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PEOPLE
陳可辛
陳可辛的長髮是在27歲那年臨時起意。那像是一個心理補償，象徵著反擊或是反叛。在那之前他喜歡Beatles和Paul Simon，嚮往浪子和不羈，而年輕時的他卻終日一副小老頭的沉穩模樣，是別人眼中的nice guy。
眼見身邊的人一個個從“很壞”變成“很乖”，他覺得“再不瘋就老了”。長髮逐漸變得灰白，一直保留到今天。
採訪、撰文 / 衛詩婕
文字監製 / 何瑫
攝影 / 於聰 Yu Cong
視覺 / 張楠
運營編輯 / 穀粒多
❶
要合群
陳可辛擺擺手，拒絕妝發。髮型師提議是否上一些髮膠，他也搖頭說不用。他討厭化妝，曾經也反對女兒化妝，但當他發現12歲的女兒的同學們都在化妝，他妥協了。“沒辦法了。你跟你的世界要合群。”
為了尋找共同話題，他陪女兒看那些“很不好看的”節目，看看著，發現“其實也沒那麼不好看”。“因為當你進入她的世界，你就理解為什麼她喜歡看，其實這個跟我們拍戲，要跟觀眾溝通是一樣的。你先要進入到他們的世界。”
要合群。這一直是陳可辛的生存信條。出生於一個泰國華僑家庭，因父母工作變動，童年的陳可辛頻繁轉學，輾轉於香港、泰國、內地，需要不斷適應新的環境。這使他年紀輕輕就沉穩周到，“像個小老頭”。
父親陳銅民曾是邵氏影業的編劇，也是一位擁有電影夢的業內人士。成為著名導演後，陳可辛曾邀請父親與他合作，拍一部“真正屬於自己”的電影。但父親拒絕了，“這已經不是我的時代了。”陳銅民說。陳可辛感到感傷，他也不願被時代拋下。
最近五年，陳可辛先後嘗試了短視頻和網劇。這在一些因《雙城故事》、《甜蜜蜜》等文藝電影而熟悉他的人看來，是意料之外。對他來說卻是情理之中，年輕人都在使用網絡。“當然你不是說永遠要討好觀眾，但是你要跟他溝通，要了解這個社會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他的營銷團隊主要是90後，陳可辛重視他們的聲音。新片《李娜》即將開機，劇本籌備了四年，當中數度幾乎放棄，因為無法找到“能和當下年輕人共情的點”。“李娜身上有一種反叛。後來又看到年輕的，更年輕的觀眾好像對這種比較反叛，比較我行我素的東西又不是那麼順的方向去走。”陳可辛常常感到疑惑。
他會問身邊人，《延禧宮略》好看嗎？為什麼好看？“除了遊戲（他不會打），時下的熱點，他都會去了解。”80後導演許宏宇說。兩年前，許宏宇看完電影《喜歡你》的劇本，對陳可辛表示“很感興趣”，他沒有想過陳可辛會答應監製。“對他來講，就是一部很瑪麗蘇的電影。他又不理解瑪麗蘇，但是我覺得挺好，那他覺得我相信了，我覺得可以做了，那他就去做了。他的接受能力很大。”
10月的一天，陳可辛在石景山遊樂場接受《智族GQ》的封面拍攝。他坐在旋轉木馬的馬車內，望向前方的巖井俊二和周迅。三人合作，由陳可辛擔任監製的新電影《你好，之華》即將上映。
巖井俊二：黑色西裝上衣 Louis Vuitton白色襯衫 Emporio Armani
這是日本導演巖井俊二登陸中國的首部作品。一年前，當巖井在電話裡向陳可辛表達想要進軍中國的想法時，得到的是熱情的鼓勵，“你來啊，我幫你做監製。”早在上世紀90年代，陳可辛便發起了“泛亞洲電影”計劃，鼓勵港、日、韓、泰等泛亞地區電影人合作。巖井就是參與計劃的導演之一。
《你好，之華》講述了一段由書信引發的往事糾葛。按照劇本情節，女主角之華需要以丟失手機為由，與自己曾經的暗戀對象通信。這在內地編劇看來太不接地氣。“按照我們現在的生活，丟了手機一定是立馬再買一個，不現實。”陳可辛說。
