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一天，泰國，早上五點，19歲的陳可辛起床梳洗。他盯著鏡子裡的自己，心中默語——
今天將會影響你的一生，你要給簽證官留下最好的印象。從今往後，你唯一做不了的，只有美國總統。
在洛杉磯的三年裡，陳可辛邊讀書邊在餐廳做busboy（雜工），小費要從waiter(服務生)的收入裡分。曾經有個英國老太太瞞著苛刻的服務生偷偷塞給他20美元，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那都是他花過的最大面值。
大三的那年暑假回家，陳可辛遇到在泰國拍攝《英雄無淚》的吳宇森，陰差陽錯進了劇組當翻譯，大學沒念完，便一頭扎進了電影圈。
在此之前，陳可辛隨著身為華僑的電影人父親陳銅民，在泰國生活了7年。在這裡，他開始和電影變得親密，在片場圍觀父親拍攝，在美國大學校友會語言中心，第一次認識了黑澤明和伍迪·艾倫。
他的整個中學時代，沒有一個朋友。
身邊的所有同齡人都只知道泡妞，陳可辛像個“小老頭兒”，從光影世界中汲取回憶。16歲時看過的一部電影，17歲再看到一部類似的，會下意識地覺得電影中的故事，自己經歷過。
80年代，香港電影風起雲湧，新藝城與邵氏、嘉禾三足鼎立，徐克、許鞍華等新浪潮主將走到臺前，而電視臺出身的杜琪峰、林嶺東、吳宇森等一批青年才俊亦各領風騷。
而在混跡片場的陳可辛眼中，這黃金期的香港電影遠遠稱不上精緻，文化氛圍“非常土”，審美也盡是“暴發戶”程度，電影拍來拍去，不是喜劇、動作，就是武俠以及最讓他反感的黑幫題材。
因為生他時母親難產，陳銅民給兒子取名“可辛”。他此後的人生，從香港、東南亞、美國再到內地，一路可謂十足辛苦。
好在，此時的他享受孤獨和失敗，像一塊兒乾涸的海綿，默默地吸取水分，等待釋放。
86年的《秋天的童話》中，“紅姑”鐘楚紅在片中調侃，“伍迪·艾倫說過，談感情像鯊魚，要不停向前遊。”導演張婉婷生怕“精緻”過頭，於是安排發哥接了一句，“阿倫什麼時候這麼說過呢？他只是說，‘這陷阱，那陷阱，偏我遇上’。”
這個梗每出必中，“阿倫”就是當時紅遍香江的譚詠麟，那句歌詞來自他前一年的熱門金曲《愛情陷阱》。
陳可辛明白，只要伍迪·艾倫還只是調侃的對象，屬於他的時代，就尚未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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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90年代的到來，經濟發展進入穩定期的香港，中產階級漸趨形成，浮誇的審美也逐漸開始成熟。
1991年，陳可辛與曾志偉、李志毅等6人共同創辦了UFO電影公司，那是他最瀟灑、最愜意的幾年，接連拍出《雙城故事》、《風塵三俠》、《金枝玉葉》、《新難兄難弟》，以及那部被認為無可超越的《甜蜜蜜》。
那時的陳可辛，30出頭，厚積薄發，卻也被他自己視為“大器晚成”。即便UFO公司並未怎麼賺錢，但他充分享受著導演的樂趣。
在影評人和觀眾眼中，他有著不同於多數香港導演的剋制與冷靜，以及殺傷力十足的情感後勁兒——
很多人都是在多年之後，懂得了感情，並懂得了人生之時，才真正懂得了豹哥說的那句，“傻女，聽我說，現在立刻回家，洗個熱水澡，明早起來，滿街都是男人，個個都比豹哥好。”
可惜，陳可辛只趕上了港片黃金時代的末尾。將賺錢擺在人生頭等大事的港人驚恐地發現，即將面對的，是經濟崩盤與迴歸中國兩大待解的“未知難題”。
迴歸的恐懼後來回看，只是虛驚一場。但暴跌的股票是明晃晃躲不掉的陰影，1997年7月中旬，1998年1月及5月，港幣三次遭到大量投機性拋售，匯率受到強烈衝擊，恆生指數和期貨市場指數瞬間下瀉4000多點，市場陷入極度恐慌。
西方輿論不懷好意地戲稱，香港已經成為國際投機家的提款機。
