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勿食我黍


陳寅恪世家

陳氏一門(陳寶箴,陳三立,陳寅恪)


清華大學王國維紀念碑周圍松柏蔽日,走到這裡就感到一種寧靜。因為在清華園教書的緣故,每每路過,總在這裡轉上一圈。碑文,是陳寅恪先生所撰,那上面的一些話,像人常常徵引,幾乎成了名言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像末尾那並不十分工整卻有多少感慨的誄詞“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已經讀得很熟了。近來,讀到有關陳寅恪家世的一些資料,總覺得這些話似乎有來歷,因為郭嵩燾在給陳寅恪的曾祖父陳偉琳作《陳府君墓碑銘》時就曾說,陳偉琳的為學之道,是“颳去一切功名利達之見,抗心古賢”,而末尾恰恰也有兩句,很像陳寅恪寫王國維的誄詞,叫“其名與行之不磨,照三光而奠九淵”,意思和詞語實在有些相似。

說相似,或許只是我的聯想,我總覺得,在兩者之間有一種關係,不是說兩篇碑文中詞語的因襲,而是說一個家族裡精神的遺傳。郭嵩燾在給陳偉琳寫墓誌銘的時候,陳寅恪還沒有出世,他絕對不可能預見陳家後來竟不是在中國政治史上出名,而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光大,但他卻寫了一段幾乎是預言的話:“學術之被其身,足以有傳,閟其光以襢之其子,施世而長延。”記得羅香林在《回憶陳寅恪師》裡曾說陳家是客家人,所以“保持中原文化特別濃厚”,這究竟是否,我不知道,但我總覺得可以看清楚的是,那種文化世家的傳統,在陳寅恪這一家幾代人身上倒是真的是特別濃厚,後來的事實應驗了郭嵩燾的預言。

表面來看,陳家祖孫幾代不止在學問上代代相續,而且多少遺傳了些思想和性格的偏執,彷彿說話眾口一詞就丟了面子,行動亦步亦趨就沒有骨氣似的。像陳寶箴對變法維新、對譚嗣同等四章京的評騭,對康有為的態度,就與常人不一樣,正如他的兒子陳三立所說的,“不復較孰為新舊,尤無所謂新黨舊黨之見”,既不以現實的變革需要而論定賢愚,也不以流俗的時尚好惡來評定是非。陳三立對清朝亡民國興的態度,也不是一句“遺民情懷”可以概括得了的,吳宗慈《陳三立傳略》裡之所以說他“高不絕俗,和不同流”,而且稱讚他“胸襟落落,自有獨往獨來之精神”,也就是因為他在清亡後“雖不少靈均香草之憂思,然洞察一姓難再興之理,且以民主共和之政體,為中國數千年曆史之創局,與歷代君主易姓有殊,故與當世英傑有為之士,亦常相往還”,並不是頭腦冬烘的遺老遺少。

同樣,陳寅恪在前清、民國和新中國易代之時的表現和對待政治、對待周圍人物的態度,也絕不是以一家一姓一朝一代的興盛衰亡為念,而是總要超越王朝觀念,站在文化的立場上進行批評,所以看上去總是“不合時宜”得緊,好像總有無限牢騷。其實,這是因為他們的心裡總是有一個很獨特的價值尺度,用這一尺度量己衡人,不免就與眾不同。陳寅恪晚年寫《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多少流露出一些他的想法,他對於自己的家世,自己的先祖先君實在是自豪得很的,從他的祖父、父親那裡一脈傳承的這種特立獨行的態度彷彿是陳家的傳統,有一次,陳寶箴在孫子陳隆恪的扇面上題字時就寫道:“讀書當先正志……如此立法,久暫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趨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針,不致誤入旁徑,雖未遽為聖賢,亦不失為坦蕩之君子。”

