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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廣袤的版圖上,常州這座擁有七千年文明、三千年繁華的城市是一顆耀眼的江南明珠。她地理位置優越,襟三江帶五湖,歷來為南北要衝,素稱“中吳要輔,八邑名都”,形勝甲於東南;她經濟繁榮,人民富庶,“為衣冠之都會,尤南國之通津”;她教育發達,人文薈萃,是季子故里,齊樑舊地,儒風蔚然,學派林立。從泰伯奔吳、季札封邑起,在綿延近三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成就了輝煌的歷史,更以謙和堅毅、誠信守仁、厚德兼容、創新求變的文化精神,創造出了具有豐富內涵和鮮明特徵的地域文化。

左思《吳都賦》說:“吳之開國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顯稱;出克讓以立風俗,輕脫麗於千乘。士有賢貞之說,俗有節概之風。”殷商末年,泰伯、仲雍南奔荊蠻“文身斷髮”,在江南建立“句吳”國。根據今天的考古成果,位於常州武進東南隅,南瀕太湖,東入無錫的闔閭城可能便是公元前六世紀末吳王闔閭建立的句吳都城。泰伯奔吳帶來了中原先進文化,江南的土著文化受到了來自中原文化的薰陶。位於吳國的中心區域的常州,從此成為吳文化重要的發祥地之一。公元前574年,吳王餘祭封其弟季札於延陵,成為常州2500多年有文字記載歷史的真正開端。季札三次推讓王位,多次出使中原列國,被尊稱為常州的文化始祖。他讓國掛劍是建立在真摯情感基礎上對道德的追求,觀樂知禮是對國計民生的熱切關注,在日後成為了常州文化中最重要的養份。

隨著南北朝時期大量北方文人南遷,常州第一個文化繁榮時代開始到來。唐代杜佑在《通典》中稱:“永嘉之後,衣冠違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常州作為蕭氏故里,成為南朝齊樑文化的發源地和中心,也是受齊樑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地方。齊樑廣博的學術風氣及“頗採華詞以飾經說”的研究風格在常州後世的學術傳統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蕭氏家族的眾多文人和一部澤被後世的《昭明文選》又一同構成了常州文學史第一個璀璨的高峰,奠定了常州文化中對藝術和美的重視的因子,這種影響也一直延續到了清代常州的詞學和駢體風潮中。所以清代常州學者趙懷玉才稱:“齊樑以後,人物輩起,帝王、名臣、吏治、儒林、忠義、孝友、節烈、高行,卓卓可紀,稱極盛焉。然則延陵雖百里地,實於東南百城中為望郡也。”

隋大業六年,京杭大運河蘇南段的開通,不僅聯繫了生產的南方與消費的北方,而且還刺激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伴隨著城市的繁榮,常州吸引了更多的文化人南遷,城市文化在吸收外來養份後迅速成長,人文日盛。許多在常官員積極推動當地教育事業。唐肅宗至德年間,任常州刺史的李棲筠創辦了常州歷史上最早的府學,宋嘉祐六年(106 1),陳襄任常州知州,重建常州州學,常州州學無論從規模還是教育水準都躍居江南前列,在此讀書的學生超過一千人。常州在歷史上第一次在科舉上取得成功。大觀三年(1109)一科常州便得53名,佔了四分之一。據美國學者賈志揚統計,宋代常州籍進士共700餘人,名列各地前茅,從此常州籍進士數量歷代一直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

宋代的常州雖然科舉興盛,但是如果沒有楊時和蘇軾,常州的文化也許會是另外一個走向,他們兩個人從不同道路出發,奠定了常州學風相輔相成的兩極。楊時於政和間退居常州、無錫十八年,聚徒講學,闡述理學,成為儒學南傳的樞紐人物。他在常州的十八年,既是傳授理學的十八年,也是常州書院教育振興的十八年。他創辦的龜山書院不僅是未來東林書院的前身,其思想也一直延續貫穿到了東林時代。蘇軾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逝世於常州,常州成為東坡魂系江南的終老之所,據《蘇軾年譜》及其他史料記載,蘇軾一生出入常州多達十一次,常州人認為蘇軾“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蘇軾和楊時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常州文化日後最重要的根基,在家家重詩書、戶戶重教育的基礎上,使得常州的學術在日後迎來了全盛期。

