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你不知道的陳毅——風流儒雅話陳毅

文/散 木

來源：人民網

在老一輩革命家中，陳毅以一代儒將著稱。在他身上所體現出的風流儒雅格外濃烈。於是，這也成為了他的一個鮮明印記。

早年的學習經歷

“我五歲開始在家鄉的私塾裡識字讀書”，“六歲半讀完《四書》”，“小時候我記憶力很好，讀書三遍就能背誦”。這是陳毅分別於1942年3月在根據地對國際友人羅生特的信中和1952年對妻子張茜講的。

他還說：自己“九歲時，隨父親移家成都，找了一個私塾老師，學唐詩、宋詞、《詩經》。以後辛亥革命爆發，我在成都上學，曾讀過馮舉人為校長的高等小學，還經常向學館裡的裴老師請教，聽他講課，寫文章請他改。這段時間，讀了《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千家詩》《唐詩集解》以及《西遊記》《封神榜》等書籍，奠定了文化基礎”。繼之，“我在成都上過幾個小學，後來跨進了一所甲種工業學校學習工科（先是成都工業講習所，後是成都甲種工業學校。他還回憶說：在那裡，‘學習自然科學，對國際形勢有了一些瞭解’。當時陳毅還在成都青年會學習過英文）。但那時我實在的興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學方面。辛亥革命以後四川連續不斷的軍閥內戰，引起我對於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注意，而我少年時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見的幾個精通中國文學的老師，以及成都四周富於文學藝術史跡的自然環境，又把我推上傾心於文學的道路”。這是陳毅自述其早年求學的經歷，以及他早年思想形成的背景。

那時，陳毅還為自己取了一個名字。他說：“那時我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很濃，最喜歡讀蘇老泉的文章，他字明允，為此我自己取名為陳允明。”

陳毅還回憶說：“在甲種工業學校讀了兩年，因家道中落，不能繼續讀下去了，便去報考熊克武開辦的四川講武學堂。”然而，在“數學考試時，我同座的張某不肯真心相助，弄了一個錯誤的草稿給我抄，以致不及格而落榜”。這是說當年陳毅偏科，數學不好，考試時“作弊”，旁人的草稿卻是錯誤的，導致他落了榜，因此無緣在講武學堂學習。“落榜後，我曾想去當兵，但家裡不允許。後來正好吳玉章辦的留法預備學校招考，我和大哥陳孟熙都考取了，這倒是上次落榜的好處。那是一九一八年，我十七歲。”

1919年，陳毅赴法國勤工儉學。其過程是：“十月到馬賽，同年底到巴黎，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國。在這兩年中，我開始研究社會主義理論，並注意當時俄國革命的情形，同時廣泛地閱讀法國的文學作品，特別喜歡盧梭和雨果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陳毅旅法時期開始大量進行文學創作，當時他的文學作品如詩歌，以及通訊、雜感等，陸續發表於上海、北京的報刊，儼然成了一個文人。

1923年春，陳毅回到重慶，在《新蜀報》任主筆。這年秋天，他又赴北京，在中法大學讀書。後來他回憶說：“這時期，我仍然沒有放棄對於文學的愛好。我從事翻譯法國的文學作品，也另用筆名寫了許多詩歌和小說。我企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來影響中國的文學。我曾經發表過下面幾篇文章：（一）論勞動文藝；（二）對羅曼 羅蘭及其英雄主義的批評；（三）對法朗士的批評；（四）對巴爾比士著作的介紹；（五）在列寧逝世紀念日與徐志摩的爭論。”這是一段特殊的經歷，也是陳毅才華橫溢的青年歲月，他已經十分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融入文學創作和評論當中，也是他投入革命實踐之初的熱身和練筆。

陳毅對此還回憶說：“當時，黨的經費困難，黨員要資助黨，還要幫助困難的同學。我只好賣稿子，和鄭振鐸等文化人發生了聯繫。但報館撰文常苦於無固定的收入，生活很清苦。”陳毅當年的文稿，多發表於《小說月報》和《晨報》的副刊《文學旬刊》《晨報副鐫》，一些政論性的文章則多發表於邵飄萍創辦的《京報》及其副刊《民眾週刊》《京報副刊》等，此外還有《烈火》半月刊。

