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小叔子兼妹夫、光緒的親爹、還是中國第一任海軍部長

宗親貴胄

醇王帶刀像

愛新覺羅-奕譞，一聽這個姓名就知道他是皇室成員，他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第七個兒子，生母為莊順皇貴妃烏雅氏，其四哥奕詝是清代出名的“苦命天子”清文宗咸豐皇帝，六哥就是晚清乃至中國近代史上都赫赫有名的“鬼子六”恭親王奕訢，他的兩位“四嫂”就是更加大名鼎鼎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他的嫡福晉葉赫那拉-婉貞是慈禧太后的親妹妹，他的次子載湉在他的大侄子清穆宗同治皇帝載淳駕崩後被抱入宮中承繼大統成了後來的清德宗光緒皇帝，第五子載灃為清“末代皇帝”宣統皇帝溥儀的生父、大清王朝最後的攝政王，第六子載洵和第七子載濤在清末政壇中也佔據著重要的實權地位。擁有這麼一長摞的重量級親人，奕譞想不在歷史上留名也難。

醇王和他的嫡福晉——慈禧太后的親妹妹葉赫那拉-婉貞

苦命天子咸豐皇帝是醇王的四哥

作為近支皇族，奕譞的榮寵不可謂不高，雖不是道光皇帝的嫡子（母親烏雅氏1840年生奕譞的時候為琳貴人），與皇位無緣，但因其性格隨和，與世無爭，反而能在爾虞我詐的紫禁城裡面被各方勢力所容。四哥咸豐皇帝即位後，對“六弟”奕訢既用又防，但對“七弟”奕譞卻十分夠意思，封其為醇郡王，準在內廷行走；大侄子同治皇帝即位尤其是親政後，對這位“七叔”也是敬重有加，下旨免去了設宴招見時的叩拜、奏事可以不書姓名。在位期間又先後授予都統、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管理神機營等職務。同治三年，奕譞被加封親王銜，雖仍是郡王但享受親王待遇，同治四年，小皇帝開蒙、入弘德殿讀書，兩位“四嫂”——兩宮太后又任命其為弘德殿行走，稽查皇帝的課程。同治十一年，行將親政的同治皇帝加封七叔為“醇親王”。

光緒皇帝是醇親王的“親兒子”

不過，如果沒有鴉片戰爭帶來的“中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愛新覺羅-奕譞縱使擁有如此深厚的“家族背景”，也最多作為一個親王在錦衣玉食和吟詩作對的生活狀態下混吃等死。但是歷史機緣巧合，偏偏讓奕譞的人生遠比他的大多數同輩宗親更加豐富多彩。

走向前臺

與聰明外露、果決剛毅的六哥恭親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親王似乎多了些“老氣”，表現得更為低調、更為綿裡藏針，也更為大智若愚。

掌管神機營長達三十餘年的醇王在京中的地位舉足輕重

在打倒肅順、端華等顧命“八大臣”的“祺祥政變”中，醇親王奕譞的功績往往被掩蓋在慈禧和恭親王的光環背後：正是他帶兵將肅順和端華從熱被窩中抓住，完成了政變中最艱難、最有風險、也是最為關鍵的任務。在之後的“叔嫂共和”體制中，他執掌首都衛戍部隊的主力“神機營”長達30多年，實際上形成了恭親王掌握外交、醇親王掌握軍事的基本格局。

垂簾聽政只是“叔嫂共和”政治的表象而已

“叔嫂共和”的特徵是“垂簾聽政”和“親王輔政”兩制並存，“親王輔政”是滿清親貴們能接受“垂簾聽政”的條件和前提。而醇親王不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數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這無疑也是對恭親王的一種制衡，醇親王早期給世人的感覺比較保守、排外。對恭親王倡導“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政策嗤之以鼻，建議太后“擯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兩次祕密上書，建議削弱恭親王的權力。野史中說他“疾其兄之專權，久有眈眈之意”。