娛樂產業全面受阻，香港電影的年產量，由八九十年代的 300 多部，直線下跌至每年只有五六十部。成龍、吳宇森、徐克、周潤發等紛紛遠赴好萊塢。
到了1997年前後，香港電影所倚賴的東南亞市場亦呈斷崖式萎縮，其中港片在臺灣市場的份額從此前的40%，瞬間跌至不到1%。
有些心灰意冷的陳可辛也跑到洛杉磯排解憂愁，有好萊塢片方招來拍片，他未推辭，但處處受制、拳腳難施的環境，讓他試了一次便徹底打消了闖蕩好萊塢的念頭。
好在，此時的他依然享受孤獨和失敗，像一塊兒吸飽又擰乾了的海綿，默默地吸取水分，等待釋放。
譚詠麟在陳可辛的處女導《雙城故事》中說的：時間總是不停地往前走，而我的心總是停留在過去。
90年代或許曾讓他登上人生巔峰，甚至是再難企及的輝煌。但陳可辛心裡清楚，這回光返照的港片末代，遠不是他發光發熱的主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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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陳可辛第一次來到北京。
那時的他就已說著一口足夠標準的普通話。走下飛機，時值申奧衝刺，到處都是“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奇蹟”的標語。
幾個月後，申奧失敗。不止內地，連香港的明星們都在電視上難過落淚。
8年後的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奧成功的那個晚上，陳可辛坐著馮小剛的車經過天安門，望著整個被堵死的廣場上徹夜狂歡的人們，他只覺得，無論成敗，
“一個國家的尊嚴要靠申奧成功與否來決定”，這實在太荒謬了。
此後，他更加頻繁地往來內地拍戲。北京給他的感受，是“變得太快了，太沒安全感”。 拍《如果·愛》時，他在三里屯外景選中一幢廢棄的老樓，等兩週後回來打算開拍時，卻發現整幢樓已經消失不見了。
對陳可辛而言，“北上“二字，在一開始就是夾雜著逼上梁山的無奈，與破釜沉舟的一搏。
香港電影衰落的另一邊，內地市場從2002年院線制市場化改革以來，便一頭扎進了一個人口紅利無限膨脹的階段。特別是近十年的“野蠻增長”，年票房從2009年的8.9億，到今年有望衝破600億大關。
大勢在前，所有人都被裹挾著向前走。而陳可辛，的確是眾多“北上”港人中，最決絕徹底的那一個。
他如此頭也不回，義無反顧。彼時港片將死，擺在陳可辛面前的選擇有兩個：跟著當時的潮流去拍古裝大片，或者堅持自己的現代時裝片路線。
經過《如果·愛》的如履薄冰，陳可辛決定迎合時代，他試圖證明：即便在不喜歡的古裝大片中，也依然可以成功貼上屬於自己標籤的價值觀。
2007年的《投名狀》是他的第一部大片，“北上”的雄心壯志，盡繫於此。可就是在《投名狀》片場，大規模大陣仗、動作戲以及惡劣的氣候環境，陳可辛最終情緒崩潰了，患上了急性焦慮症。
他與自己合作無間的美國製片人安德魯·摩根在創作上產生了巨大分歧，患病更是讓他在片場甚至無法站定。僅僅回去香港待了兩三天，陳可辛還是硬著頭皮回到北京，完成了整個不想再去回憶的拍攝。
《投名狀》最終名利雙收，但他失去了摩根，以及收穫了一段並不美好的回憶。
隨後監製的《十月圍城》，同樣是個多災多難的項目。更換投資方、置景費嚴重超支、演員檔期衝突、導演陳德森抑鬱崩潰……
博納公司與導演劉偉強完成了救火工作，電影在陳可辛與老闆於冬不斷的爭吵與博弈中公映，票房還算可觀，可惜過程中的種種問題，讓此前合作愉快的博納選擇了中止。
挫敗仍在繼續。兩年之後的《武俠》，帶著革新之意前來的陳可辛票房慘敗，意外地讓這部《武俠》，成為了壓垮“古裝鉅製”的最後一根稻草。後來者依然不乏，卻都不及他這次的悲壯。
21世紀的頭十年，是陳可辛疲憊又沮喪的十年。
好在，此時的他仍然享受孤獨和失敗，像一塊兒被揉搓多次的海綿，默默地吸取水分，等待釋放。
