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東征結束，周恩來對陳誠說：“聽說你炮打得很好，不過一定要注意安全。”
陳誠，字辭修，別號石叟。１８９８年１月４日出生於浙江省青田縣高市鎮一箇舊知識分子家庭。１９０５年從堂伯陳為謙為師，１９０６年進高市小學讀書。１９１３年考入位於麗水的浙江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讀書。１９１７年師範畢業後，考入浙江省立體育專科學校繼續讀書。１９１８年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炮兵科。１９２０年７月，直皖戰爭爆發，軍校停辦。陳誠離校南下，進入粵軍第一師第三團，同年加入國民黨。１９２１年保定軍官學校覆校後返校繼續讀書。１９２２年軍校畢業後，陳誠到浙軍第三師第六團第三連任見習軍官。
１９２４年，國民黨決定在廣州開辦一所旨在培養後備人才的軍官學校，即後來的黃埔軍校。陳誠因征戰驍勇，被孫中山點名送進這所軍校進行重點培養。周恩來此年秋剛從歐洲回國到廣州，先是出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後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和陳誠就是在黃埔軍校結識的。
陳誠十分崇拜周恩來，起因是他經常在校刊上讀到一個署名翔宇的人寫的文章。陳誠感到閱讀翔宇的文章，能讓人產生一種革命鬥志。於是，陳誠就在軍校裡多方打聽翔宇其人。當陳誠得知翔宇就是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時，便主動請求與周恩來見面，兩人一見如故。讓陳誠大為感動的是，有著留法經歷的周恩來平易近人，待人誠懇，特別是周恩來的談吐和超出常人的見識，剛剛接觸就征服了陳誠。
周恩來剛進黃埔軍校任職不久，就從其他人口中瞭解到陳誠的一些情況。有人告訴周恩來：別看陳誠的個子小，相貌平常，身體也不夠強壯，可是他對軍事卻情有獨鍾。當初陳誠師範畢業後曾經獨闖日本，他當時的願望就是要投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可是主考者看不上陳誠，以他身材瘦小為藉口，拒絕他報名。陳誠不甘心，回國後投考了保定軍官學校。周恩來在和陳誠談到這段往事時，曾經對他說：“如果你真想當一個軍人，就要有不怕一切的韌勁才行。２０年代的中國軍人，不可能再與晚清時期相比了，凡是參加黃埔軍校的學員，將來至少也要有高中文化水平。”
１９２５年２月，周恩來參與領導黃埔軍校學生軍進行第一次東征。陳誠時任軍校的校軍炮兵營第一連上尉連長。在淡水戰役中，陳誠的炮兵連表現得很英勇。進入棉湖戰役階段，陳誠險些陣亡。６月陳誠回到廣州時，周恩來對他說：“聽說你炮打得很好，不過一定要注意安全。”
１９２５年秋天，陳炯明再次進攻廣州。周恩來參與領導和指揮第二次東征，這時陳誠已經在第一軍任炮兵第二營少校營長。在惠州戰役和殲滅陳炯明反動勢力的幾次戰鬥中，陳誠經常見到參與前線指揮的周恩來。第二次東征結束後，陳誠升任中校參謀，當年１２月改任第六十三團上校團長。可就在這時，周恩來離開了黃埔軍校。
國共第二次合作，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的陳誠，力邀周恩來出任副部長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爆發。不久，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１９３８年，陳誠出任武漢衛戍總司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等職，駐守武漢三鎮；而周恩來這時正擔任著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陳誠在上海失陷之前，曾經以第三戰區左翼作戰軍總司令和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的雙重身份，親臨前線指揮數次重大戰役。淞滬戰事結束後，陳誠隨國民黨軍撤退到武漢。這一時期，蔣介石雖然率領國民政府遷到重慶，可是陳誠卻一直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留守在武漢。此時，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的陳誠想起了早年在黃埔軍校時結識的周恩來，決定力邀這位中共要人蔘加政治部的領導工作。經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獲准出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直接領導第三廳的工作。第三廳廳長是郭沫若，主要負責抗戰宣傳。在武漢負責抗戰宣傳的大多是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如田漢、洪深等，這些人都是由周恩來和郭沫若提名，陳誠任命的。在周恩來和郭沫若領導第三廳期間，他們不僅有效地組織了日本反戰同盟，還組織了一些與抗戰相關的戰地劇團。例如當時在中南地區頗有影響的夏聲劇社等，就是這一期間最活躍的演出團體。陳誠雖然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可是他對周恩來卻十分敬重。陳誠經常關注周恩來的食宿，派身邊侍衛負責周恩來在武漢的安全。