王統照介紹陳毅加入文學研究會

陳毅當時與許多作家和報人有過接觸，除了邵飄萍、孫伏園、鄭振鐸等，還有王統照。王統照當時是《文學旬刊》的編輯，陳毅對他一直保留著溫馨的回憶。

1946年，陳毅在接待來訪的美軍雷克上校時回憶起了往事。他說：“我的興趣不在軍事，更不在戰爭，我的興趣在藝術，我願做記者，我喜歡寫小說。”1923年他在北京時，經旅法的學友顏昌頤、蕭振聲介紹，由中共北方區委批准，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在那時，陳毅由於碰到適宜的環境和相對充裕的時間，重溫舊夢，又一心“嚮往著做一個文學家”了，恰好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以初識著名作家王統照。

1924年秋，經旅法友人金滿城的介紹，陳毅結識了王統照。不久，王統照又先後介紹金滿城、陳毅加入了當時全國著名的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此外，陳毅的許多作品，如短篇小說《報仇》《十年的升沉》，白話詩《春光》《遊雲》等，經過王統照的修改，一一發表於《晨報》的副刊上。隨之，陳毅的文學創作活動也進入了高峰。一晃30年過去，陳毅與王統照於1954年夏得以重逢。此時的陳毅已是坐鎮華東的共和國的一位軍隊統帥了，而王統照時任山東省文化局長、省文聯主席。兩人相見之後，王統照激動不已，隨即寫了《贈陳毅同志》詩四首：

海岱功成戰績陳，婦孺一例識將軍。誰知勝算指揮者，曾是當年文會人。

卅年重見鬢蒼然，鍛鍊羨君似鐵堅。踏遍齊魯淮海土，為民驅蕩靖塵煙。

藤蔭水榭嫋茶煙，憂國深談俱少年。愧我別來虛歲月，有何著述報人間。

明湖柳影望毿毿，半日山遊興味酣。好攄胸懷同努力，飲君佳語勝醇甘。

數年後，王統照因病去世，陳毅不勝悼惜。他以詩為悼，是為《劍三今何在？》（王統照字劍三）：

劍三今何在？墓木將拱草深蓋。四十年來風雲急，書生本色能自愛。

劍三今何在？憶昔北京共文會。君說文藝為人生，我說革命無例外。

劍三今何在？愛國篇章寄深慨。一葉童心我喜讀，評君雕琢君不怪。

劍三今何在？濟南重逢喜望外。龍洞共讀元豐碑，越南大捷祝酒再。

劍三今何在？文學史上佔席位。只以點滴獻人民，莫言全能永不壞。

1926年1月，為紀念列寧逝世兩週年，陳毅寫了一篇《紀念列寧》寄給徐志摩，“為的使列寧紀念能在善於反宣傳的《晨報》上吐露一點消息”，結果卻引起編輯徐志摩的反感。徐迴應了一篇《談革命》，說列寧是“一個造警句編口號的聖手”，又說陳毅是“弄弄火，搗些小亂子”，是“盲從一種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假設一個革命的背景”。

對徐志摩的文章，陳毅稱其“詞旨淵懿，極盡諷刺挑撥之能事”。於是，他又寫了一篇《答徐志摩先生》發表在《京報副刊》。文章中，陳毅認為徐志摩已經不是單純的“詩人”或“詩哲”了，而是“完全研究系化了”，這隻要從他“推論孫文先生是俄國籍人，我們便可領教詩人筆下的鋒芒與陰隱”。最後，陳毅還說：“徐先生不要責備共產黨人鐵的心，鐵的手，你且看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寶刀，與學士文人們的刻薄的刀筆罷。”“像徐先生這樣的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真值得我來教訓一番了！”

