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桑下三宿不世出人傑之世界經典演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 公元1927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

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發佈人介紹

陳寅恪，生於公元1890年7月3日，卒於公元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江西修水人，中國現代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一位千古罕見的大師級天才學者，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夫人唐篔，是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清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陳寅恪生於湖南長沙，生時祖母黃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為兄弟間排輩。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並擴及東西洋。

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

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陳寅恪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復旦公學。

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陳寅恪自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1914年回國。

民國七年（1918年）冬，陳寅恪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

民國十年(1921年)，陳寅恪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並結識了後成為一代外交與文化大家的厲麟似。

在留學期間，陳寅恪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陳寅恪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民國十四年（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設立研究院國學門，由胡適建議採用導師制，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最為學博識精”。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力薦陳寅恪為導師，並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民國十五年（1926年）六月，陳寅恪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

民國十七年（1928年），陳寅恪在上海與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唐篔結婚。

民國十八年（1929年），陳寅恪在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陳寅恪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

陳寅恪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古今典籍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歎服！盛名之下，陳寅恪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

民國十九年（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陳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陳寅恪隨校到達昆明。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陳寅恪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

陳寅恪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民國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陳寅恪立即辭職閒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陳寅恪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

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陳寅恪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但由於此前在國內進行過一次不成功的手術，再經英醫診治開刀，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陳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

1957年，眼疾開始治療。

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在助手的幫助下，陳寅恪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廣州離開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篔辭世。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範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陳寅恪治學主旨“在史中求識”，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繫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繫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中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分析了東漢以後，中國社會上儒家大族與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兩個不同的集團，其勢力的升降為當時政治演變的基礎。

陳寅恪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開拓者，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提出許多精闢見解。在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僅在許多方面都有開拓創建，而且有許多方法、結論至今仍發人深思，給人啟迪。

他從等級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點進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關於民族與文化的歷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反覆強調種族與文化問題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關鍵。

在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關係上，他提出“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論點。這對研究中華民族融合史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陳寅恪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於：一是史料的擴充，如詩文與史實的互證、考古與音韻資料的應用、域外記載的採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進，即史法的進步。該書雖非陳寅恪的原著，但仍較為真實地體現了陳寅恪在魏晉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兩朝共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中世紀的極盛時代，居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但是史家對這一時期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研究得非常不夠，特別是對其文物制度淵源流變的研究，缺少符合歷史事實的論著。陳寅恪有鑑於此，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應用大量資料，系統地論述了從漢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淵源和演變，對海內外學術界有重大影響。

陳寅恪從“古文運動”，“新樂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學。他把“古文運動”與民族意識，文化交互關係結合起來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學新見解。在《論韓愈》一文中，指出古文運動的中心是恢復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韓愈等是走在古文運動中最前的人。

陳寅恪認為“新樂府”是我國文學逐步趨向下層的一個重要標誌，其價值與影響比陳子昂李白更為高遠，這種見解超越了前人。

陳寅恪是第一個對“行卷”進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發掘了“行卷”思潮。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用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的集團興衰和分化，解釋唐代近三百年間統治階級的升降，論證充分，後來學者多所稱道。此外，他在書中，精細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時期的主要制度，如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制，發其源而究其變，提出關於“關隴集團”的概念，為後學提示了一個宏觀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歷史發展基本線索的關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陳寅恪所著80餘萬言的《柳如是別傳》為明清文學研究提供了許多價值的成果。他詳細考證了柳如是，精闢地拴釋了錢、柳詩文。他頌揚柳如是，贊同錢廉益的觀點，使人耳日一新。他為錢、柳詩文進行箋證，反映明清之際的政治、社會狀況，是以詩文論證一代史事的典範。 該書不僅是陳寅恪檢驗自己畢生學術水平的一次綜合實踐，同時也是陳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結晶。

陳寅恪在繼承乾嘉學者實事求是、精密嚴謹的考據之學時，也吸收了宋代學者追求義理的作風，注重探求歷史的規律。在西方歷史語言考證學派的影響下，他十分重視對語言工具的學習，並掌握了十幾門外語。

陳寅恪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語言工具，對中外文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學的影響下，他在歷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學觀點，從民族與文化兩個角度來進行研究，拓展了史學研究的範圍。在繼承傳統的前提下，陳寅恪對考據方法加以創新，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新考據方法。

“詩史互證”是陳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種考據方法。

陳寅恪首先注意到唐詩的史料價值，因唐詩的作者來自社會各階層，唐詩中許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現實生活，可以補正正史之不足及訛誤。

陳寅恪還提出了利用小說證史應注意的一些原則。《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詩史互證”的力作，此書通過箋釋錢謙益、柳如是的詩文，系統論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陳寅恪“詩史互證”方法的運用，既是對史料範圍的擴展，也是對考據方法的創新。