凡是周恩來公開露面的時候，陳誠一般都會陪同出席，有時在前線也要趕回來。例如在政治部舉行“總理紀念週”的時候，陳誠當時在前線，每次他聽說周恩來參加，都要從前線趕回武漢。同樣，凡是陳誠主持的“總理紀念週”，周恩來也必到會。那時的情況是，講臺上無固定的座位，僅主持人站在臺上講話，與會者一律站在臺下傾聽。周恩來、郭沫若等則站在第一排。“總理紀念週”有一套固定的儀式，開始時要唱國民黨黨歌，然後再齊聲誦讀《總理遺囑》，結束之前還要齊聲誦讀國民黨《黨員十二守則》。
這種儀式對於共產黨人來說有些強人所難。但由於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只能夠以遲到或早退的辦法，竭力避免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他每次參加紀念週時都要等讀完《總理遺囑》之後才進來，然後站到第一排中間。但遲到容易，早退就有些困難了。不過周恩來仍然有辦法解決這一難題。每當陳誠講話快要結束時，周恩來就會以抬腕看手錶的方式提醒臺上的陳誠。如果陳誠看到這個動作，便立即結束講話，交代其他人繼續主持並誦讀《黨員十二守則》。陳誠走下臺後，陪同周恩來走出會場，然後又同車離開。陳誠這樣做，主要是為周恩來考慮。如果陳誠當時沒注意到周恩來抬腕看手錶的動作，那麼周恩來就會開口提醒陳誠說：辭修，時間差不多了。或者說：辭修，我們該到某某地方了。他這麼一提醒，陳誠就會馬上終止講話，走下臺來，兩人一起走出會場。
１９３８年５月，世界學聯代表團來到了戰時的武漢，他們是為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戰而來的。周恩來和陳誠對此十分重視。在周恩來和陳誠的主持號召下，武漢各界三次召開盛大歡迎集會。在其中的一次歡迎活動中，險些發生意外。那天，陳誠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的身份，與副部長周恩來、黃琪翔和第二廳廳長康澤、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等，出席在漢口中山路由漢口商會主持的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大會。周恩來走上主席臺，發表講演，代表全中國人民對世界學聯代表團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表示歡迎。同時也對國際友人熱愛和平、反對侵略和支持中華民族抗戰表示感謝。當週恩來在講演中說世界人民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支持，將極大鼓舞中國人民把偉大的抗日戰爭堅持到底時，會場上響起雷鳴般的掌聲。然而，當週恩來講到中國當時的抗戰形勢，尤其是談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在抗戰初期以首戰平型關震驚世界的時候，會場上秩序大亂，一些人開始吹口哨或發出陣陣唏噓聲。
面對臺下的騷動，周恩來神情冷峻，而坐在臺下的陳誠則很緊張，擔心那些人攪亂了周恩來的講演。於是，陳誠向坐在一旁的副部長黃琪翔遞了一個眼神，示意他出面制止。黃琪翔快步來到臺上，他站在周恩來身邊，揮手向臺下大聲說：“臺下是什麼人搗亂？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團結抗戰，你們怎麼還敢在這裡搗亂？不願意聽的，請馬上都給我出去！”黃琪翔的講話起到了震懾作用，剛才還騷動的會場立刻安靜下來，周恩來得以繼續講演下去。當時雖然是國共合作期間，可是也有一些國民黨的消極勢力暗中作對，例如當時出任第二廳廳長的康澤，他本人就是主管“民眾組訓”工作的。此次集會發生這種意外，與康澤有著很大關係，然而康澤竟然對場上鬧事不聞不問。如果不是陳誠派黃琪翔出面平息騷動，很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情況。
為解決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周恩來建議葉挺在適當的時候可向陳誠等國民黨軍政要人表示自己願意領導這支部隊
抗日戰爭爆發後，北伐名將葉挺離開寓居的澳門來到上海。國民黨當局曾派陳誠等人去會見葉挺，想利用他在北伐戰爭中的威望，委任他擔任國民黨軍的高官要職。但葉挺表示，自己不求高官厚祿，只求為抗戰出力。