我曾經對朋友聊起過讀陳氏家世資料時的感慨,我把這些感慨歸結為兩句話,第一句是“陳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從封疆大吏到詩人,從詩人到學者,社會鉅變把文化人從官場簸弄到文壇,從文壇擠壓到學界。從陳寶箴、陳三立到陳寅恪,這是中國近代文化人從文人士大夫到知識分子的路徑,知識分子越來越職業化、技術化,在某種意義上說,社會進步是以分工為特徵的,不像古代文人要關心“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近代的知識分子你只該管你那一攤,不必越俎代庖地關心別的什麼,彷彿只要有一張文憑、一門技術就可以。第二句是“陳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抵抗命運的典型”,雖然近代知識分子已經變得好像螺絲釘,每個螺絲釘都只要在它的那個螺絲孔裡,當好機器的一個部分,每一種知識與技術都可以在職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換回那一份屬於自己的報酬,但是,唯有人文知識和文人精神沒處可安,於是,總是要生出多餘的關懷,來抵抗時代的限制和環境的嘲弄。

主持實際變革又保持清流身份,與激進派保持距離的陳寶箴,以白民終其生、對民國一直不太滿意,卻為民族危亡而“憂憤不食而死”的陳三立,以教授為職業而總要超越現實的陳寅恪,表現出一種文化貴族式的傳統精神:一種擁有自己的真理,不與流俗和光同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他們覺得,他們從事的才是關係精神血脈的事業,他們才是文化精神的象徵,時代可以變易,而永遠不變的應該是中國這種文化的傳統。《禮記·大傳》說,“立權量度,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以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所謂不可變革的,就是文化傳統所在,就是堅守價值的那一部分精神所在。在社會中象徵著這一精神、維繫著這一血脈的,有時就是那些幾代相承的文化世家,他們不僅關心自己所從事的現實的職業,而且關注超越現實的精神的存亡,因為他們的命運與這種精神的命運同在,他們的地位與這種精神的地位一道沉浮,而他們從小就浸淫在這種精神之中。那種道德上的榮辱、學問上的進退與家族的榮譽、個人的面子是連在一道的。

本文來源:《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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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陳寅恪、唐篔骨灰安葬側記

文|張求會

1969年10月、11月,陳寅恪、唐篔夫婦經歷4年折磨,終於俱不能支,相繼逝世。此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後改存銀河公墓。“文革”結束後,兩個女兒作了分工:長女流求負責動用一切關係,解決父母骨灰“入土為安”的大事,完成父親歸葬杭州祖墓的遺願;幼女美延負責追討浩劫時散失的文稿,整理亡父遺集。承董秀玉等人破除重重束縛,三聯版《陳寅恪集》已於2002年問世;“入土為安”之事歷經20年奔波,卻始終無法圓夢。


陳寅恪世家

江西廬山陳寅恪、唐篔夫婦墓

義寧陳氏杭州祖墓的由來,可以追溯到1925年。這一年12月,陳寅恪之母俞麟詩卜葬杭州牌坊山,於穴左預留陳三立生壙,並附衡恪塋次。1948年夏,陳三立的遺柩在暫厝北平長椿寺11年後,由次女陳新午等人護送至杭入葬。從此以後,歸葬杭州,“壎篪鼎足侍,萬劫依恃怙”(陳小從詩句)便成了“恪”字輩兄弟的心願。

解放後不久,駐浙某國防單位擬在牌坊山建療養院,限令將陳三立墓遷移,否則將被炸燬。此為杭州祖墓第一次劫難,亦即陳寅恪1951年《有感》詩句“豈意青山葬未安”的由來。陳隆恪接此消息後,焦急萬分,遂函懇摯友李一平設法挽救。李一平乃在京聯絡民主人士致函最高層,請求出面制止此非禮舉動,後經高層領導批示:陳墓周圍若干距離內,不得再建屋舍。嗣後又於1956年定為浙江省二級文物保護單位(1962年複審時被撤銷)。

1957年秋,陳隆恪夫婦歸葬於杭州楊梅嶺。隆恪之女小從原擬遵從父親遺願,葬於祖父母塋旁,但格於風景區不得再建新墳之令,只得退而求其次。陳隆恪夫婦被迫改葬之舉,似乎早已預示了陳寅恪入土之難。