比較的方法體現在陳寅恪利用自己掌握的語言工具，進行中外文資料的比較研究，發現了許多前人未發現的問題，並闡明瞭自己的看法。陳寅恪利用這種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獲得了許多成果；他還利用對音方法考證出史書中的一些地名，以及書籍在輾轉翻譯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錯誤。

與王國維一樣，陳寅恪也注重地上實物與地下實物的比較研究，特別是利用敦煌出土資料釋證文獻記載，並有許多發現。

陳寅恪的新考據學方法，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文獻研究方法，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陳寅恪與王國維、陳垣等形成了中國史學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新考據學派”。研究的範圍，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並取得了不少開創性的成果。

《蒙古源流》是明朝萬曆年間內蒙古薩囊徹辰所著，其中夾雜不少神話傳說，與元代蒙漢文史書多有不同，往往讓人們困惑不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陳寅恪發表了4篇論文，探明瞭《蒙古源流》一書的本來面貌，使人們對原來困惑不解的難題，得以瞭解通釋，對後來的蒙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陳寅恪在《蒙古源流》一書中首先運用了西方漢學家的對音勘同的譯名還原法，突破了這一領域中傳統的證補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國蒙古史的研究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

陳寅恪的學術研究，雖然沒有傾力於敦煌學，但是卻在敦煌學資料的搶救、整理、敦煌學的確立及發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使敦煌學終於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陳寅格從事敦煌文獻研究並把它納入到世界學術領域中，得到各國學術界的認可。

陳寅恪對藏學、突劂學研究，他從不輕下斷語，總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判別，不違駁事實，是一位史識與史德統一的典範。他嚴謹處理“讚美”與“求真”的關係，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陳寅恪積極促進當時國內對於藏文書籍文獻的保護和收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存有陳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錄》，除此之外，陳寅恪還曾在流亡雲南蒙自時期撰寫《蒙古源流注》，該書稿系依據其蒙、滿文諸本，並參稽其所出之西藏原書、《四庫提要》所謂“咖喇卜經”等者，考訂其得失，與沈乙庵書大異。另又花費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經的梵、藏、漢譯本之異同得失而撰寫《校記》。可惜資料及文稿均毀佚於戰火。

在突厥學方面，陳寅恪摒棄了把突厥史作為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肯定了“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地位。陳寅恪以“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解釋唐與突厥間力量的迅速消長變化以及霸權地位的急劇轉化，表現出卓越的史識。

陳寅恪對宗教學的研究，是他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統的方法論訓練，又有深厚的駕馭語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夠在宗教學研究裡遊刃自如。他的學術研究在國際學界也為專家學者仰止。佛學研究是陳寅恪的宗教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他利用豐富的語言學知識，開闢了南北兩傳比較研究的領域，注意研究中國佛教的源與流的關係，梳理佛教名相的產生和演變，指出了以往中國佛教翻譯的“誤譯”或“誤解”的問題。

陳寅恪研究佛教，能著重考證，並在考證中探討問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學界對早期禪宗研究的高潮，陳寅恪先後對《大乘起信論》和《六祖壇經》的“傳法偈”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陳寅恪還對當時國內佛學界和中國哲學界發起的魏晉玄學的討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所作的有關支愍度的“心無義”學說的考證，至今也是最詳盡的一篇，可與湯用彤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有關章節相互印證。

陳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種西域古代語言。更有盛傳其通曉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滿、藏、希伯來、拉丁、希臘、回鶻、吐火羅、西夏、朝鮮、印地、暹羅等20餘種語言。考察其遊學經歷，陳寅恪應當掌握日語、德語、英語。參考陳封懷回憶，陳寅恪應當掌握包括英語、德語、法語。考察其遊學所學課程，陳寅恪應當涉獵梵語，希臘語，巴利語。考察其所記錄筆記，陳寅恪應當涉獵藏文、蒙文、突厥回鶻文、吐貨羅文（土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佉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應當是古波斯文）、希伯來文。

雖然陳寅恪所學習過的許多文字都是不必學會聽、說、寫的“死語言”，但就傳說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而言，除了英語、德語和日語外，對別的語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證。陳寅恪對歷史語言學和“死文字”的運用，並非專注於通曉語言本身，更非是將學習外族文字作為奇巧淫技式的學問展示，他更多的還是借用語言為輔助工具，其學問的核心關照，還是海內文明、中土史地。

陳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

陳寅恪自1926年留學回國後，就任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是當時清華“四大導師”之一。之後，成為清華大學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

在清華校園裡，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滿意的答覆。大家稱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他講課時，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的聽課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準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聽他講學。他講授的課程主要有《佛經翻譯文學》《梵文文法》《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唐詩證史》等。

陳寅恪對學生的愛護無微不至，對學生生活乃到畢業後就業問題，也非常關心。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滿天下”，對陳寅恪來說，當之無愧。他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