正在此時，中共代表周恩來來到上海。在潘漢年的安排下，周恩來與葉挺見了面。周恩來告訴葉挺，他正在與蔣介石談判國共合作抗日的事，陝北主力紅軍改編的問題大體就緒後，下一步將談判改編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的事。周恩來表示，考慮到葉挺或許是蔣介石能夠接受的人選，因此希望他能夠參與這支部隊的改編，並出任改編後的領導人。周恩來建議葉挺，在適當的時候可向陳誠等國民黨軍政要人表示自己願意領導這支部隊，並通過他們爭取蔣介石能儘早同意，以便使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儘快下山集中，開赴抗日前線。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戰火已直接燒到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蔣介石的對日態度有所轉變，對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的改編也有所鬆動。為了後方安全，蔣介石迫切希望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下山集中開赴前線。此時的葉挺重上戰場的願望更加強烈，他找到了正在上海指揮作戰的陳誠，表明自己願意參加改編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而且建議將這批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繼承鐵軍的光榮傳統，儘快開赴前線對日作戰。蔣介石迫於當時的戰場形勢，同時錯誤地估計了葉挺，以為葉挺能為其所用，在未徵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就急急忙忙地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正式通報，“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沒有料到蔣介石會如此快地任命自己為新四軍軍長，內心深感不安。由於此事還未來得及向中共中央彙報，並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為此，葉挺從上海來到南京與博古、葉劍英接洽。
１１月３日，葉挺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請示關於組建新四軍等問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為他主持召開了歡迎大會。毛澤東致歡迎詞說：“我們今天為什麼歡迎葉挺同志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期的北伐名將，因為他願意擔任我們的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則表示：“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持抗戰到底。”１１月９日，葉挺離開延安，１２日到達武漢。１１月１３日，葉挺第一次以新四軍軍長的身份，向新聞界發表了談話。隨後，葉挺帶著中共中央關於新四軍改編的初步方案來到南京。１１月２１日，葉挺由葉劍英陪同，與蔣介石商談改編事宜。蔣介石在新四軍的隸屬、編制、幹部配備等問題上，均否定共產黨的方案，並以延安所提新四軍幹部名單均為共產黨員為由，挑撥葉挺與共產黨的關係說：“你不是共產黨，將來你有性命危險。”葉挺請撥軍費，蔣介石不允。葉挺見蔣介石不以合作抗日為重，憤而向蔣介石提出辭職，蔣介石不得不在經費等問題上作出讓步。１１月下旬，葉挺由南京返回武漢，在漢口設立了新四軍籌備處，為新四軍的組建開始了艱苦不懈的努力。
皖南事變後，葉挺被羈押，周恩來多次尋找機會探視，陳誠也盡力給予方便
葉挺就任新四軍軍長後，往來於南京、武漢、延安之間，在國共兩黨之間折中疏通；利用與國民黨軍政要人的老關係，爭取編制、經費、軍械物資，交涉集結地點、開進路線；憑著以往的社會聲望，四處奔走，多方聯絡，招兵買馬，籌款購槍。葉挺還動員願為抗戰出力的國民黨退役軍官、無黨派人士、醫護工作者和文化人，參加新四軍工作。擅長文墨的吳振邦，後來擔任戰地服務團團長的朱克靖，擔任軍醫處處長的沈其震，都是追隨葉挺來到新四軍的。葉挺以其在香港、澳門和海外僑胞中的影響，廣泛爭取社會各界和僑胞的同情、支持，擴大了新四軍在國內外的影響。其後，葉挺率領新四軍健兒奮戰在大江南北“整整打了兩年多，大小１２６５戰”，使新四軍由初始的１萬多人發展到１０萬人，為東進抗日，發展壯大，打開華中局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變發生後，葉挺曾被軟禁在重慶歌樂山。陳誠在重慶見到葉挺，希望他能出任第六戰區的副司令長官。可是，一心抗戰並嚮往共產黨的葉挺對此予以拒絕。
陳誠的舊部楊伯濤曾說：
陳誠素性好動，除勤勞治軍之外，稍有暇時，即延攬名流，敬禮賢達。秉此一貫作風，陳認為葉挺將軍是可以爭取的對象，幾次與葉懇談，勸其附蔣，都遭到葉挺的拒絕。陳誠又向蔣彙報說，如果蔣能親自召見，加以撫慰，可能使葉挺就範，蔣介石亦表同意。陳誠為了動葉以情，特派第六戰區參謀長郭懺前往重慶勸葉，郭是保定軍校六期學生，與葉挺素有交往。
１９４２年５月，郭懺至葉挺處說：“委員長極欲見兄一談，特要我來迎候，請一道前往。”蔣介石見到葉挺時，先詢問了葉在重慶休養的情況，又問及對皖南事變的看法和今後的打算。葉挺聲明自己在皖南沒錯，請求釋放在上饒集中營監禁的新四軍幹部，並恢復新四軍這一支抗日部隊，絲毫沒有附蔣的態度。蔣、葉談話，也沒使葉挺有所轉變。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陳誠為了打破這個僵局，遂報請蔣介石批准，最好將葉挺轉移到恩施休養，得到蔣的許可。陳誠將這個決定告訴葉挺，陳誠的態度誠懇，葉挺慨然應允，藉以解脫在重慶的禁錮生活。
