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歷了四次創業潮：七八十年代的非全民所有制創業潮，八九十年代小平南巡後的知識分子創業潮，2000年左右的互聯網創業潮。而在2010年以後，中國迎來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全民創業潮。這一次，中國比任何時候都體現出了激發市場創新來實現經濟變革的渴望。
進入2017年，一南一北“兩個圈”被劃了出來：國之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以及醞釀著未來中國硅谷的“粵港澳大灣區”。依靠科技創新來改造傳統動能，培育發展新引擎，建設新型城鎮，已經成為上下一致的認同，但想打破固有的政經運作模式絕非易事。
每一次變革都像一場有組織的“運動”，也許我們國家已經習慣於用“運動式”的方式去尋求改變。先是政策引導，後是土地紅利，前有央企拓荒，後有民企出力，上有大數據、人工智能產業的雷聲轟轟，下有PPP、各種基金的熱錢滾滾，這顯然成為各地打造“創新新區”的“套路”，一時間“中國硅谷”呼之欲出。
在中國會誕生創新源動力的“硅谷”嗎？帶著這樣的問題，王志綱攜智綱智庫團隊和一群企業家走進美國硅谷，一起探尋硅谷崛起背後的祕密。
序 幕
舊金山灣區被稱為上帝最眷戀的地方，擁有陽光、沙灘、海岸、葡萄酒莊、高爾夫球場、好萊塢、國家公園等等，是加州僅次於大洛杉磯的第二大都會，世界500強企業在此雲集。2015年舊金山灣區總GDP高達7855億美金，相當於全球第19大經濟體。
灣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發中心之一，而硅谷就位於灣區南部。此次考察日程滿滿當當，不但參觀了蘋果、谷歌，還參加了一年一度的硅谷創業節，更與眾多的創業者在Plug and Play 、Founder space、瀚海國際科技園、Draper University（英雄學院）、hacker dojo （駭客道場）、漢能科技園、中關村硅谷科技園等孵化器深入的交流。
時代是氣候，文化是土壤，制度是種子。硅谷是信息時代，反叛文化和資本機制的必然產物。
一 硅谷是信息時代的選擇
Silicon Valley
硅谷，是新技術革命的產物，也終會被新技術所取代。
人類發展史也是技術革命史，一個區域的發展也伴隨著技術革命帶來興衰。
瞭解技術創新發展史才能看清今天的硅谷。在近代200年以來，整個人類文明經歷了兩次大的技術革命：
第一次是工業革命，核心是機器取代了人力，技術超越了技能。隨著第一、二、三次的工業革命，大規模的、標準化的生產和對資源的嚴重依賴成為工業革命的主要表現。而城市正是伴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成為主流登上了歷史舞臺，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化成為區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城市都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產生，中國上一輪的城鎮化也是如此。
第二次是信息革命，上世紀90年代，開始了以微電子技術、電子計算機、互聯網、航天空間技術為標誌的技術革命。小型化、網絡化、知識化，集群化/社群化，成為社會發展和商業活動的主流特徵。信息革命帶來了生產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硅谷地區因為在之前沒有什麼工業，不受傳統思維方式的約束。從產品研發、公司管理到市場開拓，硅谷公司均跳出了過去工業時代下的侷限，直接採用了適合信息產業發展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
技術革命帶來產業的跨越，也帶來組織形態、空間形態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即產生了所謂的“彎道超車”。
微型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網絡時代的到來可以說是人類歷史的必然，但在硅谷形成信息產業集群除了硅谷的硬件條件外，還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硅谷自身的幸運。既可以說是斯坦福的技術和硅谷的產業引領著這個時代，也可以說是這個全新的時代成就和塑造了硅谷的輝煌。
二 硅谷是反叛文化的產物