但巖井俊二對此堅持。陳可辛幫著編劇團隊與他溝通，“儘量保全導演的想法”。一個導演的堅持，他懂。
1998年在好萊塢，從零開始的陳可辛加入了斯皮爾伯格的夢工廠，執導的第一部電影《情書》就與大老闆們產生了分歧——陳可辛為劇本設定了一個開放式結局，而好萊塢的大佬們則要求故事的最後必須要有closure（結局）。“他們拿去試映，結果可想而知。你那個試映是針對1億美元以上的票房的觀眾做，我沒想要1億美元票房啊。”
《情書》的結尾最終違背了他的意願，依然是closure——資本說了算，這是好萊塢的殘酷規則。但陳可辛不會拍桌子走人，“那改變不了什麼”。在能夠爭取的範圍內儘量平衡，做到“也不丟臉”，這是陳可辛的生存法則。
“今天中國也一模一樣，在（資本運作）這方面學得比誰都快，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坐在回酒店的車上，陳可辛感慨，內地的電影工業越來越像好萊塢。不同的是，現在，他坐在了談判桌的另一頭。
❷
學生存
好萊塢的製片們個個都把導演捧得老高，“張口閉口artist”，用陳可辛從沒聽過的那些詞。但他很快明白，自己在這裡沒有任何話語權。除了a類導演能夠擁有最終剪輯權，其餘的導演談不上創作，更像是工具。
“在那裡不是拍得好就能有話語權，而是賺多錢能有話語權。”每當產生分歧時，陳可辛甚至找不到一個具體的對象去溝通或是說服。談判桌的另一邊，真正的對象是龐大的商業集團，是華爾街，是背後千千萬萬的股民。
好萊塢的首秀之後，陳可辛鎩羽而歸。回到香港的他想通一個道理：要想真正擁有話語權，就要自己投錢，在過程中學習規則。二十年間，陳可辛投資過數十部電影，一部《武俠》票房失利便令他損失慘重，陳可辛在一檔電視節目中說，“我不敢告訴我父親虧了多少。”
拿到《中國合夥人》劇本的時候，韓三平對陳可辛說， 如果怕賠錢的話，就別投資了，當個導演就好，韓三平當時拿不準這部電影能否有市場，但陳可辛堅持要投資。“我要成為投資方，是為了給到其他投資人信心，我們大家都在一條船上。那我們的心態就和投資方的心態是一樣的，就能考慮到投資人才能考慮到的問題。另外，我們投了，才有話語權，才能保證各個環節的品質和話事權。”
1997年前後，香港電影所倚賴的海外市場呈斷崖式萎縮，其中港片在臺灣市場的份額從40%瞬間跌至不到1%。與此同時，伴隨2002年院線制市場化改革，中國內地電影市場開始了“野蠻式增長”，院線制推出當年，張藝謀執導的《英雄》收穫國內票房2.5億。“2002年，我看到《英雄》的成功，原來內地可以是這麼大一個市場。”陳可辛心動了。
“他（陳可辛）進內地（香港導演中）算晚的了，王晶啊杜琪峰早就來了。”黃建新回憶，陳可辛早早流露出對內地市場的興趣，卻遲遲沒有動身。90年代末，陳可辛投資了黃建新執導的電影，兩人因此相熟。彼時，黃建新作為內地第五代導演，正是最早一批參與合拍片的電影人，先後與臺灣、香港、歐洲展開過合作。
90年代的內地，電影工業尚未建立，行政色彩依然濃重，任何拍攝行為都需要當地政府的批准。先後參與幾部合拍片的黃建新總結，最難的要屬溝通：“在自由經濟市場，（拍電影）這是商業行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就是行政行為。這是他們最不習慣的。”
內地的權威感的確令陳可辛畏懼。上世紀90年代，陳可辛第一次因工作來內地。走進國營製片廠，見到的都是“領導”—— “那可能是一種對體制或者對權威的一些想象、恐懼，包括偏見。”多年後他在接受採訪時提到，那種陰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揮之不去。