彼時，陳毅以“我認識我自己，我更認識我的國家、我的世界”來“教訓”已經成為“研究系”吹鼓手、“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先生們”的徐志摩，同時也捎帶批評了“研究系”大腕梁啟超等，認為他們“得了研究系的睜眼不顧事實一派家傳，否認由經驗而得來的革命教訓”，這“經驗”就是由俄國十月革命所開啟的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事實，所謂“全世界人類中以工農為最多最受壓迫，尤其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工農更墮在十八層地獄的最底一層。試問工農問題不解決，所謂民族問題能夠解決麼？”“我們再問，翻開一部人類的歷史，所有的革命運動，誰不是仗著貧苦的工農為主力軍？列寧知道這個，運用他獨特的天才，根據馬克思主義，創為工人與農人聯合的革命，以決然斷然的態度去求實現——果然奴隸們翻了身。”

陳毅還現身說法，講述了一段自己的認識過程，也是他心路歷程的剖析，這難能可貴。他說：“我從農村跳入當鋪裡當學徒，由當鋪出來進學校，小學、中學、專門工業學校，而後到歐洲成為一個產業工人，勉強又在洋學校裡見識了一下。回國仍然受債主、土豪、劣紳、軍閥、洋奴等人物壓迫。一個人當然可以沉默了事，或者抱著女人老於山林。但是為了一般民眾，就完全不能沉默，尤其要完成革命工作，自己就不能不起來奮鬥。儘管有了這樣的決心，中間還經過幾次周折。第一是在與軍閥周旋的時候，第二是沉湎於文學生活的時候。前者當然是積極墮落，後者何嘗不是消極墮落，想以眼淚或筆墨不取悅權貴，至多替弱者表同情罷了。幸而我覺悟了，知道一個人不能完成社會的改造，決不能完成自己。要完成自己只有從拋棄個人主義做起。所以這時我才將一切拋棄，營我的黨的生活。”

多年後，徐志摩早已化成青煙，陳毅則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市的市長。此時，徐志摩的遺孀陸小曼生活在上海。徐志摩罹難之後，陸小曼的生活逐漸陷入困境，只能不時賣畫聊作生活補貼。上海解放之後，在著名畫家錢瘦鐵等舉辦的一次畫展上，陸小曼也展出了她的畫作。然而，她沒想到，這幾張畫竟改變了自己後來的生活境遇。原來，畫展當天，陳毅也來到了現場，來到了陸小曼的畫作展示區。他凝視著陸小曼的畫，覺得十分清新。這時，有人告訴陳毅，陸小曼就是徐志摩的夫人，陳毅馬上說：“我曾有幸聽過徐志摩先生的講課，我是他的學生，陸小曼應是我的師母了。”當陳毅得知陸小曼生活艱難的情況後，感慨不已。後來在陳毅的關心下，陸小曼成為上海中國畫院的一名畫師，從而有了一份穩定的收入，也就此擺脫了生活困境。

“天才的統一戰線的執行者”

陳毅曾嚮往做一個文學家，後來嚴酷的現實擊碎了他的夢想。此後，他一邊從事政治鬥爭（曾任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工作人員、北京學生聯合會黨團書記等），一邊為報館撰稿來維持生計。1925年，他離開學校，開始從事職業革命活動，當時他主要從事工會、學運、統戰等工作。他回憶說：“一九二五年以後，我主要地是從事黨分配給我的工作，從此停止了我的文學生活，變成一個職業革命者，開始具備堅定的革命立場。”1927年他奔赴武漢，在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任中共委員會書記。

早年的經歷，使陳毅在漫長的革命歲月中特別重視，並且善於做統一戰線工作。他擅長結交黨外朋友，體現了他“海納百川，團結至上”的寬廣胸懷和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為此，陳毅曾經被毛澤東讚譽為“天才的統一戰線的執行者”。他是全黨擅長聯繫和團結、使用知識分子，擅長執行統一戰線方針和政策的領導人之一，這是因為他除了擁有豐富的歷史經驗，還能在現實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創造性地運用黨的相關政策和方針。如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出色地執行黨的統戰方針，在新四軍及根據地尤其重視使用文化人。張承宗在《陳毅市長與知識分子》的回憶中說：“陳毅不僅是一位開國元勳，而且是文武全才，善詩能文。我於1942年在淮南根據地新四軍軍部所在地認識陳毅軍長。那時我在華中局敵佔區工作部工作。陳毅關心、愛護、尊重知識分子，推動文化科學事業不斷髮展的偉大實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伊始，陳毅又在上海創造性地運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方針，樹立了全國解放、城市解放的又一個典型。其中，陳毅的執政理念具體表現為禮賢下士，他以最大的誠意尊重、爭取知識分子和社會各界人士，並且樂於幫助解決他們在生活、學習、工作方面遇到的實際問題。

