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這是1980年代初,周揚(右一坐者)到訪《新觀察》編輯部,楊犁(中立者)介紹情況。 (作者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5月2日《南方週末》)

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感覺到遺傳的不可抗拒,越來越清晰地在自己身上窺見父親的影子。不經意中的舉手投足,會突然覺得似曾相識,仔細想想,父親曾經有過。這感覺讓我無奈,因為父親的一生,不是我想過的一生。

1923年父親生在江蘇南京一個平民家庭,小學剛讀完,因為日本侵華戰爭,南京市民大逃離,百萬人口出走半數。父親與家人失散,小小年紀開始流浪,顛沛流離,吃盡苦頭。1938 年秋,流浪到湖南的父親考入東北中學,總算安頓下來,開始為期六年的中學生活。東北中學鼎鼎大名,最早是張學良在北平為東北逃亡學生們創建的,後來隨著戰事發展,一路內遷。父親在湖南剛讀了半學期,又隨全校師生徒步遷往四川省威遠縣的靜寧寺。

父親

1984年,中國現代文學館開館前夕,巴金與楊犁在一起。 (作者供圖/圖)

父親到晚年,一直悄悄在寫回憶錄,用的是筆記體。我偷瞄到幾頁,我是個文學編輯,能客觀看待任何人的文字,哪怕是父親的。喜歡那樣的寫作,放鬆、平和,非常生動。寫的都是學生時代的生活。在他筆下,那段日子湛藍天空一般清澈透明,字裡行間看不出一絲怨艾;但我這個旁觀者看,都是苦難——飢餓、貧寒、受辱、掙扎。

最近發現父親一篇遺稿《懷念靜寧寺》,可以佐證我所言不虛。看他寫的啊,都是寧靜與美好,但我分明聽他講過,上中學時,當地柑橘大豐收,可憐交通不便運不出去,最後就要爛在園子裡了,種植園主才格外開恩,放窮學生們進橘園,可勁兒吃,只是不許帶走。父親說當時吃的呀,肚子撐得走不動道,胃也忍受不了那麼酸啊,別提多難受了。然而第二天還是要去,吃得更多,因為平時飢一頓飽一頓的,餓怕了。

1944 年父親高中畢業,考入西南聯大西方語文系。父親離休之後,常有他聯大劇藝社的老夥伴來我家聚會,從他們交談中,我不時聽到一些聯大往事。聯大劇藝社人才濟濟,彭佩雲、聞立鶴、王鬆聲等,都曾是成員,指導老師是聞一多。不是掛名,是真指導,我親眼見過聞一多為劇藝社創作劇本的手稿。父親是劇藝社骨幹,因為演過吳祖光話劇《風雪夜歸人》裡只有一句臺詞的角色二傻子,得了個“二傻子”的外號。據他同學們講,也是父親性格一向內向,總是悶頭幹活兒,不吭不響任勞任怨,確有“傻”的一面;所以儘管演過不止一個角色,比如我見過一張劇照,父親身穿國民黨軍裝,那是出演當時一部名劇《凱旋》的男一號,可只有“二傻子”深入人心,被一路叫到老,叫到死——父親過世,夥伴們到八寶山送他,泣不成聲中喊的還是“二傻子”。

還聽說,父親在聯大讀書時,夥同幾個同學創辦了一所昆湖小學,主要目的是接濟窮苦人家孩子,義務教他們讀書識字。也正因此,他被中共地下黨組織認定為可團結對象,陸續就有“左翼”人士與他接觸,他也積極參加了“一二·一”民主運動。

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終止辦學,師生分批北返,父親轉入北京大學繼續讀書,並擔任北大劇藝社總幹事。此時,他和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的接觸應該慢慢多起來。1948 年 2月因為身份暴露,被緊急轉移到冀中解放區,改名換姓,先在華北聯合大學思想改造,然後加入中共,到成仿吾領導的高等教育研究會工作。

聽他講過,北平城“圍而不打”那段時間,他和成仿吾等人駐紮在後來的北京首鋼附近,每天的工作是騎車進城,買各種小報,打探各路消息,重點分析北平各大高校知名教授的思想動態,再製定相應計劃,想留下的進一步落實,想去臺灣的盡力勸說留下。關於這段經歷,我記得他還講過一個細節:成仿吾有個警衛員隨時跟在身後,久而久之,二人步態完全一致,常有他人從後邊看到如同克隆的一雙背影,忍俊不禁。

