，而皇上又無實權，變法怎麼會成功？我深感憂慮。
康廣仁說，他曾力勸其兄，減緩改革步伐，以適應社會節奏，卻被康有為慷慨激昂的表態反駁了回去。康有為說，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廣仁無可奈何地對朋友說，我大哥思想太高邁，性格太固執，恪守書本知識，不能衝破僵化的思維，事已至此，實無他法。（《戊戌六君子遺集》）
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所受的教育，決定了他們主持下的變法不可能不以這種“鹵莽滅裂”的方式進行。
雖然他們頭腦中已經裝了“西學”這種新酒，但是瓶子卻還是舊瓶。他們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舊式”的。
傳統的教育方式，使他們形成了一元、單向、線性的思維方式。在他們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決定的，這個“道”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他們都相信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這個道，然後從頭到尾地澆灌下去。
在西方列強闖入中國之前，他們頭腦中的“道”當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戰爭之後，“西法”就成了他們頭腦中新的“道”。在傳統教育的影響下，他們都習慣於用宏大的綱領或思想代替改革中複雜而具體問題，以一種神話代替另一種神話。既然有了新“道”，那麼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用這個“道”去處理一切事物，那麼就會“萬事無不理，天下無不定”。
傳統的教育沒有給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的頭腦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貫注了類宗教性式的熱情。他們堅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則萬惑可消，萬難可解。他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策略，什麼叫迂迴，什麼叫複雜。他們眼裡，世界就是如同聖人揭示的那樣小蔥拌豆腐式的一清二白。他們不理解事物的複雜性。他們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陳舊的、落後的、過時的、腐朽的東西留在時間門檻的那一邊。可以在一張白張上，從頭開始描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在行動時，他們不習慣於採取步步為營、突破一點、逐步深入的漸進方式，而是習慣於提出龐大的綱領或計劃，企圖利用他們設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攬子”改造社會。這就決定了他們的改革方式是“大變”、“快變”、“全變”。
十二
光緒皇帝極端化的行為特徵其實正和中國歷史節律息息相通。幾千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在一“治”、一“亂”的兩極中循環。王朝初興，開國皇帝極端振作，廢寢忘食，天下大治。不過數十年，統治者意志又會極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廢弛，不久天下大亂，從頭再來。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觀控制下，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彈性，總是在兩極間震盪。我們永遠在追求一種一攬子的解決方式，希望能夠畢其功於一役。戊戌變法的失敗，宣告了康有為的全盤西化的“道”的失敗。因此，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又拾起了“中國傳統”和“中國氣派”，試圖在諸神的保佑下驅除洋鬼子，關門大吉來永遠清清靜靜過日子。在孫大聖和二郎神失效後，被壓抑的革命力量瞬間反彈，造就了全盤西化的、“亞洲歷史上第一個”民國，造就了華而不實、急於求成的議會制民主。近代以來，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暴露出急於求成，經不住挫折的弱點。我們總是希望一夜之間就能趕超他人，一夜之間就能證明自己的落後只是暫時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們一努力，就仍然會是天下第一，天朝上國。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我們這個民族雖然存在了幾千年，但是整體性格似乎仍然不夠成熟，缺乏穩健、開闊、理性的內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實。
閱讀戊戌變法中光緒和康有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們不能不為他們熾烈的愛國之心，焦灼的憂國之情所打動。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他們置個人的生死榮辱於不顧，寧願用個人的犧牲來換取國家的進步。光緒皇帝在要求改革時曾說，如果太后不同意進行變法，他寧可不當這個皇帝。康有為在回答他弟弟的置疑時，也說：“孔子之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和權欲過強的慈禧太后比起來，光緒皇帝的愛國之心無疑更熾烈、更單純，改革派的一舉一動更少個人算計。然而，政治往往會懲罰那些單純的理想主義者，而鼓勵那些自私、醜陋的現實主義者。
“百日維新”雖然進行得轟轟烈烈，實際上卻是雷聲大，雨點小。正如時人所評“所謂新者，亦不過一紙詔書而已。”各地大臣多認為這些改革措施過急過快，對其中“十居七八”進行駁議。有的大臣反駁的語調，一副以老成教訓不懂事的年輕人的口吻，比如說什麼“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麼“輕改舊章，亦易以滋紛擾”。
改革的阻力遠遠超過了皇帝的預期。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月，詔書也發佈了數百條，可是居然沒有取得任何實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擊。皇帝深感憤懣。他對這些大臣們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為所說，大臣們盡皆守舊。非用霹靂手段，不足以撼此層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開始像孩子一樣不顧後果地蠻幹起來。他因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禮部的六名正副部長全部罷免。九天後，他又決定開懋勤殿，企圖在現有政治體制之外，再設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員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沒有想到太后的反應。
太后一直在全神貫注地看著皇帝的表演。改革進行不久，她就已經知道這樣的改革一定會失敗。不過，她不急於出面反對。雖然不斷有大臣來向她告狀，說“皇上任性亂為”，太后卻仍然默不作聲。只有太后的心腹榮祿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說：“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老吏《奴才小史》）
皇帝罷免禮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為這公然違反了皇帝對她的承諾，剝奪了她二品以上大員的任免權。不管如何變法，太后有一個最後的防線，即不能動搖自己的權力。在太后看來，皇帝此舉，無疑是一場局部政變。而皇帝要開懋勤殿，就相當於一次直接的政變了。這是對現存政治體制的挑戰，更是對她本人的挑戰。作為一個政治動物，太后可以放棄親情、放棄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但絕不能放棄權力。她深知，在權力的頂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十三
一般的推測是，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閱兵之機，廢掉光緒帝。
這種說法，實在誇大了光緒的權力和能力。事實上，在慈禧太后看來，單純的光緒皇帝不過是她手心的一個玩物。她只消動一動小指頭，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實也是如此，八月初六日，太后從頤和園還宮，只是把光緒叫過來，當著眾大臣的面訓斥一頓，就完成了“政變”過程。因為，那時的皇帝，已經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對比上，完全處於孤立地位。太后對大臣們說，“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業，不過時事多艱，不宜輕舉妄動，只得留心稽察管束”，如今皇帝終於用行動證明自己確實“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負擔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這一舉動，得到了當時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當太后宣佈將他軟禁起來之時，皇帝沒有任何反抗的表示。在光緒生命的後四分之一時間，皇帝的生命徹底失去了光彩。光緒朝的吳永介紹變法后皇帝的精神狀態說，“見臣下尤不能發語”，每次朝見，“先相對數分鐘，均不發一言，太后徐徐開口曰：‘皇帝，你可問話’，乃始問：‘外間安靜否？年歲豐熟否？’凡歷數百次，只此兩語，即一日數見亦如之。於語以外，更不加一字。其聲極輕細，幾如蠅蚊，非久習殆不可聞。”（《庚子西狩從談》）
《宮女談往錄》中老宮女的回憶尤其令人心痛：“光緒整天呆呆地坐著，對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對飲食更是不挑不揀，漠不關心……最愉快的時候，是光緒和太監們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後，仍然像一塊木頭，兩眼痴呆呆地一動也不動，急躁發脾氣的性格根本不見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裝痴作啞。一個血氣方剛的人，收斂到這個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緒皇帝終於在壓抑中痛苦地死去，結束了自己沒有過一天歡樂的人生。似乎是因為這個消息鬆了口氣，發現自己終於完成了扭曲、壓制、敗壞一個人的任務，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後，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結束了這互為因果的母子的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