周迅：
黑色西裝上衣 Vera Wang
白色襯衫 Thom Browne
陳可辛：
均為私人物品
“你知道為什麼被嚇到嗎？”好友陳德森談起陳可辛陪他初來內地時的一個細節。在深圳，陳可辛在一座橋上遭遇搶劫。“傍晚，他要過一個橋，跨過去（時）給兩個人前後攔堵強抓起來。那麼晚了，被人抓頭髮，打了，搶他錢，所以他非常反感，他非常反感。” 某種程度上，那種無法還手的暴力與權威感相類似。邁出嘗試需要勇氣。
“他進得晚，但是他的特點是什麼，別人進來是拿你的投資去拍港片，他進來直接是拍的內地片，講內地的故事。”黃建新評價。多數香港導演來內地只為謀求資金，為港產片續命，陳可辛卻轉身擁抱了內地題材：《中國合夥人》、《親愛的》、《李娜》……
《中國合夥人》開機之前，編劇張冀和陳可辛花了大量時間討論改革開放、政策，以及民間商業的嘗試，“在這個基礎上（對劇本）做了大量的修改。”主角們最初的創業為什麼選在肯德基，以及廢棄的工廠，陳可辛一開始無法理解。“國企改革，肯德基進入中國，都是具標誌性時代背景的。”張冀一一解釋。陳可辛善於傾聽，“能夠感受到他那種真誠，完全放下自己去學習。”
如何讓劇本更有機地與本土的文化相結合，俗稱“接地氣”，是大多數北上的香港導演要攻克的難題。從《中國合夥人》開始，陳可辛與內地編劇開始建立起信任。這對他來說並不容易。黃建新回憶，早年拍《投名狀》時，片場的粉塵令陳可辛哮喘發作，他都堅持回香港就醫，“他不信內地的醫生”。
信任需要過程，起初，陳可辛也曾與內地編劇爭持不下。電影《親愛的》中，張冀將黃渤和郝蕾扮演的尋子夫妻設定為一對離了婚且有階層差異的夫妻，而陳可辛認為，一個完整家庭丟了小孩才最直接、有深度。開機前一天晚上，陳可辛還在質疑這對人物關係，但他最終選擇相信張冀——陳可辛後來才理解：“離婚了之後，把整個格局拉大了很多。“陳可辛在一次訪談中承認，城鄉差別等一系列問題都通過這一設定引了出來。
“出來以後大家都很驚訝。一個香港導演可以把內地的故事拍的那麼好。”黃建新評價，陳可辛是極少數真正贏得內地認可的香港導演。完全採用內地的編劇團隊，是陳可辛近年來的轉變，這在黃建新看來“不容易做到”——“他一個外來的，要讓大家相信，這是很難的，很了不起。”
❸
叛逆
留長髮是在27歲那年臨時起意。長髮作為一種反叛的象徵，寄予了陳可辛某種一直以來被壓抑的渴望。
“（從上學到工作）一直在忙，也一直表現好，就是很符合80年代的價值觀，就是向上的，上進，遞升，每年都做對的事情。但其實在心底裡對我來講是跟我的理想，跟我的榜樣，我小時候看到的榜樣其實是相反的。”
他的榜樣是Beatles和Paul Simon，嚮往浪子和不羈。無奈現實中的自己卻從年輕時就是一副沉穩模樣，“像個小老頭”。 眼見身邊人從原來的“很瘋”“很壞”，隨著年紀增長慢慢變得“很乖”。陳可辛著急了，“再不瘋就老了”。
父親從小對他的教育極為民主自由，幾乎從未遏制過他的任何想法。“沒什麼好叛逆的。”成年以後，某種原本被遮蔽的性格側面卻慢慢浮現。
曾志偉評價他：表面很nice，有禮貌，但是實際很“硬頸（脾氣倔）” 。早年在與曾志偉合作的UFO電影公司，陳可辛被曾志偉稱作“皇帝仔”——“都要聽他的”。片子拍到一半，不對路，停工了。完全不考慮市場，只想做藝術上的嘗試，於是有了《嬤嬤煩煩》。與陳德森合作的電影《晚九朝五》因為涉及性愛、吸毒和同性戀題材，在香港影評界掀起爭議，有陣子曾志偉見到他們就罵：好的不學，拍這種片子，UFO早晚毀在你們倆手裡。
