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上一章以宰我作為反面典型，論述了禮的“成事不說”原則。本章則以另一歷史著名人物管仲為典型，論述對禮的深層認知，即“知禮”問題。
“管仲之器小哉”。這是孔子對管仲這個前人的評價。孔子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為什麼事而引發的這個評價？這些對論述問題都不重要，故忽略不提。正因為捨棄了時間地點和原因，反而讓孔子的這句評語更顯得是針對管仲一生的評價，具有結論性的意味，這幾乎等於是為管仲作了蓋棺論定。到底準不準確？還要先充分了解管仲這個人。
管仲，姓管氏，名夷吾，字仲。管仲是齊國重臣，對齊國政治、經濟、文化都有重要影響。最主要的政績是助齊桓公“九合諸候，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春秋霸主。因為對齊國的貢獻巨大，故被齊桓公尊為仲父，諡號“敬”，又稱敬仲。後世尊崇管仲的功德業績，稱其為管子。管仲著有《管子》一書，集中體現了其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哲學方面的思想。管仲一生經歷極富傳奇色彩。管仲出身清貧，卻被名士鮑叔牙結為至交，二人長期共事，管仲佔盡了便宜，而鮑叔牙卻毫不在意。後二人分別事從齊國公子糾和公子小白，並捲入了一場政權鬥爭，公子糾失敗，管仲受牽連被魯國囚送回齊國，鮑叔牙竭力勸齊桓公（原公子小白）重用管仲。管仲任政相齊，為齊國制定了“尊王攘夷”的政治路線，即號召各諸侯國恢復周王朝舊有禮制，服從周王朝的領導，各諸侯國結盟互助，共同抵禦北戎等外族入侵。這些大政方針很快贏得了周王朝和各諸侯國的贊同，各諸候國紛紛聚在齊國旗下，使周王朝在後期也有了幾十年短暫的“統一”，同時也使齊國稱霸於諸侯，這便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由來。
管仲的政績當然不止“九合諸候”這樣一件事。治理國家是一項系統工程，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管理都需要顧及到。在周王朝，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管理沒有明顯的分界，都統一於周禮制度之中，只有經濟相對獨立一些。周王朝是一個重禮制的禮會，較少注重經濟發展，在這方面，作為周公的封地，魯國是個典型代表。而齊國在周王朝中，則是一個另類典型，就是比較注重發展經濟，而不太重禮制建設。齊國的這種特點，是由地理位置和歷史民情決定的。相對於中原地區，齊國屬於“東夷族”地區，接觸中原文化較晚，對周禮的認同度相對不高。齊國臨近大海，有發展漁業、鹽業的獨特優勢，這使得齊國從一開始就成為周王朝統治下的一個經濟強國。但發展經濟的優勢，最終還要靠國家政策去推動才能發揮作用。在春秋時期，周禮欲行還止，各諸侯國各自為政，紛爭霸權。對諸侯國來說，要想稱霸諸侯，經濟實力就成了先決條件。但在當時，王公貴族們的思想都僵化的很，較少能認識到發展經濟的重要性，也就很少有人去推動發展經濟。所謂時世造英雄，管子就是這麼一個生逢其時的人物，他以超人智慧發現了這個稱霸諸侯的祕密，在齊國推動發展漁鹽經濟，迅速增強了國力，為稱霸諸侯奠定了基礎。
經濟是強國的基礎，但僅靠經濟還不行，要成事就還要系統考慮政治、文化方面的建沒。管仲同樣以超人智慧發現，在這方面並不需要新搞一套，只要重新舉起“周禮”這面大旗就能輕鬆解決問題。“尊王攘夷”只不過是管仲用來增強齊國實力的一個藉口。事實證明，管仲的這些思想對齊國稱霸諸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使齊國稱霸諸侯的當然不能全歸於管仲一人，在這整個“成事”中，很多人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知人善薦的鮑叔牙，不過最關鍵的人物還是齊桓公。齊桓公這個人道德修養和治國能力並不怎麼好，唯一值得誇讚的是信任人。