醇王那行事高調張揚、性格強勢的六哥恭親王

不過到了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由於清軍在越南經歷了北寧慘敗，恭親王領銜的軍機處被慈禧太后通過突然發動“甲申易樞”政變而連根拔起，由禮親王世鐸領銜的新的軍機處班子地位不穩，慈禧太后特命禮親王“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因此，醇親王雖然因為避嫌（光緒皇帝的生父）而沒能位列軍機，但此時儼然成為了“不在軍機處的軍機王大臣”。

之前以高調的“憤青”面貌出現的醇親王，此時一旦主政，便令人驚愕地實現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轉。他幾乎完全繼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親王的“投降路線”，甚至走得更遠，恭親王十分倚重的洋務重臣李鴻章同樣得到了醇親王的器重，在醇親王的強力支持下，事實上已經無法和法國人繼續戰鬥的清廷批准了旨在結束中法敵對狀態的《中法新約》，曾經痛批過六哥“投降路線”的醇王竟也毫不猶豫的做出了對外和戎之舉，實在令人跌破眼鏡。

中法戰爭結束後，吃足了孤拔艦隊擊滅船政水師、封鎖臺灣海峽之苦的清政府痛定思痛，掀起了一輪海防建設的新高潮：

馬江之戰的慘敗讓清廷認識到了建立近代化海軍的重要性

“上諭：現在和局雖定，海防不可稍弛，亟應切實籌辦善後，為久遠可恃之計。自海上有事以來，法國恃其船堅炮利，橫行無忌，我之籌劃備禦，以嘗開設船廠，創立水師，而造船不堅，制器不備，選將不精，籌費不廣。當此事定之時，自以大治水師為主。”並要沿海各督撫“各抒所見，確切籌議，迅速具奏”。

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大治水師”的舉措不僅包括向英德兩國購買新式軍艦，同時更大的手筆也已經醞釀已久、呼之欲出了。

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王大臣

自從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領略到了蒸汽軍艦的好處後，清政府通過對外購買以及通過福建船政局和江南製造局兩大造船廠的自建獲得了一批蒸汽軍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裝備數量。但歸根結底依舊是在舊式綠營水師的架構下將原來的舊式趕繒船換成蒸汽軍艦而已，屬於換湯不換藥、舊瓶裝新酒。沿海雖組建有若干水師，但並沒有建成過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艦隊，全國也並沒有統一的組織指揮機構來統領分散在沿海各港口的水師力量。

1874年末，李鴻章曾上洋洋萬言的《籌議海防折》，使清廷開始較以往重視海軍建設，開始北洋海軍的初創。但與中國漫長的海岸線和麵臨的險惡的國際形勢相比，清廷對海軍的重視顯然不夠，所以海軍發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水師外，其餘南洋、福建、廣東三支水師發展極其緩慢。由於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海軍指揮機關，各支水師皆由當地督撫管轄，本就很難協同作戰，而各督撫更將水師看作是自己的私產，更難調遣。例如，福建屬南洋管轄，南洋大臣名義上有對福建水師的節制權，可當1879年5月兩江總督兼南洋海防大臣沈葆楨曾奏請將南洋各省兵輪每兩月調至吳淞口會操一次，以便彼此協調，遇到緊急情況才能更好地互相支援作戰。對此，時任福州將軍慶春、閩浙總督何璟竟以種種理由推託。南海海防大臣的號令都很難在名義上屬於本任所轄的福建水師中貫徹，全國海軍的整體狀況便可想而知。顯而易見的是，當時的清廷仍是用管理傳統水師方法管理近代海軍，根本未意識到近代海軍裝備技術相當複雜，必須統一，系統管理高度遠非當年水師可比。

更大的阻力來自於陳舊的觀念，朝野許多人都認為建立一箇中國傳統 “六部”（吏、戶、工、禮、邢、兵）所沒有、只有“狄夷”才有的新機構。可笑的是，在當時的中國主流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洋人根本就不算人，而只是通了點人氣的“鬼類”而已（湖南名士王闓運語），任何學習西方的舉措意味著會被社會輿論扣上“以夷變夏”的大帽子，約略相當於今天可能會被某些人指為“西化”的罪過。