與毛澤東的“詩交”

1954年，陳毅在《水調歌頭 自敘》一詞中稱自己是“學馬列、喜文藝、習工科”。

陳毅的好學多才在黨內早已聞名，即使是在戰爭年代，他也不廢早年的習慣如讀書、吟詩等，而他的隨身行囊中也主要是書籍。在擔任上海市長之後，工作之餘，陳毅也往往喜歡獨自上街逛書店。除了淘書，他還要求當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多多收藏善本古籍。陳毅很少給人題字或題詞，但是上海跑馬廳改建為上海圖書館之後，他卻主動題寫了館名。奉命進京工作之後，陳毅成了琉璃廠的常客。所有這些，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喜”字。這不僅僅是對文藝、書籍等的單純喜愛，他的興趣已然升級為專家的水平，如他對文學中的許多專業問題（如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唐代詩家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有自己獨到的研究和見解。

不僅喜歡欣賞，陳毅還堅持詩歌創作，並且成為著名的黨內詩家之一。陳毅的詩歌作品，後來出版有《陳毅詩詞選集》《陳毅詩稿》《陳毅詩詞集》等。所謂“詩如其人”，陳毅的詩風和為人，都是本色的。毛澤東曾稱：“陳毅的詩豪放奔騰，有的地方像我。陳毅有俠氣，爽直。”這也是對陳毅其人其詩的最大褒獎。

在毛澤東和陳毅之間，詩歌這種文學體裁是他們心靈溝通的重要媒介。眾所周知，毛澤東在黨內與人往來一向堅持以公務論，但他對陳毅卻有著工作之外的“詩交”。他們不僅彼此欣賞，還相互切磋。毛澤東在日理萬機之餘還幫助陳毅修改詩作，這就流傳下來許多“詩話”。

1965年7月21日，毛澤東在致陳毅的信中說：

“你叫我改詩，我不能改，因我對五言律，從來沒有學習過，也沒有發表過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氣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覺於律詩稍有未合。因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我看你於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如同你會寫自由詩一樣，我則對於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劍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學律詩，可向他們請教。只給你改了一首，還很不滿意，其餘不改了。

“又詩要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韓愈以文為詩，有些人說他完全不知詩，則未免太過，如《山石》《衡嶽》《八月十五酬張公曹》之類，還是可以的，據此可以知為詩之不易。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

“以上隨便談來，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的方法，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古典絕不能要。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以從民歌中吸取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幾首律詩，李賀除有很少幾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寫。李賀詩很值得一讀，不知你有興趣否？”　

信中，毛澤東客氣說自己不能修改陳毅的五言律詩。其實，此前陳毅於1964年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時，創作了一組《六國之行》，共有七首五言律詩，毛澤東就曾改定了第一首，是為《西行》：“萬里西行急，乘風御太空。不因鵬翼展，哪得鳥途通。海釀千鍾酒，山裁萬仞蔥。風雷驅大地，是處有親朋。”

毛澤東上述關於舊體詩的評說，即稱頌了陳毅詩詞的“大氣磅礴”，以及董必武、葉劍英各家的長處，又述說了自己的經驗之談，特別是從審美和創作的角度，對古今文學作品運用“形象思維”（比興）的方法，作了高屋建瓴的總結，並對民歌、白話詩也有一番不失客觀的褒貶，堪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經典之論。顯然，是陳毅的詩歌觸發了毛澤東的興趣。

“將軍本色是詩人”