Silicon Valley
硅谷，始於叛逆，興於寬容。
這次來硅谷，遇到了一個清華畢業的創業者，她在美國待了很多年，是從其他州到硅谷來創業的。我就問她：為什麼選擇來硅谷創業，美國其他地方就不能創業嗎？她回答我說：因為硅谷充滿了叛逆精神，一切都能包容。硅谷也很開明，讓一切皆有可能。
在美國，權力中心在華盛頓，金錢中心在紐約。被金錢與權力包圍的人，習慣靠利益交換和妥協來解決問題。加州偏居美國西南，在美國西進運動中，掀起了淘金熱，把一批最富冒險精神的美國人吸引到了舊金山，一無所有和一無所懼成就了加州人“敢想敢做”的基因。沒有了東部的“老派”和“傳統”，具有“牛仔”精神勇於開拓的加州成了“瘋子們”的天堂，成了思想自由放飛的地方。
這裡有一群“吃飽了撐的瘋子”般的工程師、藝術家、投資人……他們整天琢磨著怎樣把一個靈感和創意用得與眾不同，還不計較工資和盈利，就躲在車庫裡搗鼓自己的東西，有些人僅僅是為了興趣和好玩，沒準還能改變世界。
我們今天漫步在硅谷，看不到標新立異的建築，見不著荒誕離奇的騷人，但骨子裡的瘋狂才是硅谷的精神食糧。舊金山誕生的“火人節”，集異想天開與荒誕之大成，是硅谷大佬們最愛的“關於理想國的偉大實驗”，成為蘋果、谷歌、臉書、甲骨文等眾多硅谷精英們最喜歡的節日。
瘋狂，在正常人眼裡是病態，在超常人眼裡是未來。這股自由精神讓全世界的人們趨之若鶩，加州聚集了大批東歐、中國和印度的移民，光清華的畢業生在硅谷就有12000人。這些人給硅谷帶來了奮鬥拼搏的氣質和多元包容的文化。這些獨特的精神財富讓硅谷成為美國創新和創業的樂土。
“瘋子”最愛做的事情是離經叛道，而包容和寬容這種叛逆行為，才是硅谷興旺的奧祕所在。
1957年仙童半導體公司的八“叛徒”
硅谷的起源要追溯到一家叫做仙童的半導體公司，這家公司的八個創始人，史稱“八叛徒”，都是從先前的僱主公司叛逃出來的。而仙童公司的創始人和員工們後來繼續著這種叛逆行為，並且由此派生出了近百家公司，包括著名的英特爾公司。正是靠著這樣的叛逆行為，才形成了整個硅谷地區的半導體產業，硅谷也才因此而得名。
這種對叛逆的寬容不只限於企業，甚至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和政府的支持。加州對移民一直採取開放的態度，甚至會為一些非法移民辦理本地的身份證，允許他們在本地就業。法律的保障對叛逆文化的形成至關重要，美國其他發達地區都不具備這一點。
在硅谷我還聽到一個故事，真是天方夜譚：2011年加州政府起訴蘋果、Google、英特爾和Adobe四家公司，原因居然是它們之間相互不挖牆角。2014年法院判定這四家著名的高科技公司敗訴，要賠償3億美元，這四家公司不服去上訴，結果法庭把罰金增加到4億美元。
為什麼加州政府要支持公司之間的相互挖牆角呢？那是因為這幾個公司底下有不相互挖角的祕密協議，但這就破壞了競爭，所以州政府要罰他們。政府覺得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公司之間的人才流動，加強公司的競爭力，並且從長期來看促進技術進步。
對失敗的包容、對背叛的寬容、鼓勵相互競爭、又對人性有著深刻的理解和利用，硅谷匯聚了企業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優秀人才，這些人才來自五湖四海，這些才英雄不問出處，這些人才成就了硅谷。
二十年前的深圳，不也是一群敢想敢幹的“瘋子”下海去淘金的地方嗎？不破不立，叛逆和寬容才是能培育創新的土壤。
三 硅谷是制度設計的成功
Silicon Valley
在我看來，硅谷的核心競爭力不僅僅在於人才和技術領先，關鍵是優越的市場機制和激勵機制：基於人性構築“以人才技術為核心，以資本併購為手段，以企業孵化為路徑”，用最快速度將技術轉變成市場的能力，而其中資本扮演了最大的創新催化劑。
資本可以找到一流的人才。最近有一個新聞“硅谷太吸引人才，財大氣粗的金融公司都自嘆不如”。在量化人才爭奪戰中，部分最富有的資產管理公司卻是處於劣勢的一方。為什麼呢？因為它們是要跟谷歌、Facebook等科技巨頭爭奪全球最頂尖的人才。
股權激勵是互聯網公司最常見的組織形態，也是硅谷開創的“創富機制”。股權、期權制可以讓工程師們一夜暴富，讓知識合法轉化為財富。“改變世界”和“財務自由”，成為硅谷碼農們奮鬥的目標和最原始的動力。
併購是這裡激勵創新和創業者的主要手段。在硅谷，創業公司70%是經過併購實現有效退出。大公司用併購獲得小公司的技術和成果，而不是去偷、去抄襲，這成為激發萬眾創新的主要動力。谷歌被認為是一個非常有創新力、很偉大的公司，但其實它的很多新業務也是併購來的，比如我們最常用的谷歌地球、Youtube、安卓都是通過併購小公司然後發展起來的。
Google 公司總部夜景