他先是信任與自己同過患難的鮑叔牙，由鮑叔牙繼而信任管仲，心甘情願聽從管仲的擺佈，其目的只有一個，即稱霸諸侯。這既是齊桓公成功實現政治抱負的原因，也是齊桓公止於稱霸而不能前進的原因。齊桓公的個人修養和有侷限的政治追求，也決定了管仲的所作所為以及所能達到的高度。管仲作為一個臣子，所有行為都必須在齊桓公認可的侷限內運作，超越這個侷限，就有可能被否定，即使有再高的人生理想或政治理想，沒有國君的認可也實現不了。齊桓公作為一個世俗之人，在人生境界上要居管仲之下，以管仲的修養，如盡其所能，可能成就的功業絕不止於使齊國稱霸諸侯。但人生侷限就是這樣，世間並不會提供給每個人盡情發揮的所有條件，更多的時侯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正因為如此，管仲在齊國的所為更多的是“退而求其次”，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幫助齊桓公成就一番霸業也是值得去做的。
說到這裡，再來理解孔子對管仲的評語“管仲之器小哉”。孔子生於管仲死後近百年，當孔子作此評價時，離管仲已有一百多年了。管仲身後一百年多年，大致看來社會上並沒有形成對管仲的一致的評價。作為後起之秀的孔子，對管仲的思想、作為以及起到的社會作用當然認識的十分清楚，針對社會上對管仲的不當評價，孔子便以儒家思想對管仲的一生作了概括。首先，孔子把管仲定位成“器”。“器”是儒家從個人修養角度對人作出的一種特殊定位。聯繫到君子，孔子就說“君子不器”，聯繫到具體人，孔子就把自己的弟子子貢稱作“器”。在儒家思想中，器就是有固定作用的人。儒家對人的修養的理想追求就是超越器，成為“不器”。但一個人修養的水平高低，與在社會上發揮的作用沒有必然聯繫。以管仲的社會作用看，管仲就是被齊桓公用來稱霸諸侯的一個“器用物”。管仲“任政相齊”，“相”即器名，“任”即器用，“霸”即器用之果。通常來講，凡在社會上充當一定角色，都可被視為器，從這個層面上講，人人都是器。既然這樣，孔子這裡為何還要單獨對管仲稱器？這正是引發人思考的地方。在孔子看來，管仲的思想和修養都達到了很高的境地，以其能力而言，是具有“不器”的潛質的。但人生不可迴轉過去檢驗，管仲的“不器”也僅能作為一種推理而存在，而歷史事實則標註了管仲的所有作為都是“器”的表現。孔子稱管仲為“器”，話語中其實充滿了惋惜之意。後人研究《管子》，對管仲的思想亦推崇備至，不難發現，其思想與其世功形成了極大反差，這也能進一步說明孔子為何惋稱管仲為“器”。
孔子對管仲的惋惜，不只為管仲作了“器”用，更因為管仲所作之“器”與其應成之“器”相比太小了。前面一再說明，作為修行之人，“不器”只是一種自我認知，在世人眼中，人人皆為器，“不器”亦為器。依此而言，管仲作為“器”是必然的。但以管仲的思想修養來看，其在世間建立的世功不應只有助齊稱霸諸侯這一項，或者說，不應去做助齊稱霸這樣的小事，以其“器”之大小，本應成就比稱霸更大的功業。故孔子嘆息，稱“管仲之器小哉”。
孔子以管仲“稱霸”而謂之器小，那要怎麼樣才算器大？前面敘述了管仲的傳奇人生，給人的印象是，管仲一生作為都是盡了力的，取得的世功也是不易的，很難有比此更大的功業可以成就。但孔子似乎並不贊同這種思想。在孔子看來，管仲是舍高而就低。一個人有多高的思想境界，就可以創造多大的功業，除非此人不去做。孔子一生的作為，就是管仲的一個最佳參照。孔子的身世和思想與管仲相似，但二人一生所走的路線卻大相徑庭。孔子是思想上達到什麼境界，行為上就做到什麼程度，對世俗從不委屈求全，思想與行為高度統一。而管仲則是思想與行為相分離，雖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但行為上卻做的很靈活，常常遷就於世態人心。比如，孔子從不與當政者的非正義行為合作，因此才被逼出魯國，在流亡衛國時，衛靈公向孔子詢問軍隊打仗的事情，孔子知道其目的是想發動戰爭，故以“不知”回答，讓衛靈公很失望。故孔子周遊列國多年而不被用。而管仲則相反，不但小事上不拘小禮，大事上也不講究是否符合道義，故敢親手射殺公子小白，失敗後能自請以囚徒身份回齊國任政，在齊國一味發展經濟，強兵宣武，逞強爭霸。若把孔子所為看作“正道”，則管仲所為就屬於“非正”。“正道”不一定行得通，“非正”卻很容易行得通。然而，孔子的“正道”成就了儒家文化在華夏中國的百世功業，歷數千年而依然存在，可謂“器大”。管子的“非正”卻只是使一國稱霸數年，轉瞬即逝，故稱“器小”。二人比對，優劣可見。
