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代明 陳景信 陳俊
創業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正面效應顯而易見：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推動技術進步等。創業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除了佔絕對主流的正效應論述外，近年來有學者發出不同的聲音。如布蘭弗勞爾、約瑟等的實證分析表明，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的創業活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不顯著，甚至產生了負效應。《全球創業觀察中國報告》（2015、2016）援引20國集團創業調查數據顯示，創業數量和質量負相關，一些創業活動頻密、創業投入大、新設業者數量激增的國家，其產品和市場創新能力相對較差。國內對創業悖論的研究尚屬鮮見。究竟這種情景在我國“存在”、“準存在”、“時段性存在”、“局域性存在”抑或“不存在”，都有待通過深入的調研以及大量的數據蒐集和分析去驗證。
資本創業之困
國內外已經有學者開始對創業悖論的成因進行探討。除了上文提到的某些國家只關注創業數量而忽視質量這一原因外，約瑟等認為，還存在一個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均衡創業率，任何對均衡創業率的背離都會使經濟增長受到“懲罰”，這實際上講的是“創業過熱”問題。米蘭、科因和利森等認為，如果大多數創業資源被配置到非生產性領域尤其是供大於求的過剩行業，那麼創業活動就會阻礙經濟發展，甚至使國家陷入“創業經濟陷阱”。索特等把創業劃分為局部創業和系統創業，並基於社會合作理論、網絡理論和企業理論認為，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於系統創業，而低收入或發展中國家由於受到有限的創業機會和合作網絡、較低的市場化程度等條件的約束，創業者更傾向於選擇局部創業，難以發揮系統創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促進作用。
實際上，創業悖論的種種成因都可以歸結到傳統資本創業模式的侷限。創業數量與質量的反差體現了“創業即投資”（而非“創業即創新”），從而將當代創業行為簡單化的慣性。創業資源被大量配置到非生產性的尤其是虛擬經濟領域，反映了創業者規避高成本複雜性技術創新的“投機性選擇”和“虛擬偏好”，以致創業活動呈現脫實向虛的趨勢。當前的創業實踐中仍盛行資本一元權益函數法則，誘導創業者們爭相涉足“金融創新”和“圈錢遊戲”，甚至不乏創業者先通過定酬式集資（實為高息攬存）或包裝上市向公眾圈錢，再用巨資併購現成實體企業的所謂“成功”資本創業案例。
知識創業之光
擺脫傳統資本創業之困，有待於邁上知識創業的新臺階。當“硅谷之父”諾伊斯等人辭職創辦英特爾時，他們懷揣的不是鉅額資本而是集成電路解決方案，但很快就籌到了所需的資本、場地、員工等創業要素。蓋茨和艾倫創建微軟時，因資本短缺只能租用阿爾伯克基一家旅館的房間，但他們設計的程序語言一步步征服了世界。喬布斯等人創辦蘋果公司時，尚未脫盡稚嫩和貧困，然而他們憑著智慧和執著最終成就了一個高科技商業帝國。任正非等人創辦華為公司時，從廉價租來的一套公寓裡艱難起步，但卻憑藉“知本”而非資本，成長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民營跨國公司和全球500強，如此等等。那麼，何謂知識創業呢？
知識創業的本質特徵 從本質特徵看，知識創業是創新驅動的創業。儘管古典經濟學家坎蒂隆早在18世紀就提出“創業者”概念，並認識到經濟體系內存在著創業功能。但此後150多年的創業研究並沒有因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而走向繁榮，相反創業受到經濟學者的迴避或忽視，被視為“困擾經濟學模型的幽靈”。直到1912年熊彼特出版《經濟發展理論》一書，才使創業研究出現轉機。熊彼特從創新視角較為系統地論述了創業者的職能和作用，認為創業者是創新者、經濟變革和發展的推動者，其任務是從事“創造性破壞”，包括創造新產品、新生產方式、新市場、新材料及其來源和新組織形式。雖然熊彼特對“創業”的理解具有劃時代意義，但這種被賦予新意的創業活動的興起，卻是幾十年的事情。一方面，美國硅谷的崛起成就了一批將知識創新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的創業者；另一方面，具有創新內涵的知識創業型經濟得到學術界的認可。管理學家德魯克認為，“創立既沒有創造出新的令人滿意的服務，也沒有創造出新的顧客需求的企業（或組織）並不是創業。”這實際上已經把新興的知識創業與傳統的資本創業區別開來。
知識創業的要素倚重 從要素作用看，知識創業是知識主導的創業。創業與生產活動一樣需要運用資本、土地、人力、知識等生產要素。各要素因其在經濟社會各發展階段的重要性和稀缺程度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權益函數。農業（耕）經濟時代最重要、最稀缺的要素是土地，就形成土地一元權益函數制度，即誰擁有土地誰就支配生產和分配並佔有全部剩餘產品。工業經濟時代最重要、最稀缺的要素是資本（貨幣、機器、廠房、原材料等），於是便形成誰投資誰主導、資本僱傭勞動、等量資本獲取等量權益的資本一元權益函數制度。知識經濟時代最重要、最稀缺的要素逐漸演化為知識，也就不可避免地催生出知識主導、知識僱傭資本及其他要素的知識一元權益函數制度。與生產活動比起來，創業活動中的知識一元權益函數特質往往體現得更為顯著。
知識創業的成本曲線 從創業成本看，知識創業是成本為（趨）零的創業。工業時代的資本創業遵循的是“創業即投資”法則，創業者就是出資人，所承擔的是全額成本。美國暢銷書作家裡夫金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中，描繪了一種邊際成本極低甚至為零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其實，“零成本”這一概念更適於詮釋知識創業：與傳統資本創業的“出資人”不同，純粹的知識創業者作為單純“出知人”，無需出具任何“有形”或“賬面”資財，就像前述諾伊斯等人基於集成電路解決方案創辦英特爾，很快便籌到了所需資本、場地、人力等創業要素那樣，這從世俗財產意義上看就是“無本生意”或零成本創業，儘管為獲得知識花費了不菲的積澱成本。即便將這些積澱成本納入成本核算，也跟花錢購買知識產權出知（資）創業一樣，其在再生產或連續創業中擴大使用的邊際成本曲線是走低並趨向於零的。
資本創業和知識創業雖是分別適用於工業經濟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的不同創業模式，但在兩個時代交叉的“後工業時代”也呈現出兩種創業模式的交織性。如我國當前的創業活動既未完全跳脫出傳統資本創業的侷限，也呈現出一定的知識創業特質。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的大眾創業不僅要推動從創業數量到創業質量、從資本創業到知識創業的提升和轉變，還要推動從低端的知識溢出性創業到中端的知識集成性創業、再到高端的知識原發（創）性創業的提升和轉變。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經緯粵港澳經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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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