王闓運之類的“名士”擁有極大的社會話語權，是阻礙中國的近代化的中堅力量

但是形勢總是比人強，一旦被打疼了，至少在傷口還沒結疤的這段時間裡，中樞朝廷還是擁有自上而下克服阻撓的勇氣和決心的。中法戰爭後，清王朝鑑於現有水師力量分散，戰時難以形成統一指揮而導致海戰失利的教訓（中法戰爭中南洋水師雖然在朝廷的三令五申下派出了五艘巡洋艦南下支援被法艦圍困的臺灣，但由於朝廷並不能直接指揮援臺艦隊，使得援臺艦隊在離開吳淞口後就畏首畏尾、觀望徘徊，致使援臺的目的完全沒有達到），慈禧太后、醇親王以及近代海軍的最大倡導者——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在創建海軍，組建海軍中樞機構問題上很快取得共識。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慈禧發佈懿旨：“海防善後事宜關係重大，著派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所有沿海水師，悉歸節制調遣，並派慶郡王奕劻、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同辦理。正紅旗漢軍統領善慶、兵部右侍郎曾紀澤幫同辦理。現當北洋練軍伊始，即責成李鴻章專司其事。其應行創設籌議各事宜，統由該王大臣等詳慎規畫，擬立章程，奏明次第興辦”。

根據這道任命，醇親王奕譞等一改以往推諉、觀望之態，僅用十二天即籌劃完畢，於九月十七日（1885年10月24日）上奏請求批准設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心有靈犀的慈禧太后當天就懿旨允准。其速度之快，在有清一代的歷史上頗屬罕見，堪稱神速。從此，由中央政府直接運籌中國近代化的海防力量的新格局就此形成。

幫辦海軍事務大臣善慶、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王大臣醇親王、會辦海軍事務大臣李鴻章

1886年5月14日，奕譞以總理海軍事務總理大臣的名義在李鴻章的陪同下登上了輪船招商局“海晏”號客輪由天津出發巡閱旅順、威海等地，並檢閱了業已回國成軍的北洋海軍鐵甲艦“定遠”、“鎮遠”，眼看海軍建設初具規模，醇王激動之情溢於言表，這次檢閱，成了醇王政治生涯中最為輝煌的時刻。

醇王巡閱北洋海防時乘坐的招商局所屬“海晏”輪

同一幅畫的局部特寫，中國畫師用西洋畫手法將善慶、醇王和李鴻章畫得十分逼真傳神

醇王巡閱北洋海防時隨身畫師繪製的定遠艦受閱圖

當然，慈禧太后的懿旨的背後還隱藏著一個深層次的政治目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被賦予的權責想當廣泛，除了海軍艦隊以及沿海防禦炮臺外，新興的電報、煤礦、鋼鐵、造船、西式書局、新式學堂，但凡能和近代海軍沾點邊的領域全都歸到了海軍衙門的權責之內，而這些事務原本都是總理衙門的分內之事。聯想到恭親王雖然因為“甲申易樞”而下臺，但是總理衙門畢竟是他經營已久的“自留地”，恭王的影響在總理衙門也不是一時半會能夠消除的。因此精於權謀的慈禧通過對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以及醇親王奕譞本人的大力支持，成功的達到了分化原屬總理衙門權責範圍內的事務，從而削弱總理衙門的目的。但不管怎麼樣，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的建立對於中國近代海軍建設的積極意義還是不言而喻的。

對於醇親王奕譞本人而言，雖然在才識上尤其是海軍知識上認識有限，但是出於兒子光緒帝的未來和清王朝的鞏固的動機需要，醇王還是將創建海軍、加強海防做為盡忠報國的畢生事業，將極大的精力和熱情傾注其中。受命之後，奕譞敢於放下親王的架子、對於並不熟悉的海軍事務，能夠虛心向洋務派（主要是李鴻章）請教，並以其特殊地位爭取慈禧太后的同情與支持，為推進以海軍建設為中心的近代化事業創造了有利環境。也正因為如此，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取代了總理衙門成為指導後期洋務運動的中心權力機關。中國第一支近代海軍——北洋海軍能於1888年成軍並取得國家經制海軍的地位，作為北洋海軍堅定支持者之一的醇親王和他主持的海軍事務衙門功不可沒。