陳毅對詩歌創作也有成熟的看法。1959年4月，詩刊社舉行詩歌座談會，陳毅在發言中提到詩歌創作的藝術表現，所謂形象思維，是“三分人才七分裝”。他希望大家都要“勤學苦練”，“無論新老作家，都要從基本練習入手”。至於對五四以來詩歌創作的評價，陳毅認為其“反映革命，反映得還不夠；反映生活，反映得還不夠”。對於新詩的創作傾向，陳毅不客氣地提出批評，即“重視外國的，輕視中國的；重視古人，輕視今人，是不好的”。陳毅又提到詩歌的傳統技巧，所謂用韻：“詩的平仄和用韻是自然的，廢不了的。打破舊時的平仄，要有新的平仄；打破舊時的韻，要有新的韻。我不同意反對平仄和用韻。詩要通順流暢。有韻的，注意了流暢的，朗誦起來效果就好些。形式問題，可以幾種並舉，各做實驗。”為此，他還特意引用了毛澤東的詩歌，以說明詩的特質，即“藝術就是藝術，寫詩就是寫詩”，並針對有人對毛澤東的詩詞穿鑿附會地理解，提出了批評。

詩歌由於形式典雅和格式特別，成為陳毅後來主要的文學創作體裁，成為歷史的記錄和見證。所謂“以詩為鑑”，這其中有他對自己的督促和反省，對友人的歡晤和以誠相待，以及對子女的教誨。

“高饒反黨聯盟”事件前後，即1953年12月13日夜晚、12月20日，以及翌年3月15日，毛澤東不同尋常地三次特意找陳毅談話，話題都是關於“高饒反黨聯盟”。毛澤東讓陳毅警惕有人搞“非法活動”，要維護黨內團結，其中講到有人向黨伸手的問題時，毛澤東甚至說：“伸手豈止高饒？”（據《陳毅年譜》：當時毛澤東說此案已真相大白，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擴大化嫌疑。對此，陳毅觸動很大。1955年3月，陳毅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發言揭發饒漱石，毛澤東審閱了他的發言稿，並回示說：“饒罪惡可能不比高小一些。”）陳毅歸來後，與夫人張茜議論良久，寫下了膾炙人口的《七古 手莫伸》一詩：“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張茜又寫了座右銘曰：“滿招損，謙受益。莫伸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為了工作，必須休息。”後陳毅親書之，並將之刻在銅硯上，是為《硯銘》。再如陳毅著名的《一閒》：“志士嗟日短，愁人知夜長。我則異其趣，一閒對百忙。”這些都很能反映陳毅的氣概和風度。

黨內詩家，陳毅與郭沫若相互唱和最多。

1952年7月，陳毅赴浙北德清莫干山探視病友，小住十日，因“喜其風物之美，作《莫干山》七首”，如：“莫幹好，遍地是修篁。夾道萬竿成綠海，風來鳳尾羅拜忙。小窗排隊長。莫幹好，夜景最深沉。憑欄默想透山海，靜寂時有草蟲鳴。心境平更平。”陳毅的這一組精美的小詩被郭沫若看到了，郭讀後，喜不自禁，隨即以一首七律《贈陳毅同志》表達讀後的感佩之懷：“一柱天南百戰身，將軍本色是詩人。凱歌淮海中原定，坐鎮滬淞外患泯。贏得光榮歸黨國，敷揚文教為人民。修篁最愛莫幹好，數曲新詞猿鳥親。”陳毅見之，“久欲回答，每每因不能成篇而罷”。

直到1957年5月，陳毅再讀郭沫若的《五一節天安門之夜》，頓時詩意盎然。他甚至拋開一向嫻熟的格律詩的形式，“特仿女神體回贈”，是為新體詩《贈郭沫若同志》，其曰：“我早年讀過你的詩集《星空》，《天上的街市》那首詩曾引起我的同情。……從前你從人間想到天上，現在你從天上想到人間；這不是你故意顛倒，而是幾十年的人間改造有了分曉。……沫若同志，你，人民的詩人，你三十多年前寫的《鳳凰涅槃》，預先歌頌了新中國的誕生。今後三十年還需要你，歌唱不停。”

1961年，陳毅利用孩子陳丹淮將赴東北學習之機，寫就《示丹淮，並告昊蘇、小魯、小珊》一詩，以為詩教。他寫道：“小丹赴東北，升學入軍工。寫詩送汝行，永遠記心中。汝是黨之子，革命是吾風。汝是無產者，勤儉是吾宗。汝要學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學技術，專業應精通。勿學紈絝兒，變成白痴聾。”

詩歌，乃至文學，對陳毅的一生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這不獨滋養性情，而且全方位地貫穿於他人生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