北平和平解放,他是第一批進城人員,先在軍管會文化教育接管委員會工作,然後被派去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委會。文代會開完,開國大典還沒舉行,他被調到新創刊的《文藝報》做編輯部副主任。1955年調任中國作家協會辦公室、研究室副主任,前途無量的樣子。不過好景不長。父親有一套一寸免冠照片,自小學時代排起,初中、高中、大學、工作……貼滿一本相冊的第一頁。每次看到這些照片,我都不自覺地會比照:父親在我這個年紀在幹嗎呢?那頁相冊最後一張照片上,三十五歲的父親英俊到令人驚歎,氣度不凡,但是眉頭皺得很緊。

我在父親下放的蘇北淮河流域那片鹽鹼地出生,直到十一歲隨父母落實政策來北京。現在回頭檢索那十一年,於我,正像父親晚年再寫少年事,成長的歡樂佔據主要成分,但是裡邊也有陰影,這個陰影就是父親。

當時家住淮陰地區漣水縣城五金公司倉庫區,空蕩蕩的院子,一半庫房一半住家。院子外邊是蜿蜒數十里的林帶,綠樹濃蔭、空氣清新,卻少有人去,因為那是當地的墳場。我小時候膽子大,又沒什麼怵忌,整天在樹林裡瘋,冬天燒枯葉,夏天摘槐花。也是因為除此以外,實在沒什麼更好的娛樂項目。每天瘋完回家,瞧見父親的背影,心裡的熱乎氣兒登時就散得一乾二淨。

父親在蘇北,一直在一個七年制學校教書,除了音樂課,教遍所有課。家裡沒個像樣的桌子,東窗下有臺縫紉機,父親就背對著全家,在那上邊伏案工作,有時備課,有時念書,還有時寫點什麼。看他的背影很難受,因為那姿勢總是很不像樣兒,歪七扭八的。最常見的,是用手或肘抵著胃部,偶爾還會有痛苦的低吟傳來。那時他的胃病很嚴重。

幾年後,醫院懷疑是胃癌,做了胃切除手術,切了三分之二。還記得那一陣兒吃飯,父親只吃一口,神情痛苦。

那時候的父親非常嚴厲,很少和家人說話,也很少有笑臉。我和哥哥有時候耐不住寂寞,成心找茬兒去問他點什麼,回答總是簡單到不能再簡,再怎麼問,通常只有“不曉得”三個字。現在想來,我們那些問題,他其實可以說些什麼的,只是身心俱疲,實在沒心思說。他心裡苦,不願意在孩子們面前流露,免得讓我們過早觸及苦痛。

父親對我們的愛,表現出來竟是反方向的,是出格的嚴厲,我在幼時完全不能理解。家門口百米開外,是一條黃河故道,每到夏天,左鄰右舍會去河裡游泳。我水性不好,但是貪玩心切,尾隨哥哥去河裡撲騰。怕被淹著,拿個洗衣服的木盆扶著向河中心漂。父親突然出現在岸邊,把我拎回家,二話不說罰跪。

我委屈得眼淚狂流,他卻視若無睹,背對著我徑自備課。後來他讓我起來,說了一番話,大意是說我那樣做太危險,那條河邊有過一場戰役,河底遍佈大大小小的彈坑,夏天漩渦又多,他怕我在河裡出事,不發那樣的狠,我不會長記性。

現在我明白了,當時再深一層的話父親沒說,他是要我們從小就懂得保護好自己,家裡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逆境,再也經不起任何打擊,要知道,萬一那會兒我們有什麼閃失,不能指望任何人來幫助我們這樣一個家庭。

我越成年,越能理解父親當年的嚴厲。這樣對待孩子,也許不是最佳方式,可他性格如此,既然裝不出輕鬆,演不出瀟灑,就把所有苦憋在心裡,不觸及他人,哪怕是自己的親人。所以那些話,他只憋在心裡。

這次整理故紙堆,還找到 1979年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兩個證件,一是父親的代表證,二是大會的工作證(意外的是,這張工作證竟然編號是 001 號,可能因為他是大會的宣傳處長,近水樓臺吧)。這兩張證件令我想起父親剛剛平反回到北京時的樣子。很興奮,像當時所有重獲新生的知識分子一樣,全部身心撲向百廢待興的事業。急匆匆的身影在我們面前都是飄過的,根本沒工夫搭理我們。我們的感受卻和早年截然相反了,因為父親臉上常常掛著笑容。可惜,仍舊好景不長,很快,父親又陷入新一輪的痛苦。

這時的痛苦,一方面來自世事紛雜,事業艱難。一件非常簡單的事,要繞無數個彎子才能達成,想幹正事兒,就要忍受無窮無盡的委屈甚至冤枉,這讓性格耿直的他有點灰心。偏偏他又被人當成獨具開創精神的人,從他重返北京,至1991年離休,始終在做那些從頭做起的事。先是編纂《六十年文藝大事記》、籌備第四次全國文代會,起草大會文件;1983年開始,平地起高樓地籌建中國現代文學館,後來又兼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幾番打拼下來,即便是鐵打的身體也經受不住,何況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

