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個前提：西漢的長安城，並不具有完整的城市功能。西漢的首都長安，其實是擁有多座中型衛星城池，由多個消費型都城區域副中心組成，諸多主要城市功能是被明確疏散在外的，而不僅僅侷限於城牆內。漢長安城市群這種都城形態，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五陵少年今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
很多詩詞中出現的五陵，指的就是西漢時期，長安城北，渭河對岸的五座陵邑：長陵邑、安陵邑、陽陵邑、茂陵邑和平陵邑。
看待西漢長安的人口和經濟，不應唯後世城牆內視角。它既沒有將人口承載功能集中在城牆內，也沒有單單佈局在城郊，而是分佈在數座緊鄰的衛星城邑里。這源於秦漢獨有的喪葬制度，也是持續百餘年的國家工程——陵邑制。
邑，即城。陵邑，即在帝陵旁修建城池，遷入百姓，形成陵城，是每朝皇帝在位時，在為自己不斷修築的陵園旁，築建一座有獨立城牆和完善城市功能規劃的城池。陵邑這一喪葬制度和工程從秦朝到漢宣帝，持續施行了二百年，主要承載都城居住區功能。這項百年工程，令西漢長安與前代和後代都城，在城防佈局和城市經濟形態上都截然不同，最終促使西漢京師長安發展為另類的都城格局——長安城市群。這一都城佈局特徵，此前的秦都咸陽，此後的東漢洛陽直到明清北京，都不具備。可以說是西漢都城最獨樹一幟，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
西漢，處在先秦貴族地主及世襲制度瓦解，後來依託儒教經學的魏晉士族地主及門閥制度尚未萌芽，社會思想意識和階級秩序逐漸洗牌的時期。秦-西漢是中國大一統集權制度的第一個上升期及高峰點。中央的強勢地位，是陵邑制度一個苛刻的時代條件，也是中央集權強勢發展期的具體表現之一。西漢前中期每朝皇帝，都借陵邑工程，遷徙全國各地舊貴族大戶以及新興豪強，舉族遷入關中。他們被安置在皇帝在位時期被不斷充實人口的陵邑中。這些陵邑最終成為富豪聚集之地，人口眾多，經濟發達。而西漢長安城城牆，是漢惠帝時期開建並完工。其設計初衷，便是將城內作為宮殿區、中央官署區及官市國庫所在，除城北並沒有設計多少平民居住區。到漢武帝時期，居住區功能大都被佈局疏散到陵邑，宮殿區向北擴建，漢長安城內更是被佈滿宮殿官署。甚至漢武帝時期的新朝宮建章宮，已經不在長安城內。僅以長安城城內人口，根本不足以說明西漢都城人口經濟狀況。
漢長安城周邊有7座帝陵陵邑，還有5座規模較小的後陵陵邑。 文帝從簡，因山為陵，葬在白鹿原。霸陵邑在東。宣帝感念少年寒微之時，與故去髮妻的常遊之地，於是把陵園選在城南。杜陵邑在南。其餘五座陵邑，則都在今天渭北咸陽轄域內。可以說，西漢長安大半人口，和大半消費型都城經濟，其實聚集在今天的咸陽境內。西安，沒能完整繼承西漢長安城市群，只是作為主體的長安城遺址，在西安境內。
漢長安城發展至後期，只是起到長安城市群的皇城核心職能，而周邊50裡內的陵邑作為7個城市副中心，才是承載居民區城市職能的人口與經濟高地。這7個消費型經濟的陵邑，集中有5個在渭北，關中平原交通中心和富饒核心區，一字排開的西漢皇家陵區，即五陵原。那裡全國移民的豪門富家子弟眾多，故謂“五陵少年”。這7個陵邑，都達到了當時中型以上的城市規模。尤其是執政半個世紀的漢武帝茂陵邑，人口更是超過了長安所轄人口。說起漢武帝窮奢極欲，有人常提到他為自己的茂陵墓葬就花費了全國稅收的三分之一，其實很大一部分是用在強力遷徙當時已略成氣候的各地豪強到茂陵邑，相當於在長安邊再造了一座都城人口規模相當的城市，是獨立於墓葬之外的一項的造城工程。
從傳統轄域角度看，西安、咸陽、渭南三分了古代長安城、西安府轄區，長安的核心區域也是被西安和咸陽兩市市區，以不正常的行政區劃形態瓜分。漢長安城城外的渭北部分，百姓居住區的人口重心五陵原，都在今天的咸陽境內。不過今年西安託管西鹹新區，兩市加速一體化後，西安收回部分渭北區域，應該是板上釘釘的事了。
漢長安城的陵邑，不僅有著嚴密的城市功能規劃，也擔負著“強本弱枝”和“防禦匈奴”兩大任務，歷來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有巨大作用。陵邑這一制度舉措，一方面讓豪強大戶臨近天子，享受尊榮，感到自豪。一方面，也將各地豪強大戶、功臣勳貴舉家置於中央監控之下成為人質，加強中央對豪門和地方經濟的控制，成為當時鞏固中央集權的一項重要支柱政策。這與今天國企總部大都在京可謂異曲同工。西漢五陵原位於長安城北邊，臨渭河與長安城相望，並有數座寬大木橋相連。今天西安西郊的三橋古鎮之得名，就是起於西漢時在這裡能清晰看到三座巨型渭河大橋，連接長安城與渭北諸陵邑。西漢時，匈奴逼臨長安，多是自北面而來。眾多陵邑可屯糧部署城衛協防，也起到了長安城北部屏障的軍事作用。