管仲為何不能有孔子一樣的成就？這其實就是“知行”能否“合一”的大問題。孔子做到了“知行合一”，而管仲做不到“知行合一”。人在修養中，最怕做不到“知行合一”，此所謂“識得破，忍不過”。對管仲來說，天道、地道、人道的大道理都懂，也知道該怎樣依道而行，可一到具體事上，一到自己身上，道理就還是道理，沒法變成自己的實際行動，能做的，還是按一個世俗之人的行為方式行事。究其根源，還是後天習性太重，雖然明白道理，但就是理性拗不過習性。在道德修養方面，象管仲這樣的，古今不乏其人，往往道理講得頭頭是道，可自己就是做不到，表面上很能唬人，實際上一無是處。說管仲一無是處似乎有點過分，但以道德修養的理想人格而言，於其也不算冤枉，故孔子稱其“器小”。“器小”者，又能有多少是處？
“或曰：管仲儉乎”。這是有人在聽了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後，對管仲作的又一個推斷。雖然當時對管仲的評價還沒形成定論，但由其社會影響可知，對其評價更多應是推崇性的。現在孔子對管仲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看法，不能不引發更多議論。從本章語義環境上看，這裡評價的是管仲，但主題應是探討關於禮的學問，所以，事件很有可能發生在孔子與弟子們探討學問的時候。作為弟子，一般對老師的話是深信不疑的，但一時理解不了的情況還是常有的，遇到這種理解不了的情況，當然要繼續追問。不過，這次追問出現了有趣的話題。首先是追問者沒有正確理解孔子所謂“器小”的含義，誤以為孔子是在說管仲“小器”，即不願把自己的東西送於別人，有不願捨己為人的意思。按照這種理解，出於對管仲的尊崇，不由得要為管仲的“小器”找一些理由，從正面理解，與“小器”同義的就是“節儉”，所以，在追問孔子的時候，就不禁說“管仲儉乎？”意思是，管仲表現的“小器”，是不是因為他很“儉”呢？
“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這是孔子針對“管仲儉乎”的回答。因為追問者並沒有明說管仲的“器小”就是“小器”的意思，儘管孔子明白追問者何以問“儉”，但並不說破，亦沒有再作糾正，而是當作又開始了一個新話題，再問再答。孔子的這種態度，正是前面所謂“成事不說”，上一個話題過去就過去了，理不理解與下一個話題沒有關係，故不再涉及。“管氏”，這是孔子以姓氏直呼管仲，相當於現代說“那個姓管的”，多少帶些鄙視的味道。後人稱管仲為管子，那是推崇其思想而尊稱之，估計在當時還不怎麼流行，但象“敬仲”這樣的敬稱應該是常見的。孔子不用敬稱也就算了，為什麼還非要用鄙視的稱乎？其實，“管氏”一詞從孔子口中出來也並非鄙視，一方面這是一個指代姓氏的中性詞，另一方面還意指以管仲為首的那一個家族，在下一句話中，這種意思更明確些。“三歸”與“官事不攝”要合併起來理解，“歸”原意指女子出嫁，引申為回到應到之處，這裡與“官事”相聯繫，就是指管仲的辦公地點。“管氏有三歸”即指管仲有三處辦公地點。管仲在齊國任政，掌管多方面事務，身兼多職，每個職務都有單獨的“衙門”，都有一套人馬，這樣也就有了多個辦公地點。“三”在這裡應指“多數”，不一定就是三個。“官事不攝”，“攝”在這裡指聚合之義。也就是說，管仲有多處辦公的場所，本著節儉的精神，在不影響正常公務的前提下，就應該把能合併在一起的人馬、場所合在一起，這樣才算得上“儉”。而管仲沒有這樣做，就稱不上“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雖說管仲不儉，但有“三歸”而“不攝”，是不是有其它原因？比如，因為國家禮法制度規定必須這麼做。如果是這樣，那麼管仲就無所謂儉與不儉，而是一個懂得遵守禮法制度的“知禮”之人。這種推理，應該是追問者再次追問孔子“管仲知禮乎”的原由，從“然則”這種追問的語氣上看，追問者起先就是相信管仲是“知禮”的，也是希望得到孔子的贊同的。