另一方面,這個痛苦來自身體。

畢竟年歲不饒人,他心氣兒高,工作起來老要拼命似的,可身體漸漸跟不上了。常看他下班回家疲倦地倒在沙發上,面色慘白。還不能勸,他不服輸,越勸他倒好像受了提醒,意識到時間的緊迫,馬上起身開始勞碌。

再一方面,也是最慘痛的一面,父親越到晚年,越覺得自己這一輩子走了許多彎路,做的那些工作固然有點意義,但並非最適合自己,也並非自己最想做的事。這讓他內心越來越苦不堪言。

曾經見他填寫一份履歷表,其中一項問“有何業績”,他居然只寫了自己做編輯,“增刪字句,數字數,畫版式,及相關雜務”等等,而對於在我看來意義重大的諸如創建中國現代文學館之類的事,也只有一句話而已。他此時已將這些看淡了。

如果重活一生,他會選擇什麼呢?他說想做學問。

父親萌發做學問的念頭應該是在現代文學館時,證據是他編了一本七十萬字、八百多頁的《胡適文萃》。編選一部文集,在別人做來可能一兩個月足夠了,可是他呢 ?

1985 年我上大學,他就在忙活這事兒,等書出來,我已經在這本書的出版機構工作兩年了。這不是一部普通的文選,是他深入研究胡適,最後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呈現他的研究成果。曾經很長一段時期內,胡適在大陸始終是反面形象,著作偶爾面世都是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沒仔細考證過,印象裡直至《胡適文萃》出版,胡適終於以非常謹慎的正面形象出現。我親眼見證了這本書出版過程之謹慎與艱難。

父親

西南聯大劇藝社演出《凱旋》的劇照,後排扮演軍人的演員是楊犁。 (作者供圖/圖)

父親離休後,常常只有我倆在家,各自窩在自己房間,各做各的事。工作累了,就坐在一起閒聊聊。

那個時候,他的心態從未有過的平和,心靈深處是安靜的,所以不時講起自己的一生經歷。那些聊天的時刻真是愉快啊,常常聊到暮色四起,甚至夜幕降臨,但我們渾然不覺。媽媽下班回家看這爺兒倆,會撲哧樂了——這麼黑,都不知道開燈!

父親在那些聊天中曾經說,如果再活一世,他一定選擇做學問。

他說,自己爬牆頭兒搞學生運動的時候,另一部分同學泡在圖書館。現在那些同學都在學問上成績斐然,他欽佩那些人。並非看低自己所做的那些工作,只是以一生的經驗,到頭來發現,這些事情並不適合自己,因為自己始終不習慣與很多人打交道。自己做學問,天資不算太高,可能最後也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成果,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得失全在自己,清淨。

父親明確意識到這點,已經六十七歲了,沒有氣餒,也不怨天尤人,從頭做起學問來。他開始主持編纂《中國現代作家大辭典》。目錄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起步方法,這部辭典裡,不光有作家的小傳,最重要、也最有價值之處在於,它收錄了每一個作家每一部作品的出版目錄。

父親在骨子裡,是個典型的傳統文人,選擇這一起步並不為怪。選擇現代作家,當然與他晚年全力傾心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有關。

這部辭典耗時三年完成,耗盡了父親最後一絲精力。到現在,它出版已有二十多年,仍是同類工具書中最為翔實可靠的一部,我在工作中常會用到,每次拿起它,都覺得沉甸甸的,隱約覺得那是父親的心血凝聚,還有一個普通人一生的苦難溶在裡邊。

其實,父親這一代人,大多苦難一生,我眼中的父親,不過是個代表人物而已。這代人從年輕時開始,命運中變數太多,來者全都猝不及防,比如父親的逃難,比如父親從北大到解放區,繼而從事文藝工作,等等,很多時候來不及考慮,更不容選擇,可如此一來就是一輩子的事。

再來回想這些,恍若隔世。

父親 1994 年離開人世。過世很久的某一天,晴朗的天空下,我枯坐陋室,翻開一本閒書,直唸到夜幕覆滿整個城市,忽然想到父親。想到他像許多父親一樣,做過“課孫”這樣的事。在他虛弱的晚年,曾學習胡適當年抄寫“每日一詩”,為我的小外甥抄下厚厚一摞唐詩宋詞,生字逐一注音,旁邊不時還有返老還童風格的圖畫。想起父親臨終前,站在病房窗戶邊,望著樓下一群兒童歡樂地嬉鬧,他說:想小外孫了,想回家,看他在院子裡踢球……

這也是他留在人世間最後的話。

楊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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