講到併購，中國、德國、法國、日本都不多，而英美比較多，什麼原因呢？是因為英美商業文明或者海洋文明的文化背景。商業文明強調做生意，強調交換，互惠互利，這是很重要的特點。做生意和交換意味著：第一，我做的東西要爭取什麼人都能用，然後賣到全世界；第二，我不一定去做所有的東西，可以通過買賣到和交換到。
我們中國是農業文明，自成體系是農耕文明最大的特點，導致很多企業沒有考慮全球化的市場，或者什麼都自己做。比如微信就是已經把產品做的很完善了，等到中國市場都佔滿了，才考慮到要去佔海外市場，而做一個國際化的產品和一個國家產品完全是不同的。
全球頂級孵化器 plug and play
以企業（項目）孵化為路徑。我們在硅谷參觀了很多孵化器公司，這其中就包含了著名的曾孵化過google和paypal的Plug and play公司。Plug and play一手抓領軍型的大企業，挖掘大企業的需求，一手抓世界各地的中小創新企業，讓小企業成為未來大企業收購的對象；一面匯聚了眾多企業家導師資源，另一面也聚集了眾多風險投資人。通過變壓器、孵化器和加速器，讓創新公司和創新項目高效的運轉，這跟我們工作室很有點像。
四 硅谷歸來看中國
Silicon Valley
這次考察回來，我有幾點啟示和判斷。
第一，大國崛起，世界技術要嫁接中國市場
硅谷最強大的是技術，但硅谷最成功的是卻是最快將技術轉化為市場的能力。技術只有嫁接到市場，才會產生價值。
按照經濟規律，一切經濟競爭中，最根本的競爭是市場機會的競爭，隨著中國的大國崛起，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是在中國。依託巨大的市場，成為引導創新的“中國動力”。特別是在互聯網、物聯網和雲計算領域。比如騰訊、京東、阿里巴巴、百度、滴滴我們在美國都能找到他們的“老師”，但這些學生卻在很多領域打敗了他們的老師，靠的不是技術，而是市場。
2017年硅谷創業節，圖中右二為王志綱老師
我在貴州看到過華為的雲計算中心，根據華為的規劃，以後中國每一個省都會有一個華為雲計算中心，這在其他國家都是無法想象的。為什麼華為可以這樣做，就是因為中國擁有巨大市場。
我在硅谷看到了一家中國人運營的科技園——瀚海國際科技園，是一家中國民營企業做的孵化器，非常了不起。我們和他的老闆交流，他們定位就是國際技術嫁接中國市場，把國外最先進的技術、團隊和中國最廣闊的市場、企業結合起來。並且已經在全世界開始佈局：硅谷科技孵化器、硅谷醫藥孵化器、溫哥華環保清潔能源孵化器、慕尼黑智能製造孵化器、波士頓生物科技孵化器、洛杉磯影視文化孵化器。瀚海國際在硅谷做“硅谷創業節”，每一年都吸引上千人參加。
其實不止中國人看到了機會，美國人也看到了機會。《讓大象飛》一書的作者霍夫曼船長，我們去了他硅谷的孵化器Found space，他介紹將在9月份上海開一個孵化器，是與上海漕河涇開發區合作，未來他計劃在中國做三件事情：一是在每個一二線城市找一個合夥人做一個孵化器；二是把海外初創公司帶進中國，幫助這些公司在中國坐穩，建立在中國的資源渠道；三是幫中國投資公司找美國的初創對象。
硅谷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隨著中國的崛起，沒有人能忽略中國市場的力量。
硅谷重量級創業教父、天使投資人、演講人Steven Hoffman
第二，中國一定會產生自己的硅谷，但不是“物理空間的硅谷”，而是“網絡形態的硅谷”
各國政府和地區爭相複製和效仿硅谷，不僅外國人在學，美國人告訴我他們美國人自己也在學，但均不成功，為什麼？硅谷，不是一個地名，不是美國的一個行政區劃，地圖上找不到，也不是一個科技園。硅谷是沒有政府、沒有管委會的，也不是規劃和目標的產物，各級政府對硅谷沒有任何特殊政策。
硅谷是先有了創新驅動的經濟成就，然後才定義它的外延和內涵，而不是先有規劃、再來建設的。硅谷能夠有今天，其祕訣在於硅谷是踩上了知識經濟的浪潮，時代造就了硅谷。硅谷最寶貴的資產是人，它是一個知識經濟體，其成就取決於人才的素質，而硅谷滿足了那個時代對創新和創業人的理想。
因此我認為在中國一定會出現“中國硅谷”，但一定不是“物理空間的硅谷”，不會出現規劃出來的硅谷。中國的硅谷可能是虛擬存在的，在移動互聯、物聯網和雲計算的今天，他可能出現在任何地方，是非中心化、離散化、生物特徵化。這背後支持它的是創意精英、是高速網絡、是新能源、是新組織形態。
第三，重視圍繞人的制度設計
創新的根本動力在於人才，未來人才最主要的驅動力是創造帶來的成就感和社會價值，也就是硅谷常聽到的兩句話：改變世界和財務自由。
“賦能”是未來人才的主要特徵，因此圍繞能提供他們能更高效創造的環境和工具，特別是制度的設計就極其重要了。唯有發自內心的志趣，才能激發持續的創造，賦能特別強調組織本身的設計、人和人的互動。
