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管子》“內言”諸篇，羅根澤的觀點是，《大匡》、《中匡》、《小匡》抄襲了《國語.齊語》和《左傳》，因此是戰國和漢初的作品。
老徐認為羅根澤的觀點過於武斷，有很多問題並沒有想清楚。
一、文字的考證
論及《大匡》，羅根澤說：“此篇記事有明襲《左傳》者。凡兩書同記一事，欲考其先後，有一要訣，前者每失之晦，後者懲其失而修正之，必較前者顯明”。為此，羅先生列出相關兩條文字對照。《小匡》和《國語.齊語》的對照，也是同理，同樣列出幾條文字對照。
從羅先生列出的具體文字，是《左傳》、《國語.齊語》較繁較晦，而《大匡》、《小匡》較簡，更精要。但是，如果把《左傳》、《國語.齊語》和《大匡》、《小匡》作為整篇整體對照，《左傳》、《國語.齊語》的故事和內容就精要凝鍊得多，篇幅上也更加精悍短小。比如《左傳》“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齊桓公入齊”、“曹劌論戰”、“閔公狄人伐衛”、“齊桓公伐楚”，都是取材於《大匡》、《小匡》某一事件，闡發的文學性、細節性、生動性都遠超過《大匡》、《小匡》。《大匡》、《小匡》的文字可能很簡短，但遠沒有《左傳》精彩。另外，《左傳》也記述了春秋後期齊國晏子的事蹟“晏子入晉”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相比較《晏子春秋》就比較凝鍊，也和《晏子春秋》內容相通。
因此，以羅根澤“凡兩書同記一事，欲考其先後，有一要訣，前者每失之晦，後者懲其失而修正之，必較前者顯明”之說，整體比較證明，反而是《左傳》、《國語》抄了《管子》之《大匡》、《中匡》、《小匡》。
二、《左傳》、《國語》的來源
《左傳》、《國語》都來源於《春秋》，其作者都被 認為是早於孔子的左丘明。
搜狗百科介紹：在中國上古時期，春季和秋季是諸侯朝覲王室的時節。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書記載的都是一年四季中發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書的統稱。而魯國史書的正式名稱就是《春秋》。傳統上認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認為是魯國史官的集體作品。經過了孔子的修訂。
《春秋》，又稱《麟經》、《麟史》。是魯國的編年史。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一書的史料價值很高，但不完備，王安石甚至說《春秋》是“斷爛朝報”。亦是儒家經典之一。
《國語》是關於西周（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時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人物、事蹟、言論的國別史雜記，也叫《春秋外傳》。記錄了周朝王室和魯國、齊國、晉國、鄭國、楚國、吳國、越國等諸侯國的歷史。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約前947年），下至智伯被滅（前453年）。原來傳說是春秋末期魯人左丘明所作，與《左傳》並列為解說《春秋》的著作。近代學者研究證實，春秋時有盲史官，專門記誦、講述古今歷史。左丘明就是稍早於孔子的著名盲史官，他講的歷史得到過孔子的讚賞。盲史官講述的史事被後人集錄成書，叫做《語》，再按照國別區分，就是《周語》、《魯語》等，總稱《國語》。西晉時曾在魏襄王墓中發現了大量寫在竹簡上的古書，其中就有《國語》三篇，談到了楚和晉的歷史，這說明戰國時此書就開始流傳了。現在版本的《國語》大概是這些殘存記錄的總彙。因為是口耳相傳的零星記錄，內容主要是口語，國別和年代的區分、排列沒有嚴格標準。
從以上介紹來看，可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左傳》、《國語》的藍本是《春秋》，但其範圍遠遠超出了《春秋》。它們已經不是魯國史，而是範圍更大，涉及眾多國家。
第二，《春秋》確定從公元前772年，魯國就有史官記載歷史大事，也就有了官方檔案，《春秋》正是依據這些檔案而寫成。左丘明根據這些檔案著作，孔子後來作了修訂。齊國和魯國同時立國，公元前1046年，周公和姜太公平叛管蔡之亂有功，分別受封於魯國和齊國。而此後齊國一直髮達於魯國，特別是齊桓公稱霸讓齊國成為五霸之首。齊國更有可能有史官記史，齊國檔案也更有可能產生一部如魯國《春秋》一類的書籍。齊魯是近鄰，世代通婚，信息暢通，史官制度為何不能互相借鑑？那麼，羅根澤先生憑什麼說齊國沒有魯國那樣的史官和檔案資料？依據在哪裡？而《管子》“山至數”則證明，齊國有詩、時、史、春秋、易、卜等官吏和機構，並且是“君柄”，由齊國君主親自掌管。
第三，《左傳》、《國語》魯國之外的內容很多，佔了絕大多數，看起來魯國位置重要，但書中的內容卻是少的，並且重大事件不多。以一個版本的《國語》為例，全書190頁，”魯語“只有21頁，佔了不到9分之1。
那麼這兩本書關於別的諸侯國的材料是怎麼來得？從哪裡來的？
如果說《管子》《大匡》、《中匡》、《小匡》是抄了《左傳》、《國語》，那麼，《左傳》、《國語》又是抄了誰的？
如果說《左傳》、《國語》抄了齊國的的檔案材料或者其他的材料途徑，《管子》為什麼就不能抄齊國的檔案材料和其他途徑的資料，就一定是抄了《左傳》、《國語》？依據呢？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認為《管子》之《大匡》、《中匡》、《小匡》就來源於齊國的檔案資料，而《左傳》、《國語》就是抄了《大匡》、《中匡》、《小匡》呢？
