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國七雄之中，韓國和燕國是最弱的兩個國家。燕國畢竟在燕昭王時期有過輝煌，大敗東胡，並且打得強大的齊國幾乎滅國。但是說起韓國，在戰國時期的歷史中卻乏善可陳，表現平平，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歷史，差不多就是在七雄之中打醬油的。然而，韓國卻誕生了兩位頂尖級人才，讓秦朝和漢朝都受惠良多。
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韓非子。法家思想源遠流長，源頭早在夏商時代的理官中就存在了，經過春秋時的管仲、士匄、子產，再到戰國時期的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集大成者莫過於韓非子。
韓非子精於“刑名法術之學”，他犀利地指出儒家學說的缺點，直言仁義道德解決不了問題，光靠個人的修養道德是無法讓天下走上正軌，更不能約束暴君，只能依靠鐵的法律。這個主張，讓韓非子和他的法家，成為了儒家的死敵。
當時韓國並不重視他，但韓非子的著作流傳到秦國後，引起了秦王嬴政的極大興趣。秦國本來就是以法立國，在思想上與法家高度契合。因此，秦國不惜攻打韓國也要得到韓非子。不過，韓非子在秦國也遭了大難，他因彈劾上卿姚賈而入獄，又被李斯陷害，最終被迫服毒自盡。
但是，韓非子人雖然死了，卻留下了《韓非子》五十五篇。秦王嬴政後悔逼死了韓非子，並且將法家思想和《韓非子》一書奉為秦國治國經要。在法家理論思想的指導下，秦國愈發強大，最終剪滅六國，一統中華。
法家思想本來是很深邃而超前的，至於說後來秦國矯枉過正，過度迷信嚴刑峻法，導致國家百姓忍受不了這個暴政，紛紛響應六國沒落貴族推翻了秦王朝，則實在不能歸咎於法家。
第二位就是謀聖張良。張良是韓國都城新鄭人，他祖上五代都是韓王的相國，典型的貴族出身。但是，秦王朝統一天下，徹底杜絕了張良的仕官之路，因此，張良就是那種秦朝最不穩定的因素。
年輕時的張良，急於向秦朝報復，首要目標就是秦始皇。他曾經傾盡家產，招攬刺客。最著名的是他邀請一個大力士，準備了一個一百二十斤重的鐵錘，埋伏在秦始皇出巡必經之地博浪沙。然而，這次刺殺行動最終失敗，附近的老百姓卻倒了黴，全部被殺。
後來，張良遇到了劉邦，這才改變了原來魯莽的計劃。刺殺一個皇帝，終究改變不了天下的走勢，只有輔佐一個皇帝建立新王朝，才是真正為韓國復仇。
張良為劉邦出謀劃策，成為最為重要的謀士。他並不善於沙場作戰，那是兵仙韓信的強項，他也不善於料理政務，那是丞相蕭何的長處。張良最擅長的，應該就是對於大勢的把控能力，也是對於局面的判斷。
比如在劉邦攻下咸陽之後，樊噲勸說他不要做富家翁，劉邦不聽。但張良卻能分析利弊，冷靜指出勝利之後的巨大危險，這才讓劉邦封存秦宮，還軍霸上，避免過早與項羽發生衝突。在鴻門宴上，張良又能利用與項伯的關係，讓劉邦逃出生天。在劉邦被封為漢中王時，張良要去輔佐韓王成，臨行之時勸告劉邦燒燬棧道，消除項羽的疑心，這也為後來韓信執行“暗度陳倉”打下了基礎。
在楚漢相爭最艱難的時刻，張良又為劉邦獻上“下邑之謀”，籠絡英布、彭越，重用韓信，這個計謀從打破了楚強漢弱的局面，使劉邦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最後項羽兵敗，就是來自於韓信、英布、彭越這三股力量。
尤其是張良阻止了謀士酈食其的分封制，避免了劉邦的一次重大戰略失誤，也體現了他不守舊的政治家魄力。更為難得的是，分封制是讓六國重新建立起來，而韓國復國曾經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但為了漢王朝的基業，他放棄了這個目標。
張良以超前的眼界，為劉邦奠定了勝利的基礎，是毫無疑問的開國功臣。劉邦甚至將張良列為漢初三傑之首，封萬戶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