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首次“劃”出農牧分界線的，是太史公司馬遷。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將全國劃分為四個經濟地理區域：山東、山西、江南和龍門碣石以北。
前三個區域，都是大致確定的地理範圍，比如山東係指崤山、函谷關以東的黃河中下游平原，山西則指崤山、函谷關以西以關中平原為核心的廣大區域，至於江南可以大致理解為長江中下游地區。這三個區域中，山東是純粹的農耕區域，山西的大部分同樣是沃野千里的精耕農業區，江南彼時尚未得到有效開發，當是種植和漁獵的混合地帶。
函谷關
龍門碣石以北卻是一個頗為含糊的描述，它只設定了南部邊界，北方伸延到何處，司馬遷未予說明。若依照當時形勢，司馬遷對這一區域的界定，向北當已越過陰山。
龍門即龍門山，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與陝西省韓城市之間；碣石即碣石山，在今河北省昌黎縣西北。已故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曾說：“所謂龍門碣石之間是由碣石山下劃一條界線，西南行，經過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北，再橫過呂梁山南段，直至龍門山下。”這條界線之北，物產與山東、山西、江南迥然不同，司馬遷說，那裡“多馬、牛、羊、旃裘、筋角”之類，顯然，這些都是畜牧地區的產物。
內蒙古，武川縣
司馬遷所描述的這條農牧分界線之形成，應當是在戰國時期，因為此前數百年的春秋時期，黃河流域尚且雜居著眾多被稱為“戎狄”的少數民族，有些民族甚至居住在周都洛邑（在今河南省洛陽市）附近，比如伊洛戎和陸渾戎。這些少數民族基本不事農耕，或畜牧，或狩獵採集，在中原諸侯的夾縫中慘淡營生。彼時中原地帶農耕與畜牧錯雜相處，自然不存在一條地理上的農牧分界線，儘管陰山南北的廣闊區域內，草原民族早已在那裡生息繁衍了無數世代。
這種狀況在戰國時發生了鉅變。由於鐵器的廣泛使用，戰國諸侯開墾農田的能力大幅提升，列國大都施行獎勵農耕的經濟策略，致使春秋時期大量存在的甌脫之地多數闢為農田，而原本被“戎狄”佔據的諸多小片土地也漸被侵蝕，變成了精耕細作的種植區域。
當農耕終於確立為黃河流域的主要生產形式之後，畜牧業在那裡再無立足之地。“戎狄”們要麼接受現實，融入農耕世界，要麼自我放逐，從豐腴的黃河流域撤出，走向邊緣。
陰山中段的秦長城
事實上，對於黃河中下游那些不甘心被同化的少數民族而言，他們即將步入的邊緣地帶是無從選擇的，東、南兩個方向都已變成農耕的天下，他們只能邁向西方和北方。顯然，被同化的應該是那些居處於靠近中原核心地帶的少數民族，而走向邊緣的必定原本就靠近邊緣，比如分佈於今日陝西、山西以及河北北部的“戎狄”。隨著這些少數民族的撤出，司馬遷指出的那條農牧分界線漸趨形成。
被排擠出精耕農業區的少數民族在陰山以南的農牧交界帶上，與遊牧於陰山南北的草原民族相遇了。這個相遇的過程是漫長的，但是量變累積，終於在戰國中後期完成了質變——真正的遊牧社會形成了。
陰山以北草原深處
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拉鐵摩爾說：“完全遊牧社會的形成，既有新加入的少數民族，也有一批舊少數民族如戎、狄等，被漢族農業社會的擴張逐出中國北部後，轉變為草原的新少數民族。”也就是說，這個完全遊牧的社會，由被排擠到北方的畜牧民族和原本就遊動在北方的遊牧民族融合而成。
作為先秦時代最重要的歷史現象之一，中國北方遊牧社會的形成，本質上是一個緩慢漸進的被動的過程，它有賴於黃河流域農業經濟的日漸發達以及中原列國開闢疆土的強烈慾望。而戰國後期秦、趙、燕三國各自築起長城，將草原民族阻擋於邊牆之外的茫茫草原之上，無疑為草原遊牧社會的最終形成加上了最重的砝碼。
陰山中段，烏蘭烽火臺
戰國時的秦長城，西起今甘肅岷縣，自西南向東北橫貫黃土高原，直抵內蒙古托克托縣黃河南岸，全長千餘里；燕長城西起張家口，一路向東北伸延，抵達遼東半島的渤海之濱；趙長城位居秦長城與燕長城之間，恰在陰山一線，沿著山勢的走向分作南北兩列。
在這三個國家的長城之北，此時已經自西向東形成三個最大的遊牧集團——月氏、匈奴與東胡。公元前3世紀晚期，它們伴隨著秦國的統一，集體進入漢文歷史的記載，由此掀開了中國歷史全新的一頁。
（待續。文圖均為原創作品，盜用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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