他開始清醒，開始“長大”，開始明白：要迎來屬於自己的時代，他無法依靠任何人，除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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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當日本導演巖井俊二拿著《你好，之華》的劇本找到陳可辛時，彼時他已是內地最成功的導演與監製之一，是對內地娛樂工業最為熟稔的幕後操盤手。
直到三天前的11月9日電影公映，陳可辛為這部巖井俊二的首部華語電影，極盡保駕護航，在保留導演個人風格同時又接中國地氣的前提下，從前期的選景、選角、劇本調整，到後期的宣傳發行與站臺吆喝。
陳可辛及其背後團隊展現出的，是遊刃有餘的專業，與一呼百應的號召力。
而在他們背後，是一個變化更加劇烈且頻繁、娛樂的尺度與底線不斷刷新的互聯網時代。
從2013年的《中國合夥人》開始，《親愛的》、《七月與安生》、《喜歡你》、《妖鈴鈴》和《你好，之華》，
陳可辛彷彿找到了那個平衡受眾市場與藝術創作的鑰匙，那塊海綿強大的吸收力，此時終於釋放出巨大的能量。
市場的成熟與規模逐年飆升，陳可辛帶點惆悵、情懷，同時又節奏明快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開始在差異化的競爭中，成為市場的寵兒。
這其中，他自己導演的《中國合夥人》、《親愛的》，以及正在製作中的《李娜》、《中國女排》，都是充分基於大眾熟知的現實素材，繼而加以情緒與情懷包裝的二次創作。
有影評人調侃陳可辛的“投機主義”——
“他是個借月球土地來投機倒把的成功商人。一會包裝，二會算計。坑窪的石頭能賣出美玉的價，一塊破抹布能打扮成綢緞，一批十塊錢能買一斤的成功學讀物能搖身一變上大銀幕。他懂得用技巧和符號裝飾，但作品裡的觀念猶如一條腿的褲子，真正長兩條腿的人終會識破他那狹隘的偽命題。 ”
與此同時，《李娜》劇本打磨四年、《醬園弄殺夫案》因投入產出比而在開拍前被果斷取消、轉向網劇創作等舉動，又讓人看到了陳可辛作為創作者的自覺與職業。
他依然不乏對未來的擔憂，“大家都一窩蜂地要利益最大化，就變成大家都依著整個大數據去排片。那麼大數據告訴你：其實沒有10個億的戲就不用拍了……”
以及，他仍然沒有放棄對哈金那本《等待》的改編努力。坊間傳言，陳可辛的《等待》劇本多次送審，多次被斃。事實是：別說審，現在連送都不給送了。
軍隊題材，“文革”背景，努力歸努力，他心中也敞亮，想通過，概率不大。只是時不時仍會念起。改編電影的男主，也從18年前的發哥，成了5年前的劉燁。未來結果如何，只有“續上版權、繼續等待”一個答案。
“我覺得我做那麼多年的電影，現在已經是最好的（時期）了。”
不管怎樣，他迎來了屬於自己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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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一個月前，陳可辛做了個夢。他回到1996年，《甜蜜蜜》片場，見到了當時的一些朋友，大家都還是當年的狀態，工作、生活、戀愛，一如往常。
只有他擁有“來自未來”的先知身份，知道22年後的一切變化，各自的際遇，事業如何，感情走向，是否有了小孩，甚至是否尚在人世。
可他在那個夢裡，什麼都沒做。就像是許了個小小的願望，回去重溫了一天的舊日生活，然後轉身離開。
22年的時光兩端，兩個身處人生巔峰的陳可辛互相對視。
沒人知道在來回的“時光機”上，回看一路風景的他，是怎樣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