“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這是孔子針對“知禮”問題的回答。對於管仲是否“儉”的問題，孔子依然是“成事不說”。雖然“成事不說”，但對所問之事絕不敷衍，總要以“直”回答，這就是孔子與眾不同的地方，這也就是所謂修養上的實在功夫。“邦君”在這裡特指齊桓公。“塞門”是君主之家在院中正對大門的地方立的一堵牆，現代稱“照壁”或“隱蔽牆”，從廳堂上向大門看去，象把大門塞住一樣，故稱“塞門”。“反坫”是君主之家在宴賓時於廳堂中央放置的用來擺放酒樽的專用臺子。“坫”本義指土臺子。古代國家外事接待活動中，要舉行互相敬酒儀式，飲過對方敬的酒，要把空的酒樽倒過來反放在坫臺上，以示飲畢禮成，這個坫臺就被特稱為“反坫”。“反坫”不再指土臺子，而是特製的禮器。“塞門”、“反坫”都是君主之家根據禮制規定而配置的設施，主要為了體現君主之家的特點以及舉辦國事活動的規格，使來賓見到這些設施就能聯想到所受到的禮遇高低，從而順利完成外交活動。諸如此類，都是一個國家禮儀活動的必要內容，不可亂，亦不可變。具體而言，就是在當時齊國，只有公室中才能有“塞門”、“反坫”，其他人家中是不應有這些設施的，因為國家外交活動是不應在公室之外舉行的。而且這些禮儀規則，是整個周王朝統用的規則，是周禮的內容，涉及國家間的外交禮儀，是每個諸侯國都應尊守的規範，即使一國有特殊情況也不應改變。而管仲家中則有這些設施，這明顯不符合當時社會禮儀要求。管仲在這些涉及國際禮儀的地方都不注意，更不用說涉及國內禮儀的地方了。從這些現象斷定管仲不知禮，一點也不冤枉。
後人為管仲之“不儉”、“不知禮”作開脫，或說這是管仲不拘小節的表現，或說這是管仲從政的智慧。尤其後者易迷惑人，認為管仲惟有與齊國貴族混為同類，才能取得齊國貴族信任，或以為齊桓公等貴族生活奢靡，管仲是以更奢靡的生活方式來掩蓋齊桓公等人在百姓中的不良影響，等等說辭，不過是無稽之談。作為一心崇尚道德修養之人，為使“事成”，處理世事固然也採取靈活方式，但無論怎樣，行的總是正道，總要在禮的規則之內變換行為，絕不會以遷就世俗等非禮之法行事。歸根結底，管仲還是孔子所謂的“器小”，正因為“器小”，所以才“不儉”，“不儉”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違禮”。管仲非不知禮，而是控制不住“不儉”的惡習，“違禮”也是情非得已。反過來，“違禮”和“不儉”又進一步促使其“器小”，減損了其功業成就。
本章的主旨是探討“知禮”問題，以管仲的思想水平而言，說他不知禮倒象是冤枉了他，但從其行事方式上看，就等於是不知禮。從管仲身上推知，判斷一個人是否知禮，要從其做人做事上看，要從其行為方式上看，而不可以其言語表現為標準。所謂“知禮”之“知”，是一種修養的境界，是對禮之作用的切身體驗，是對真理的一種深刻洞察，是對各種事物發展變化結果的一種本來如此的真實瞭解。有這種“知”，在世事之前就如同看掌中物，事物的利害關係自然會一目瞭然，自然會作出有利於自身道德修養的選擇，而這種選擇一定符合社會禮儀，這就是“知禮”。“知禮”不僅表現在行為上符合禮儀規範，更表現在認知上達到了一定的境界。一個人的思想，只反映其學識程度，並不代表其認知境界。學識是人的頭腦思維推理的結果，為“假知”，而認知則是人的心靈直接知見的結果，為“真知”。有學識不一定有真知。管仲思想上的成就，只能反映其學識很高，並不代表其一定有很高的認知。認知達不到一定境界，其外在就做不出相應境界的行為，於禮而言，就會做不符合禮儀規範的事，這其實就是不知禮。可見，一個人懂得道理還僅是修養的開始，若不能把道理與修養的實踐結合在一起，則於道德修養而言毫無意義。什麼時候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並且同一，即“知行合一”，則為知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