1993年， 自己的連續兩部電影因費用問題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陳德森決心反抗——有場戲堅持要去歐洲拍，超支了，無奈當時的投資公司不批，陳德森一怒之下罷工，甚至打算辭職，急得一干人火急火燎地來勸。陳可辛打電話給他建議，“你勞務費尾款收了沒有？沒有？60萬，你和公司說，拿30萬投資這部電影。”
“行嗎？”陳德森將信將疑。
“行，你相信我。”陳可辛說。
問題解決。
“他內心其實很反叛的。但是他聰明，不會硬著去對抗。”陳德森說。
偶爾還是有“硬頸”的時候。潛在的投資人說了不中聽的話，“他當場黑臉走掉。”
黃建新記得，在片場，陳可辛常忍不住摔對講機。黃建新會逗他，“你賠啊，我給你數著了，這是第三部了，1200塊。”陳可辛便笑了。
不同於真正的強勢，陳可辛擅長建立一種民主的氣氛。“我永遠不用擔心他在想什麼，直說就行。” 張冀說，“有時候在現場可能也會吵起來。比如他接受不了的地方，他可能賭氣說不拍了。”“其實過會兒還會拍的。他就是需要一個緩衝期。”
熟悉的身邊人早已摸清陳可辛的脾性，“他一拍桌，我們就不講話了。”早年間，陳德森與陳可辛常常吵得僵持不下。在他看來，做監製時的陳可辛比做導演時更為強勢，“一剎那他就是，開戰了，往前衝，他喊著衝，有人說等等，等你媽的等，衝（笑）。打到一半了，大家餓了，停下來吃飯的時候，你剛才說什麼，為什麼要等等（笑）。”
張冀覺得，“孟曉駿（《中國合夥人》中的角色）很像他（陳可辛）”。那個有些驕傲，倔強，又躊躇滿志的年輕人，像是青年陳可辛的寫照。1980年，陳可辛在美國格蘭岱爾學院主修電影，為了買菲林，又不想給家裡添負擔，陳可辛跑去小餐館打工。他是buts boy，沒有資格收小費，女領班歧視這位來自香港的小個子青年，總是剋扣小費，只給他一些鋼鏰。
一天，一位老太太叫來陳可辛，塞給他20美元的小費並鼓勵他——這個故事被加進了《中國合夥人》的劇本，成為了電影中的情節。而孟曉駿與合夥人之間的矛盾與散夥，也像極了陳可辛現實之中的經歷。
2009年，陳可辛與黃建新在北京創立了“我們製作”工作室。同年，“我們製作”與保利博納共同創立了“人人電影”，宣佈3年將拍15部電影，預期票房20億。但僅合作一部《十月圍城》後，“人人電影”便解散了。
當陳可辛和博納總裁於冬產生分歧時，黃建新最初承擔著協調者的角色，但他逐漸發現，雙方“對藝術的理念追求不同”——一方以純商業驅動，而另一方想要兼顧藝術表達。“在一起會束縛住手腳，”他勸陳可辛，“還是分開吧，各自都能釋放能量。”
“我以前一直是，非常沒有安全感做NO.1。我永遠希望有個人能靠。”過往的一次採訪中，陳可辛這樣剖析當時的心理。兩次與龐大機構合作的失敗讓他意識到，他無法再找一個有經營觀念的合作伙伴來依靠，他也有不可讓渡的表達慾望，不能僅僅服務於市場、公司、投資方。
“你還這麼年輕，你的未來有無限可能性。”陳可辛始終記得新澤西的餐廳裡，美國老太太對他說的話。每當遭遇挫折，內心灰暗的時候，他都會想起這句話——給了他某種力量和倔勁。
❹
誰有話語權
坐在回酒店的車上，陳可辛談起這些年的改變，他認為自己更從容了。車子開過亮馬橋附近一家酒店，十多年前剛來北京時，他常在這裡見投資人，有時談得不愉快，他的“藝術家脾氣”就暴露了——“有一次談電影，陳可辛生氣了，衝我吹鬍子瞪眼。說我不懂電影（笑）。”嘉映影業董事長覃宏在一次採訪中提到。
現在，陳可辛是一名擁有終剪權的監製。在好萊塢曾感到遙遙無望的目標，他在內地做到了。他不再尋找大機構合作，擁有了獨立工作室。