“文革”期間,杭州祖墓再次遭劫,墓園內外的大小建築物一掃而空,萬幸深埋地下的三副靈櫬絲毫未損。1986年夏,經李一平奔走呼籲達7年之久,始獲重修墓塋之批覆,由公家撥款8千元作為經費。因墓地早已闢為茶園,重建需將茶樹斫去若干株,當地茶農頗吝惜之。寸土寸金,只得量體裁衣,緊挨著兩座墳頭,圍以磚牆,勉強為“白墓澆常溼”保留最基本的環境。

不數年後,報載西湖風景區開始清理墓葬,凡未重新登記者均以無主墳論處。遠在成都的陳流求聞訊後,於1991年底專程赴杭,幸虧已由程融鉅囑其學生代辦了登記手續。事畢,散居各地的親友尚未周知,本已不在清理範圍之內的祖墓卻仍然受到波及,散原墓碑慘遭腰斬。陳流求只得再度赴杭,因舊碑僅存“之墓”二字(原作“詩人陳散原先生暨夫人俞氏之墓”),苦於無法重書,遂將舊碑照片放大,摹寫勒石,重新豎立在祖父墓前。

數十年間,杭州墓園三歷滄桑之劫。有鑑於此,陳氏姐妹決定退而求其次,努力謀求改葬江西廬山鬆門別墅。鬆門別墅原本是民國時代的江西省因拖欠陳寅恪留學款項而賠償陳家的,陳寅恪本人在詩中也曾將此處視為故宅,因此陳氏姐妹認為歸葬廬山並未違背亡父的意願。此外,廬山既為風景區,遊人不斷,且海內外知名,眾目睽睽之下,遠比杭州安全可靠。

正當陳氏姐妹為了歸葬之事四處奔波時,江西的文化人也意識到了迎葬陳寅恪的重大價值。1989年初,江西詩詞學會率先上書省政府,建議將鬆門別墅改建為陳三立故居。第二年年末,此建議又送進了省委統戰部。據說,陳寅恪歸葬廬山以及鬆門別墅改建紀念館等事,並沒有明顯的反對跡象,似乎只是時運不佳:第一次是因為九江市某工農領導不願出資18萬元合建紀念館;第二次是九江方面想通了,答應合資經營,偏偏趕上中央下文不準興建樓堂館所。

轉眼到了1994年,江西學術界在得到義寧陳氏某後裔的贊助下,召開了“首屆陳寶箴、陳三立學術研討會”,會議日程之一便是赴廬山參觀鬆門別墅。破敗早在意料之中,一直有人居住也不算意外。藉著會議的東風,又有老先生、小先生們重提舊事。江西方面出於某種考慮,一口答應了迎葬、改建之事。當權者的一番應景之詞,自然再次換來了一片頌揚、一片感激。豈知人事難料,隨後的若干年內,省長換了,廳長也換了,迎葬、改建的事似乎從未提出過,送上去的申請居然連找都找不著了。驚詫之餘,扼腕者有之,痛斥者有之,傷感者有之,絕望者有之,惟獨是無形的管理“機器”運轉照常,大大小小的阻力依然如故。三番兩次的延宕之下,當年一同參預此事的長者,不少人還來不及看到迎葬、改建之事稍有眉目,便身不由己地進入了被人追思的行列。

2000年9月,拙著《陳寅恪的家族史》在廣東出版,最後一段文字借題發揮,談及陳寅恪夫婦骨灰歸葬的難題,也是試探著能否再現一線生機。此段文字,恰巧引起了黃永玉的關注。黃永玉本是湘西人,感念陳寅恪之祖陳寶箴在湘西治河、養民的恩德,景仰陳寅恪的道德文章,因此十分願意幫助陳氏後人了卻心願。起初他認為歸葬是經濟上有困難,等到輾轉找到我,初步知道內情後,這才覺察到:“遷葬不光是錢的問題”,繼而感慨道:“我不知遷葬寅恪先生有這麼多阻難,真令人傷懷。其實陳寅恪先生生前何曾計較點數過身外細軟?為何有人至今尚抓住不放?”此後,黃永玉“隨時在找機會,看世上還有沒有為這件事出些真力氣的人”。(黃永玉致筆者信)