榮耀中的無奈

醇王在王府中和載濤載洵兩個幼子享受父子天倫的片刻時光

榮耀的背後往往伴隨著悲哀，雖然奕譞為人處處低調，小心謹慎，但是由於他這個“當今天子生父”的身份擺在那兒，自然成了某些好事之徒攻訐的絕好靶標。六哥奕訢大起大落的遭遇也使他終日惶恐，生怕哪一天也像恭親王那樣被一腳踢下政壇，對慈禧太后也是謹小慎微、無敢僭越。

1889年光緒皇帝大婚在即，大婚意味著皇帝已經成年、就應該親政了，按照祖制——當年因皇帝年幼而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須歸政皇帝。對此慈禧太后並不異議，只是提出要有個養老的去處（紫禁城冬冷夏熱，實在不是什麼適合居住的地方），幾經商議，最終在翁同龢等人的建議下，光緒皇帝決定將乾隆年間興建、現已荒廢已久的清漪園加以修繕，充作慈禧太后的養老之所。為了讓兒子能儘早的親政，奕譞主動承攬下了清漪園修繕工程的資金籌措差事，不僅從海軍衙門的經費中時常拆借銀子給具體承辦園子修繕工程的內務府（前後拆借出數百萬兩，但這些錢內務府在短期內都還清了），還以海軍事務衙門的名義出面向各省督撫攤派“海防捐”，直隸總督李鴻章的積極協調奔走下總共募得白銀二百六十萬兩，全部存入銀行生息，以利息貼補清漪園工程（本金經慈禧太后允准，預備在她六十大壽過後充作北洋海軍購艦購炮的經費）。因此1889年後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在某種意義上成了清漪園工程的“造辦處”和“提款機”，這也成了醇親王奕譞最為後人所詬病的所謂“汙點”。

光緒大婚圖

但是平心而論，作為“家天下”當道的晚清年間，奕譞的所作所為也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說慈禧太后作為中國近代海軍在朝中最堅定有力的支持者（本人認為將“中國近代海軍之母”的稱號授予慈禧太后亦不為過），她的意志是不能輕易忤逆的，畢竟萬一失去了她的支持，原本就不容於主流社會、舉步維艱的海軍建設必將受到重挫。同時慈禧太后早一天入住修繕完畢的清漪園，兒子光緒皇帝就將早一天“扶正”，成為大清國真正的統治者，“可憐天下父母心”，哪個父親不希望兒子能出人頭地？所以即便醇王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出了某種私心，本人認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用一個詞概括他的動機的話——那就是“父愛”。

遺憾的休止符

終日生活在操勞、憂慮和小心翼翼之中使得醇王的健康每況愈下，他的生命最終停止在了1891年1月1日。在彌留之際，奕譞見到了前來探視的光緒皇帝，並告誡兒子不要忘記海軍（光緒十六年，醇王臥病，帝詣王邸視疾。醇王持一如意給帝，並告語“勿忘海軍”。《翁同龢日記》）！

留給承襲醇王爵位的第五子載灃一段遺言：“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 財也小，產也小，後來子孫禍也小，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此微產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

醇親王和未來的小醇王載灃合影

承襲醇王王位的老醇王第五子載灃

聽聞醇王去世，北洋海軍各艦以西式海軍禮節降半旗十日，以此表達對這位曾給予他們莫大支持的親王的哀悼之情。而自此之後，由於另一重要支持者慈禧太后的歸政，光緒皇帝被敵視北洋的“帝黨”所左右，北洋海軍逐漸被中樞所漠視，直到甲午之敗的突然降臨——隨著北洋海軍在劉公島灰飛煙滅，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旋即也被裁撤，隨著洋務運動起的一代中興之臣籌建近代海軍的一輪努力的失敗而成為過往雲煙，留下的除了唏噓慨嘆外還應該有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