“我其實拍的是商業片，但並不是那種利益最大化的商業片，我要有自己的表達。我不能夠有一個老闆，因為在我覺得我已經很照顧市場的時候，老闆覺得我還沒那麼考慮市場，這樣我們的矛盾就很大。”陳可辛說，“我（獨立）的好處是，那些投資公司都相信我。”
2009年的金像獎，由陳可辛監製的《十月圍城》獲得最佳影片。這是陳可辛以監製身份收穫的第一座獎盃。上臺領獎時，陳可辛憶及往事：“入行時蔡瀾先生問我想做什麼，我說想做導演。他對我說，好導演有一大堆，80年代香港都沒監製，為什麼你不做監製呢？所以做了那麼多年，監製的電影比導演的電影多很多，但大家都叫我陳導演陳導演，其實我是監製來的！”
黃建新至今記得，在《十月圍城》拍攝地的酒店內，身為監製的陳可辛在閉門會議中挺身而出的樣子。那是在2009年7月，拍攝啟動不久，導演陳德森抑鬱症發，丟下劇組回港休養。演員檔期在即，閉門會議是要討論，是否放棄陳德森，重新尋覓導演讓項目進行下去。
“他（陳德森）為這個項目付出太多了。我們不能丟下他。”黃建新回憶，陳可辛當時這樣說。陳德森自2003年開始籌備《十月圍城》，歷經投資方自殺、母親去世，自己更患上抑鬱症，只為了造出“一座城”。為此他受盡投資人的奚落——“劉德華、張國榮、黎明加起來才2000多萬，你要我那麼多錢，我還不如給三個大明星吧，你是不是傻。”“每一個導演都要蓋那麼貴的景，我是做地產的還是投電影的？你就車墩拍拍就好了。”
陳可辛沒有讓陳德森再遭遇這樣的狀況。“我們用三倍的錢來拍。”他說。“圍城”最終造出來，“演員來到現場都傻了，一下子就進入到那個時代了。”當陳德森抑鬱症好轉，再回到片場時，陳可辛和“前來救火”的劉偉強已經在片場多線操作了起來。陳可辛對他說，“這是你一輩子的願望，你就好好享受當導演的過程。”
“現在年輕導演來我會跟他講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只要說服我，我是一個電影人，我是聽得懂的，我會賭，我能做這個賭。”坐在談判桌的另一邊，陳可辛嘗試去構建一種更健康的生態：“最重要的問題是誰有話語權，然後我能夠跟有話語權的人對話，能夠大家思考、對話、溝通、理解，不一定我對，不一定他對，但是大家能夠溝通。”
許宏宇評價自己與陳可辛的合作，作為一個沒有任何經驗的新導演，“得到了充分尊重”。“他不會告訴你不要這樣不要那樣，他會聽你的想法，努力幫你一起實現。”
11年前，許宏宇是一名剛畢業的剪輯師，偶然加入《投名狀》劇組，利用業餘時間拍攝了一部關於陳可辛的紀錄片。他對其中一個鏡頭印象深刻：那是2007年，適逢香港迴歸十週年，整個維港進行了煙花匯演。坐在尖沙咀高樓的工作室內，陳可辛正專注地處理後期，窗外菸花綻放，夜空絢爛，整整10分鐘，他始終沒有抬頭。
❺
野心
童年的週末，父親常駕車帶一家人去新界兜風，但不會去清水灣（邵氏影城所在地）。陳可辛回憶，“爸爸在邵氏做得不開心，一去那裡就胃痛。”
父親想拍自己的電影，堅持自己的風格而與公司幾番爭執。父親曾對他說，“電影不是藝術，不像作畫，畫不好，廢的只是一塊畫布和一些顏料，電影是真金白銀投進去的，要給人交代。”
父親的觀點對陳可辛影響至深，很早讓他領悟了生存主義的哲學。他在自傳中寫過這樣一個故事：