宋代已經有“蘇常熟,天下足”之諺,明清以後,常州經濟日益發達,成為承擔朝廷賦稅的重地之一。明丘濬曾言:“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鬆、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清康熙十九年(1680),江南巡撫慕天顏也奏稱:“江南財賦甲天下,蘇、鬆、常、鎮課額尤冠於江南。”也正在這一時期,常州在文化方面同樣取得非常耀眼的成功,袁枚讚歎“近日文人,常州為盛”,更讓龔自珍發出了“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疇”的感慨。

常州學術文化走向成熟的標誌是明代學者唐順之的出現。唐順之將常州文化精神固有的特點發揚光大,使得常州學術精神趨於成熟。正如美國學者艾爾曼所指出的,唐順之與其同時的薛應旂,經其子唐鶴徵和薛應旂之孫薛敷教,與晚明最有影響的文人社團東林黨形成學術聯繫,此後則又藉助家族血緣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網絡,形成地方知識傳統,綿延而至清代的常州學派,形成明清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的學術淵藪之一。

清代常州學者、作者、畫家、醫家輩出,先後形成了多個學術流派,在中國學術史上大發異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群星燦爛的常州文化精英以血緣、地緣、學緣為基礎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強烈的自豪感和認同感,這種強烈的地域觀念和群體意識表現在學術文化上,便呈現出了鮮明的個性色彩。誠如光緒《武陽合志》中所言:“武進、陽湖經學、文章各有源派,英才教育蔚為通儒。濫觴於國初,極盛於乾、嘉之際,揆厥所由,蓋右文之世,學校如林,師承有自,儒者遂遠紹微言大義,勿拘拘於謹曲空變談也。”

常州學派興起於乾嘉盛世,在樸學當道的時候,另闢蹊徑,將經學研究與現實的政治結合,為今文經學在清代學術界爭得了重要的地位,使之成為足以與古文經學相抗衡的學術流派,更成為清代學術界面對社會危機的應變之學和變革之學。著名學者陸寶千便言:“若自學術一面論,則後日常州學派震撼一時,近世倡變法、走革命者,鮮不受薰。”陽湖文派同樣強調博涉多通,在創作風格上講究氣勢與文采兼擅之美,不過分拘泥於文體,強調作者的個人風格,為中國散文走向近代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常州詞派強調正本清源,推尊詞體,力倡意內言外之說,對近世詞學具有開拓之功,成為在詞壇影響最大的流派。常州畫派則是創造性地恢復和發揚了沒骨寫生花卉的傳統,給花鳥畫壇注入了新的生機,並在中國繪畫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孟河醫派則以博採眾長、家學特長、務求實效為學術特徵,為中醫學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學術理論,同時也成為中醫學走向近代的重要一環。

梁啟超稱常州學術是“就是想在乾、嘉考證學的基礎之上建設順、康間經世致用之學”。經世致用這一思想可以說一直貫串於明清兩代常州學者的腦海之中。曾經有人說常州人性格中最大的特點是“戇直”,大抵是迂愚而剛直之意,劉禺生在《世載堂雜憶》中也說孫星衍、洪亮吉是常州的“戇翰林”。但常州人的迂直中實有一股正氣。《江南通志》中引樂史《太平寰宇記》,稱常州之地“人性佶直”。所謂佶直,就是正直。所以常州人的“戇直”其實是正直的迂執。當這種戇直浸潤了經世致用的意蘊時,更顯得正氣滿滿。明代高攀龍曾經寫過一句話:“天下有事,則毗陵人必有則古昔,稱先王,不忍自決其防者。”“危時守所學,亂亡守孤城”,正是這些獨立的思想和靈魂,才閃耀出人性的崇高和偉大。

作者:葉舟編輯:任思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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