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一個商人出身的總統在美國就位，商人與政治的話題不能不吸引人們的注意。人們都知道，歷史是一面鏡子，每時每刻都能照見現實。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俯拾皆有這樣的“鏡子”。但是，不管是商人從政，還是政治人物從商，這種人生換位的故事，總應該說明點什麼。
相對於眼前的美國，一個政商交融的新時代，正躲在烏雲背後嗎？也許從遠去的春秋戰國，我們就能做出更有信心的判斷。
我們先來說一個由政轉商的范蠡的故事。
公元前473年，大夫范蠡和同為大夫的文種輔佐臥薪嚐膽的越王勾踐，滅掉吳王夫差，實現復仇大計。越國完成霸業，范蠡卻做出一個令人費解的決定：辭官退隱。勾踐不準，稱“孤將於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意思是說，你不走，我跟你分國而治，就是共同擁有越國。如果非要走，我就殺了你。范蠡心意已決，毅然悄悄離越，逃至齊國。
文種當初與范蠡一起來到越國尋求發展，兩人是至交。身在齊國的范蠡給文種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啄，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文種接到范蠡的書信，猶豫不決。幾個月後，果然被范蠡說中，因接受讒言，勾踐踢“企圖圖謀亂”的文種自盡。
“狡兔死，走狗烹”，這句話用來形容君主過河拆橋的名言後來還多有應用，比如韓信遭劉邦貶官，中的都是智者范蠡的道兒。據《吳越春秋》記述，吳國大夫伍子胥遭受讒言而死，當時身在越國的范蠡就評價說：“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者？”意思是說，伍子胥明明知道有危險了，還不肯離開吳國，怎麼能算的上聰明呢？或許，范蠡的聰明是從伍子胥教訓中得來 的。
能夠看透君主的內心，相信這是所有臣下都渴望獲得的特異功能，僅僅為了自保，這項功能就有無上的價值。古今中外，多少忠臣如同文種一樣，死到眼前而不自知，徒令後人扼腕。范蠡則樹立了另外一種形象，功成身退，遠走江湖。
但歷史也是會捉弄人的，范蠡的智慧也遭到了後人的質疑。因為他後來的“不智”，導致連自己的親生兒子也沒有救下。
范蠡到了齊國，改變姓名，自稱鴟夷子皮。先是在海邊耕作、製鹽，複製共同勞動，艱苦奮鬥。時間不長，家業大發展，多達數十萬金。他贏得了齊人的尊重，齊人共推范蠡擔任齊國的丞相。但他認為自己太順利，不管做官還是經商，都迅速達到極致，這樣反而不吉利，於是歸還相印，把家財分給朋友和鄉親，然後悄悄離開。最後，他看中了陶（即現在的山東定陶縣），認為這裡居於天下的中心位置，四面通途，有利於從事貿易。不久，范蠡的財富果然積累至萬金。范蠡自稱陶朱公，後更是名滿天下。
范蠡有三個兒子，次子因殺人被楚國關押起來。范蠡認為殺人償命是正當的，但在鬧事被示眾太丟人，希望花錢買個有尊嚴的死法或者能救出來。於是，他拿出了大筆黃金，打算讓三兒子去楚國找人辦事。長子見父親不派自己，覺得成了不孝之子，聲稱要自殺。夫人對范蠡說：救次子，先死了長子，太沒必要了，就派長子去辦吧。范蠡只好讓長子去。
臨行，范蠡讓兒子帶封信給楚國的莊先生，並一再囑咐：把黃金交給莊先生，一切聽從他的吩咐，千萬不要有任何參與。莊先生見了黃金，心裡說陶朱公的錢是不能真收的，但為了表達辦事的誠意，先收下，事成再退還。然後吩咐范蠡長子：錢放下，你儘快回家，如果你弟弟出來，你也不要問是怎麼回事。範大公子看莊先生很窮， 覺得那麼大一筆錢交出去，真是很不放心。於是他悄悄地留下來，並用錢買通楚王身邊的人，隨時打探消息。莊先生在楚國的影響巨大，國王以禮相待。於是他說通楚王， 準備大赦天下。範大公子聽說要大赦，弟弟當然沒事了，可那麼多錢白白給了莊先生，很是不捨，於是再次訪問莊先生。莊先生知道了他的來意，奉還所有的黃金。範大公子十分滿意。
但是，範大公子的行為讓莊先生感到被出賣了，十分生氣。他找到楚王說：外面傳言，大王大赦是為了陶朱公的公子，您身邊的很多人拿了陶朱公的金錢。楚王為了證明自己大赦與陶朱公沒有關係，下令先殺了范蠡的次子，轉天再宣佈大赦。結果，範大公子只好用車拉著弟弟的屍體返回了陶。
大家都很悲傷，只有范蠡平靜地說：我知道大兒子一定會害了弟弟。他不是愛弟弟，他是有所不捨。他從小和我受苦，深知錢財來之不易。如果我當初堅持讓小兒子去，或許能救他哥哥，因為他從小出生，只見富貴，根本不知錢從哪裡來，會毫無吝惜。
還是回到那句話，歷史是一面鏡子。戰爭有戰爭的事理，政治有政治的事理，經商有經商的事理，只有掌握了這些事理，才會進退有據，隨處而成。
權利與金錢，都是重要的社會資源，前者隸屬於政治，後者常於經商有關。任何方向的成功，都是人生的成功。理解范蠡，不僅要重視范蠡的才幹，更應該重視范蠡身後的歷史背景。
范蠡自稱布衣，布衣這個概念，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春秋末期，正是貴族政治消亡、布衣之士崛起的時代，范蠡就是布衣崛起的代表之一。沒有政治身份的人就是布衣，用今天的概念看，與平民一詞的含義最相近。不僅如此，春秋戰國時代，也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的時代，不僅政治給世人提供了展現才幹的平臺，社會上也給平民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范蠡棄政經商，不僅僅在於政治的危險性被發覺，更重要的理據是社會進步提供新的可行的人生，即經商作為人生目標的選項，具備了一切資格和條件。在此前，如西周時期“工商食官”的背景下，即使比范蠡聰明千倍的人，也不可能選擇經商的。
韓非子說，臣下的行為，是用才智換取君王的俸祿。經商，則是物物交易。人類社會，始終拜託不了能量的交換，政治如此，商業何嘗不如此？類型不同，但獲取剩餘價值的目標是相同的。孟子也說過，交換勞動，效率遠勝於凡事親力親為。如此說，政治是特殊的商業，經商是特殊的政治。范蠡是從經營政治走向經商的，他的經商也留下了政治的痕跡。（摘自《領導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