西漢獨有的陵邑制度，極大的加強了中央集權，是促使西漢成為秦朝大一統到唐朝建立的千年之間，唯一一個超過200年且始終穩定的統一朝代的因素之一。它也令西漢都城的城市形態、人口分佈、經濟格局，與其他侷限於都城城池內的時代不同。但是這畢竟是一件持續了一百多年的大工程，需要強大的中央實力和集權控制力以支撐這項超級工程。西漢歷十一帝，除了漢文帝、漢宣帝二人十以宗親身份意外承繼大統，沒有葬在渭北祖墳陵區，其餘九帝帝陵皆在渭北一字排開。這些衛星城池，是都城區域副中心所在。在西漢建立之初，高帝長陵及惠帝安陵，就不斷遷入戰國時期的關東舊貴族和功臣集團新官僚補充陵邑，比如劉邦就將戰國時期齊楚兩國頂級貴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遷入關中。在西漢中期集權鼎盛時，武帝、宣帝也不斷遷入關東新興豪強和新功臣集團家族。但從漢元帝開始，西漢國力逐漸衰落，地方豪強逐漸坐大形成氣候，中央的集權能力轉弱，強行遷徙關東豪強補充關中陵邑的政策難以為繼，元成哀平四帝便只有帝陵而沒有陵邑。
陵邑不僅在都城的經濟權重上尤為重要，在都城文化上也比長安城本身更具代表性。僅遷居茂陵邑的人裡面，就有文學家司馬相如，儒學思想家董仲舒，博士、丞相公孫弘，史學家司馬遷，著名遊俠郭解等等。五陵原匯聚都城名家，也是西漢經學的誕生地。漢長城作為宮殿區和官署區，百姓大都居城外，所以當朝的政治人物多安家於渭北陵邑。陵邑因其重要性，雖然等同於縣級建制，其縣令卻是郡守待遇。可以說，陵邑其實就是大長安的一部分，用後世城牆內看都城人口經濟的視角，會忽略掉西漢長安的人口重心，其實在渭北。
關於西漢末年的人口記錄：
長安所轄人口：戶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約24萬）
長陵邑所轄人口：戶五萬五十七，口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九（約18萬）
茂陵邑所轄人口：戶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七（約28萬）
以上是有三處明確記載的城邑所轄人口。
平陵邑所轄人口：初置3萬戶，宣帝將“”民訾百萬以上者徙平陵”，具相關學者保守估計，西漢末年也發展到15萬人以上。
杜陵邑所轄人口：初置3萬戶。杜陵邑後來改名杜縣直到北周時期併入京縣萬年。
安陵邑所轄人口：沒有詳實記載，但漢初初置時僅關東倡優樂人就有五千戶。
霸陵邑和陽陵邑也無明確所轄人口記錄。據記載，處在平定七國之亂，中央所面對的國內分封威脅局勢趨緩時期，陽陵邑一度對關東移民採取非強制性“募”的形式，較其他陵邑人口或許較少。霸陵邑因漢文帝喪葬從簡，依山建陵，陵邑是從芷陽縣改建為霸陵邑，初置人口或不多，但本身人口存量不會特別少。七座帝陵是同一規格級別，從茂陵、平陵、杜陵三邑初置3萬戶來看，霸陵邑和陽陵邑發展到西漢末年，人口應當不會很低。
除了七座帝陵，還有五座小規格陵邑，如昭帝生母的雲陵邑初置三千戶，宣帝生父的奉明初置一千五百戶。
十二座陵邑外，長安近郊還有渭城縣。在方圓不過50餘里內，密集矗立著十餘座在當時來說已經是中等規模以上的城池，西漢最終成型的這種都城形態——長安城市群，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保守估計承載著至少百萬以上的都城人口。
當然，在兩漢交替之際的亂世之後，在東漢魏晉南北朝，以洛陽為都城代表的關東本位時代，幾次作為割據政權都城的漢長安城，周邊城邑已然凋零，不復西漢之規模，才真轉為擔起傳統意義上“牆內都城”之職能，直到隋朝再次統一，漢長安故城旁邊的隋大興城，即唐長安城拔地而起...
對剛性推行集權制度的秦朝進行批判性繼承的西漢，處在一個集權由弱轉強，又強極衰落的特殊時期，陵邑制度的命運與集權程度息息相關。長安城市群的最終都城形態也非一蹴而就的設計規劃，而是隨著陵邑工程持續推行，長安城內多次疏散居住功能，逐漸動態演化而成。陵邑制的背後，是中央與地方進行百年的政治經濟博弈，是從質量和數量上同時改變全國人口格局以達到“弱枝強本”，以維護政局長期穩定的重要國策。長安周邊陵邑不僅人口質量極高，甚至在數量上已經對長安城形成壓倒性優勢。這使關中地區具有了巨大的現時影響力和歷史影響力，甚至到東漢朝局仍有明顯遺留影響。後世都城通常是大城規劃，儒學氛圍也讓史家更多著眼於陵邑制的禮制意義，而很少談論它與西漢國運和中央集權程度走向是一個契合度很高的正相關和正態分佈。傳統史觀決定了文獻中幾乎沒有體現出它在西漢時期的戰略首位度之高。甚至以儒家一貫泛道德化的視角，史家將茂陵建設解讀為漢武帝對墓葬的奢靡追求，其實都是忽略了皇帝所面臨的時代態貌和戰略意圖。西漢的陵邑制度，是對秦末戰亂源頭，戰國舊貴族的釜底抽薪，是對漢初中央面對實封的同姓藩王，以祖陵宗法名義進行經濟壓制的政策手段，是對新興勳侯集團和地方豪強階層進行調離監管，以鞏固中央集權制度發展，保障中央經濟權重的優勢，強化官僚系統對基層的控制力，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西漢“固本弱枝”的中央意志和國家戰略。歷史的魅力和社會價值，在於其具有強大的時間穿透力，古今可鑑，現在時局已經多少顯露出幾絲歷史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