當葉挺來到湖北恩施時，身在重慶的周恩來曾經多次尋找機會探視葉挺。１９４３年春天，有一批新聞記者將要前往恩施進行採訪活動。於是，周恩來給陳誠寫了一封親筆信，交給一位名叫陸詒的記者。周恩來還叮囑陸詒到了恩施以後，如何爭取見到幽禁中的葉挺。
陳誠接到周恩來的信以後，馬上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准許陸詒面見葉挺。這在當時是要冒一定風險的，從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陳誠重感情的一面。
陳誠逝世，周恩來動情地說：陳辭修是愛國的人，他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
從１９４９年陳誠離開大陸到１９６５年陳誠在臺灣病逝，周恩來始終關注著陳誠在臺灣的情況。陳誠到臺灣以後，曾就任過蔣介石的副手，出任過“副總統”和“行政院長”。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毛澤東提出“一綱四目”的對臺工作指示。“一綱”是：如果臺灣可以迴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都可以按蔣介石和陳誠的意見研究解決。“四目”是：一、臺灣迴歸祖國以後，除外交問題必須要由中央決定之外，其餘軍政和人事安排可根據臺灣方面的意見辦理；二、臺灣如果建設費用不足，中央財政可以下撥；三、臺灣的社會變革可根據臺灣方面的意見研究擬定並付諸實施；四、大陸和臺灣均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的團結之事。
１９６３年，周恩來請來與陳誠有舊的國民黨起義將領傅作義、張治中共同商議如何給陳誠寫一封信，以便向陳誠轉達毛澤東的幾點指示。最後，傅作義、張治中兩人以個人名義致函陳誠，期盼他能夠順應時代潮流，早日為海峽兩岸的統一大業做出力所能及的工作。遺憾的是，就在傅作義、張治中兩人的聯名信送到臺灣不久，陳誠身染重病。開始，陳誠只是嚴重腹瀉，但很快被診斷為肝癌。
１９６５年２月下旬，陳誠的病情急轉直下，國民黨不得已在報上公佈了陳誠的病況。３月３日清晨，陳誠終於從長久的昏迷之中清醒過來。他在床上依次把親人打量一番，最後把目光投向了長子陳履安。此時，陳履安知道父親的最後時刻為期不遠，也明白父親向他索要筆墨的意思。父親顯然要留下一份遺囑！在場的陳家子女和醫生護士，都悄悄退到屏風背後。當病房裡只剩下長子陳履安時，陳誠才開始口授遺囑：
一、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之下，完成國民革命大業；
二、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軍民共此患難；
三、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為。
這份言簡意賅的遺囑在陳誠去世以後公佈出來，曾經引起一些人的質疑。因為在這份遺囑中，陳誠竟然對當時流行的“反攻大陸”和“光復大陸”隻字未提。究竟是陳誠病中的疏忽，還是他的成熟意見？不過，像陳誠這樣一生處事謹慎、精明周到的政治人物，他親口授人所記下的遺囑，絕對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可訴諸紙面的。
陳誠當時病情嚴重，但是他的頭腦是清醒的。對於退守臺灣的國民黨與隔海相望的共產黨，陳誠顯然有著自己的政治觀點。陳誠病逝以後，臺灣國民黨當局在發表陳誠這份遺囑之前，曾經徵詢過陳誠的夫人譚祥的意見：由於“陳副總統”的身份非同一般，所以他的遺囑中不提“反共”和“反攻大陸”顯然有違黨國現在的宣傳大計，最好對“陳副總統”的遺囑進行一番修改才好！可是，譚祥知道，陳誠的遺囑是他在生命最後時刻，經過深思熟慮後的肺腑之言。譚祥對前來官邸徵詢意見的官員表示：“辭修的遺囑如果一定要發表，就只能按照他生前的口授原件，如果感到這樣公佈不合時宜，也可以不發表。不過要發表就只能如此了！”後來，有人把譚祥的這一意見向蔣介石作了報告，儘管蔣介石對陳誠的遺囑有所保留，但他最後還是批准：“照原件發表公佈！”周恩來獲悉陳誠病逝的消息後，雖然沒有在公開場合表示任何態度。但就在這一年的夏天，周恩來前往上海迎接從海外歸來的李宗仁時，在虹橋機場候機廳休息室裡，面對陳毅、葉劍英以及上海市委的陳丕顯、曹荻秋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即席講了一段頗有深意的話。其中，周恩來就講到幾個月前在臺灣病逝的陳誠。周恩來十分動情地說：“陳辭修是愛國的人，他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可惜他身體不好……他臨終時留有遺囑。臺灣當局要修改發表，他夫人反對，說要動就不發表，要發表必須原文。”“陳辭修是愛國的人”，周恩來雖然只是一句話，卻可為他們的黃埔情畫上圓滿的句號，同時也為陳誠蓋棺論定了。
○竇應泰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