創造是很難規劃的，只有提供他們各自獨立時無法得到的資源和環境，特別是他們之間的充分互動，有更多自發碰撞的機會，才能創造最大的價值。所以促進協同的機制設計，才是未來制度創新最重要的領域。
硅谷在美國硅谷有一個段子，集成電路的英文縮寫“IC”，代表著印度(India)與中國(China)兩個詞的英文首字母，這也反映了硅谷的現狀：硅谷1/2的工程師來自亞洲。這1/2中，一半來自中國，另一半來自印度。
儘管如此，將二者進行比較時，即便是華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印度人更成功。硅谷高科技領域的職場常態是“CEO老美，中高管老印，一線工程師老中+老印”，多少年，仍然一成不變。這是問題，也是機會。清華在硅谷就有12000人，浙江大學有五六千人，如何吸引這些精英人才迴流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比如子女的教育問題、雙重國籍問題、環境問題等等。
第四，抓大放小，重視資本的催化力量。
創新要懂得“抓大放小”，我這裡指的是要抓住“大企業”，放活“小企業”。我們一直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但絕大多數前沿性的創新和創業真的不是幾個大學生或者幾個小企業就能做的。在硅谷退學創業的故事也許很激勵人，但現實並非如此。硅谷90%的創業者都是在大公司工作出來創業的，平均創業年齡40多歲。
小企業是創新的主力，但大企業是創新的源泉。為什麼這麼說？
一是大企業是平臺。大企業可以聚攏到更多更優秀的人才，而人與人的互動和碰撞才是創新產生最大的機會。
二是大企業是金主。創新是花錢很多、失敗率很高的事情，而大企業顯然有更多的資金和保障肯投入創新。小企業創業最終能成功走上IPO路線的少之又少，在硅谷70%小企業的成功退出都依賴於大企業的併購，這是對創新的正能量。
三是大企業是發包方。生態圈是目前創新企業最常說的，生態圈的本質是什麼，就是形成圍繞一個大企業所形成組織創新體系。
所以我認為“運動式的創新”也許還是中國創新的優勢，但國內的“雙創”，應該首先抓住的是大企業，設計讓大企業激發創新的制度，就像加州那樣，你搞壟斷、你搞行業壁壘，我還要罰你。
正因為風險投資和大企業的併購，正向催化了小企業的不斷創新。事實上，大部分偉大的公司都是誕生在巨人肩膀上，小企業的創新離不開大企業的競爭或者資助。
尾聲 再無硅谷，生態永存
Silicon Valley
時代造就了硅谷，而時代是不可複製的。但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出現，硅谷又是否能夠長期保持著自己作為創新中心的地位？
接下來的技術革命是什麼？現在還很難說，但以生物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所代表的智慧化和自組織化將可能引領時代大變革，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人類“智慧革命”將成為未來的商業基礎。
物聯網的普及、雲計算和大數據的應用，讓創新的來源會發生變化；創新的組織會更加離散化，以創新個體為單元，以新能源為支撐，以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為基礎，就像生物細胞一個突變可能會引發整體系統的改變。
未來世界會越來越像一個“生物體”，隨著物聯網的普及，神經末梢會無所不在，會更緊密，會更迅速，黑天鵝事件也會更多，物理空間上的硅谷也許會消失，而“網絡化的硅谷”可能會以新的形態存在。
當下中國已經成為引領全球互聯網的龍頭經濟體之一。無論是在東部沿海，還是西部內陸，與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結緣的地區不斷湧現。
我們認為，硅谷作為一個概念，也許將從一個特定區域的名稱，轉變為一個個虛擬的創新生態圈。硅谷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是一個鬆散的團體，他們分散在各個公司或者全國各地，通過前所未有的交互手段，因同樣的目的組織在一起，共同創新，共同研發，共同創造。
我們不會預知未來，更無法規劃未來，唯有營造生態才是創新的未來。
作者： 黃棟
智綱智庫上海戰略中心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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