第二年7月,黃永玉聯繫到全國政協副主席毛致用,請毛致用在陳氏姐妹致黃永玉的信上籤署意見,轉交給江西省。江西民政廳遂在省長親自督促下,聯合建設廳和廬山管理局,起草了一份意見:

一、陳寅恪先生是中國國學大師、著名大學者、一代文豪,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位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其骨灰葬於廬山,有利於發揮名山、名人的作用,促進江西旅遊的發展。對其後裔要求將陳寅恪夫婦安葬廬山的願望表示歡迎。

二、將陳寅恪先生骨灰葬於廬山,可以更好地發揮名人效應。只要充分考慮人文環境和自然景觀的和諧統一,不會影響景區的觀瞻。因此,我們贊成將原陳三立先生所住廬山鬆門別墅定為陳三立先生紀念館,在靠近“月照松林”景點處修建陳寅恪先生紀念園,在園內建石亭一座,在附近自然裸露的巨石中鑿洞安放陳寅恪夫婦骨灰,闢陳寅恪先生的詩文石刻組群,並修卵石小道與鬆門別墅連接,使之成為瞻仰和研究陳三立和陳寅恪先生的場所。

8月初,上附省長批示的《意見》送達毛致用處。“如陳先生的子女認為可行,即可具體商定實施”的鄭重承諾,使得所有人都倍增希望。

3個月後,黃永玉親自將《意見》帶到廣州。陳美延因為摔傷了腿腳,只得在電話中向黃老致謝。永玉老人的答詞頗奇妙:“大家都是中國人,應該的!”當時我就想,又沒有外賓在場,怎麼會冒出這麼一句話?是不是老人在境外住得太久,一時改不了口?抑或是秉承了從前的做法,再次以此彰顯那句悲憤交加的名言——

“我恨的理由就是我愛的理由”?

對於臥病在床的陳美延來說,2001年11月下旬可能是一生中最為焦灼的日子。躺臥在床上,不斷地撥打電話,從省政府到民政廳,到建設廳,再到管理局。感恩戴德之餘,不斷地寄出《陳寅恪集》聊表謝意,不斷地寄出感謝信,不斷地陪著小心試探、跟進。惟一慶幸的是,民政廳的當家人在文化廳任過職,中文系畢業,十分熟悉陳家的事情,去過修水陳氏祖居。且愛好書法,正在舉辦一個包括陳三立在內的江西名家書法展覽,擬進京展出。碰到這樣一位懂行的文化人,怎能不令人鼓舞?

豈知一個多月後,變故再起。臨近年終的某一天,遠在成都的陳流求在與民政廳通話時,對方態度忽然有了轉變,稱陳氏姐妹提出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落款在前、陳氏姐妹落款在後”的署名方式不具可行性,理由是陳寅恪既不是英雄,也不算烈士,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陳氏姐妹的一點“私心”,無非是鑑於杭州祖墓多次被毀,希望藉助於政府的“威名”加強保護而已。)至於下一步如何辦,民政廳讓陳家直接與廬山管理局聯繫。

新年過後,黃永玉自意大利來穗,聽聞此事出現波折,老人似乎不算太吃驚,對此事仍頗有信心。他極力反對在墓碑上題署“江西省人民政府立”之類,認為太俗:“陳先生不需借政府來立名,反倒是政府要借陳先生來揚名。”當晚會面時,陳美延仍拄柺杖,因為時時想著不能誤了行程,鍛鍊過度,踝關節反而出了些問題。步出電梯時,女兒許鬱蔥攙扶著母親,緩慢邁向會客廳。此情此景,頓時令人聯想起1961年9月1日吳宓日記中的片段:“小彭攙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ntigone。”(注:Antigone,即安提戈涅,希臘神話中俄狄浦斯之女,陪同目盲之父從底比斯開始流放,直至父親在雅典附近死去。)

此次見面約定數事:墓碑請黃永玉題寫;暫不打攪江西方面,待“兩會”後由黃請毛副主席出面,陳氏三姐妹(含武漢的陳小從)同赴江西,毛副主席坐鎮,安葬骨灰、建立紀念館等事一舉而成;安葬事畢,黃親自來穗為陳寅恪塑一銅像,永留廬山。