在香港時，認識一個出租車司機。司機本來是律師樓的師爺，懂法律，英文也好；金融風暴時失去一切，就去當出租車司機。在尖沙咀看到滿街出租車都沒生意，空車等客，覺得這樣不行，就去郊外，有一天接了一個從沙田到中環的行政人員，一趟車程就做到一天的生意額200多元，於是他和那個行政說，以後你有需要我就來接你，你打電話我就來。他開始專門去找長途客人，客人越來越多，接單接不過來，他就回到尖沙咀出租車站，招人合作，慢慢整合成一百多人的車隊，每月有六萬多收入。他說再也不會回去中環打工，這輩子到老都做出租車司機。我覺得這個人就是個很典型的生存主義者。他的成功引發我去拍了《金雞》，一個逆境求存的妓女。
自籌資金執導了幾部電影，但屢屢遭遇週轉不靈，陳銅民由此放棄了做導演的夢想。那一年，他53歲。
陳可辛今年56歲。拿過4座金像獎獎盃，得遍華語電影圈關於導演和監製的最高獎項。他被視作“最成功的商業片導演”，以及票房的保障。但他不能滿足於只拍賣座的電影，想要兼顧票房和深度，為此也時常糾結。
“陳可辛做的是一條最難走的路。”黃建新感嘆。“其實你要個人表達，沒那麼多顧忌，你要管市場，你也沒有那麼多糾結。所以他是處在了一個經常會自我矛盾之中，自我判定、糾結又要堅持，這是一個最難的狀態。”
一次，兩人一起看《蝙蝠俠3》。走出影院時，陳可辛感嘆，所有蝙蝠俠的系列中，這部是最深刻的。黃建新卻說，“但這部一定是最不賺錢的。”
“它深度一深，一糾結，普通觀眾就覺得太累了，就不夠通俗。你去看豆瓣，最賺錢的電影應該在6、7分之間，超過8分的有賺的，但是很少，大量最賺錢的電影都在這個評分之間。”
聽了黃建新的話，陳可辛沉默了一會兒，點了點頭。
“如果你能放下你的糾結，下一部肯定多3億票房。”黃建新常常打趣他。陳可辛則笑，“我只要賺了，我沒要賺大錢，但是我的電影好，我就覺得行。”
很多年後，陳可辛參加中學的reunion，驚覺自己當年“原來沒那麼合群”。他一直以為自己扮演著nice guy，“很好地掩飾了（自己的不同）”。其實根本不是那樣，同學取笑他，“你說好看的電影就不要去看，因為一定不好看。”
視野的宏闊早有顯現。2000年，陳可辛找到黃建新商談電影項目，他想拍哈金的小說《等待》，一個以文革為時代背景的愛情故事。項目最終未能獲批，卻讓黃建新在心底暗暗欣賞起對方的格局。“他出生在泰國，去美國接受教育，又來內地拍戲，香港那寸土地不能滿足他的創作野心。”
和父親在一起，陳可辛說泰語。和妻女在一起，他說粵語。和異國的合作伙伴在一起，他說英語。來內地和團隊工作時，他說標準的普通話。
“你可以看得出，他是open的，融合的。”張冀說。
當我問及記憶中關於陳可辛的標誌性一幕，張冀為我描述了一個畫面：《中國合夥人》的慶功宴上，陳可辛喝多了落淚，他告訴張冀，那是他最想拍的片子，“拍得真過癮。”
那個晚上，陳可辛還用吉他彈唱了一曲，是弗蘭克·辛納屈的《my way》：
I ‘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我度過了充實的一生。）
I ‘ve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我走過了每一條道路。）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但，遠不止如此。）
I did it my way.
（我走完了自己的路。）█
攝影 / 於聰Yu Cong
創意總監 / Vicson Guevara
時裝總監 / Anson Chen
時裝編輯 / 吳睿騏
編輯 / 李典
文字監製 / 何瑫、靳錦
採訪、撰文 / 衛詩婕
妝發 / 竇凱
時裝助理 / 利霞、張霜晨、Steven
統籌 / 陳蔚、單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