三、《國語.齊語》抄的是檔案材料
《左傳》、《國語》是不是抄了《大匡》、《中匡》、《小匡》？從文體上也是一個判斷。
《左傳》、《國語》的內容多是故事。故事的好處是，聽一個大體的故事，就可以生動地進行復述，還可以創作加工。但是，《國語.齊語》講述的不是故事，“管仲對齊桓公”、“管仲佐政”、“桓公為政”、“管仲論親鄰國”、“管仲論甲兵”、“桓公帥諸侯而朝天子”、“諸侯歸桓公”，講述的是一個管仲改革和治理齊國的方案和富國強兵稱霸的過程，內容豐富，邏輯緊密，而且都是開創性的新鮮理論，理解起來非常困難，用文字描述出來更為困難，就要準確，難以創作加工，不能像聽一個故事，複述起來容易得多。如果是《國語》是以齊國的檔案資料歸納而來，需要的資料就會很多，而且歸納總結起來也非常困難，難度很大。如果都以這種方式去完成《國語》和《左傳》，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相信《國語.齊語》應該是使用了一個齊國總結歸納好的資料，這就是《管子》之《小匡》。《國語.齊語》和《小匡》的內容基本吻合，《國語.齊語》更為精粹。
這樣的內容寫作過程和況味，只有是一個作者，一個創作者，才能體會的出來。
四、《國語.齊語》還抄了《管子》之《牧民》、《乘馬》
現在還要回到《管子》一書的完整性、體系性和系統性上來。《管子》“內言”之《大匡》、《中匡》、《小匡》諸篇看起來題材和體裁上與《管子》一書的其他篇目差別很大，但它們的思想是一致的。關鋒在論述《史記》所引《管子》之《牧民》的文字時說：“《國語》雖然沒有引《牧民》的話，但所述管仲思想，則是和《牧民》篇完全吻合的。《左傳》、《國語》所記管仲對內外措施，可以看出也是以《牧民》的基本思想作為指導的”。這裡是講了這麼一個道理，成功的著作都會有一個貫通一致的思想，統率全書，各篇目選材論述的時候，都是會圍繞這個主題思想而取捨。也就是，《管子》“內言”之《大匡》、《中匡》、《小匡》諸篇寫作的時候，就已經有了《牧民》這個主題思想。而《左傳》、《國語》在抄《管子》“內言”之《大匡》、《中匡》、《小匡》諸篇時，才有了《牧民》之思想。如果不是這樣，是反過來，是《管子》“內言”之《大匡》、《中匡》、《小匡》抄《左傳》、《國語》，那麼《左傳》、《國語》這個思想體系是從哪裡來的？如果是《左傳》、《國語》從齊國檔案資料中提煉出這些文字和思想，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管仲為政四十年，在治國理政和變革的實踐中，才可能提煉總結出這麼一個思想理論體系，它是實踐的產物，而沒有實踐的左丘明在寫作時通過檔案材料總結歸納出齊國治國的思想理論體系，這可能嗎？
另外，《國語.齊語》還抄了《管子》之《乘馬》。管仲在齊國的改革，其方案和思想集中在《管子》“內言”之《大匡》、《中匡》、《小匡》，但《立政》、《乘馬》、《權修》、《五輔》等篇也多有論述，有的論述比《小匡》更為詳盡具體。也就是說，《管子》中的這些篇目是相通的，是一體的。比如，對行政體制、三選法、法律的公佈實施等，《立政》和《小匡》內容一致。比如《國語》也引用了《小匡》“相地而衰徵，則民不移”之句。但這一句在《小匡》中就很突兀，是獨立的一句。而在《乘馬》中就能詳細論述了“相地而衰徵"的具體辦法。還有，《國語》引述了管仲的“作內政而寄軍令”，《乘馬》記述也非常詳細。在《國語》中一句話：“制地分民”就是《小匡》中所沒有的。《小匡》雖然有“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之語，但“制地分民”顯然是來自《乘馬》“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如何“均地分力”？《乘馬》有具體的描述。
這裡又回到了一個問題，如果以羅根澤先生的觀點，《管子》“內言”之《大匡》、《中匡》、《小匡》，抄了《左傳》、《國語》，那麼《牧民》、《立政》、《乘馬》、《權修》、《五輔》等篇也都抄了《左傳》、《國語》。而羅根澤先生又說《管子》之《大匡》、《中匡》、《小匡》、《牧民》、《立政》、《乘馬》、《權修》、《五輔》等篇目又屬於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作者。這麼長的時間，這麼多的人，都抄《左傳》、《國語》，抄得內容基本相同，抄出一個思想理論體系，完善管仲的改革和治國方案，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羅根澤先生能解釋得清楚嗎？
五、《春秋事語》抄了誰？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簡書《王兵》之後，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春秋事語》，研究者結論，其中有兩篇與《大匡》相近。那麼《春秋事語》抄了誰呢？如果說《大匡》、《中匡》、《小匡》抄了《左傳》、《國語》，《春秋事語》又抄了《大匡》，是不是有點繞得太多？如果說《左傳》、《國語》和《春秋事語》都抄了《大匡》、《小匡》可能更接近於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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