2002年4月,黃永玉親自出馬,陪同毛致用下江西。二人在南昌與省委書記、省長交換了意見,由省裡指派專人具體負責,安葬工程終於重新啟動。

4月20日下午,民政廳安排小車開赴廬山,我與陳流求夫婦及民政廳三位代表同行。毛致用、黃永玉在南昌多呆一天,與許鬱蔥(代表陳美延)會合後再上山。安排停當,由廬山管理局的一位女處長陪同,實地看了看鬆門別墅的周邊情形。管理局沒有明說反對入葬鬆門別墅附近,但反覆強調幾點困難:廬山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原有景觀不容破壞;國家風景名勝區內,不能出現新的墓葬,即使是在門前巨石上鑿挖孔穴安置骨灰盒,也還存有違反規定的成分,不便操作;巨石堅硬無比,施工難度極大。返回住處途中,女處長執意繞道參觀管理局的長青園,建議改在長青園內購置永久墓地,價格可以最優惠。陳流求雖未明言,但顯然與對方無法溝通。

第二天早飯後,我和劉仁勇(陳流求之女婿)一道,陪同董、陳二老再上鬆門別墅。陳流求根據幼時的記憶,特意從不同的路徑上山、下山,走走停停,憑空添出不少趣味。下山途中,大家議及民政廳《意見》中的石亭、詩文廊、紀念館云云,估計不可能一步到位。最為迫切的還是儘快入土為安,歸葬骨灰才是頭等大事。至於修築墓碑,都覺得不太可能,充其量樹一塊碑,簡簡單單幾行字,說明墓主是誰,碑石上還不能出現“之墓”一類的字眼,以免扎眼。我因想到三聯版《陳寅恪集》封面嵌入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於是建議碑文乾脆如此處理:右側書“陳寅恪、唐篔夫婦永眠之地”,中間書“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左側留給黃永玉題識。陳流求沉吟半晌,想和妹妹商議再定。

臨近中午,各方車輛陸續到齊。陳流求領著代表陳家第三代的劉仁勇、許鬱蔥,陪同黃永玉登臨鬆門別墅。一行人在門前一塊較為平坦的巨石前駐足,詳細地商議了鑿洞、封頂、刻字等細節。鬆門別墅環境之清幽,周圍巨石之天生雄偉,頗讓黃永玉吃驚,連連讓人攝影留念。略顯荒涼但氣勢猶存的方寸之地,經由書畫大師的鑑賞,越發令人相信這裡正是安葬陳寅恪夫婦的牛眠佳壤。

江西之行雖然短促,但在黃永玉的一手策劃下,驚動了高層,應該說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進展。省委、省政府同意的事情,省長親自過問的項目,哪裡還用得著擔心?這麼一想,我便覺得自己應該放下心來,學一學黃永玉老人激流勇退的做法,不再參預此事。回廣州後,一晃又是大半年,從偶爾的聯繫中獲悉:陳美延已進京求到了黃永玉的墨寶,仍然採取在廬山時商議的內容。此外的事項則再次陷入僵局,問題仍然卡在九江。黃永玉也已知曉情況,仍然允諾繼續管下去。

轉眼又入新年,正當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不復奢望時,事情卻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2月中旬前後,經陳美延告知:廬山植物園有意安置陳寅恪骨灰,據說是江西科技廳牽的線。妙就妙在植物園歸中科院管理,不受地方轄制,完全可以自主安排。想不到體制上的特別之處居然成全了一樁善舉。

直到5月22日,我才從陳美延那裡得知較為詳盡的內容:廬山植物園接觸此事後,始終覺得能夠迎葬陳寅恪夫婦骨灰是植物園的光榮,上上下下均高度重視此事,連退休的老主任們都出來出謀劃策。選擇基址,安排施工,迎來送往,事無鉅細,均做得十分體面周到。從植物園來看,陳寅恪1955年曾當選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與中科院早有關連;其次,北京植物園前此已經迎葬梁啟超家族的幾位重要人物,可謂有例可循;再次,義寧陳氏於中國植物園事業貢獻良多,陳封懷(即陳衡恪之子)是廬山植物園的創始人之一,1993年辭世後,遵從其遺願,將其骨灰與另一位創始人秦仁昌的骨灰一同埋葬在胡先墓塋兩側,此即今日植物園內的“三老墓”,坐落於松柏區水杉林內,離鬆門別墅不遠。有此三大因緣,廬山植物園自然覺得責無旁貸。從陳氏姐妹來看,山窮水盡之時,誰能料到柳暗花明?此為第一重驚喜;父母身後既有親人陪伴,永眠之地又鄰近祖居,此為第二重安慰;“三老墓”已成景點,遊人穿梭,常年不乏管理,此為第三重放心。有此三大欣慰,自然是樂觀其成。

雖說去年未能上山,陳美延後來卻連著兩次登山陟岡。一次是應邀面議選址、安葬等具體事宜,第二次則是護送父母骨灰入山。4月30日,植物園在事先徵得陳氏姐妹同意後,選擇吉時良辰將骨灰入土。入葬當日,天空難得地放了晴,而且出現了日暈,一片吉祥。園方考慮周詳,特意錄了像,刻製成光盤,分寄成都、廣州。至此,實質性的入土為安已是大功告成。在此前後,安置骨灰的小山岡已被正式命名為“景寅山”,連接“三老墓”與“景寅山”的小路也已開通,地面建築也在陸續添置。

6月16日(舊曆五月十七日)這一天,是陳寅恪113歲冥誕。陳氏姐妹在家人陪同下,出席了廬山植物園舉行的墓碑揭幕儀式。至此,陳寅恪夫婦終於入土為安,一代國學大師的身後事終於畫上了句號。

書生論事,千人諾諾而一士諤諤,此為長處;不懂“規則”,時時以常情常理度人,此為短處。十有八九,長處無從施展,短處卻每每足以誤事。於是,在管理“機器”與書生的對抗中,勝敗早有定數,一切的努力與掙扎都彷彿“蚍蜉撼大樹”一般令人沮喪。千百年來,這一場機器與人的對抗從未間斷過,在訓練有素、冷漠無情的龐然巨物面前,一切的理智與情感都變得無濟於事。

更有甚者,每一部機器在侮辱踐踏人格的同時,總能將一大批逡巡於門外的高等看客拉扯進門內,收羅在麾下,轉而使他們心甘情願地搖旗吶喊、赤膊上陣。威逼利誘當前,讀書識字者往往難以自安其道、自守貞節,索性“插標賣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注:做廣告),爭攘權位。本自無才,徒以僨事,甚且假愛國利群、急公好義之美名,以行貪圖傾軋之實,而遂功名利祿之私”,“隨人敷衍,自儕於高等流氓,誤己誤人”(陳寅恪語,存《吳宓日記(1917~1924)》)。

眾所周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成為陳寅恪的金字招牌,其實,這看似簡單實則深奧、看似激昂實則艱澀的10個漢字,原本應該成為我們民族的集體標誌。在我看來,“獨立”與“自由”似乎都可以歸結為“自由”——不僅僅是孟德斯鳩所說的“自由就是做法律允許做的事情”,還應該擴展為“自由就是做法律沒有限制的事情”。可惜的是,“獨立”與“自由”從來都似乎只能侷限於“精神”或“思想”的層面,而且換取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代價往往又是那麼的高昂。在你我仍然都有可能成為“孫志剛第二”的今天,自由的可貴與可怕變得那麼令人不敢確信。在此基礎上,我寧願相信:一切引導人們朝著真、善、美的境界邁進的行為,固然可以稱為“高尚”;而那些有助於爭取和維護自己和他人自由的行動,似乎更加符合“高尚”的現實要求。只有如此高尚其事,陳寅恪曾經活著並將繼續活著的意義才不至於被“高等流氓”們閹割。這意義就是:必須有這樣一種聲音,它不斷地提醒著每一個人:“今天你高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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