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功臣常遇春墓並不難找，出南京富貴山隧道北側，靠東圍牆又一出口，沿坡道往上便能看到皖國公仇成墓和開平王常遇春墓，處於竹林之中，環境十分神祕幽靜。
常遇春神道石刻有望柱一個，石馬及馬伕一對，石羊、石虎、石翁仲各一對（按明制缺少神道碑，一個望柱和一對文臣）。墓地散落當年祭祀祠堂石柱礎數個。常遇春墓道石刻中，最為吸引人的恐怕是那對石馬了，這對石馬明顯要比其他功臣墓高大雄偉，其雕鑿技藝精湛，神形兼備，頗有名馬的風骨。尤其是馬鞍上有精雕細琢的盤龍和如意紋飾十分精美，經過六百多年風雨洗刷，馬上的鬃毛還根根清晰，透露出十分華美的藝術。明功臣墓在神道石刻中有龍紋的只有常遇春墓才有，為何常遇春墓道石馬特別高大精湛？為此筆者曾作了考究。
常遇春功勳卓著
首先因為常遇春功勳突出，暗含特別厚葬。常遇春安徽懷遠人，明開國元勳。二十五歲投奔朱元璋，戎馬征戰十四年，可以說無役不從，戰無不勝。為人沉鷙果敢，史稱他“勇力過人，猿臂善射”，是明初僅次於徐達的第二猛將。他自言能帶十萬大軍橫行天下，軍中稱為“常十萬”。由於戰功顯赫，朱元璋評價他“雖古名將，未有過之者”，並封為鄂國公。
史料載，常遇春至正十五年（1355）在採石磯先鋒戰役中順利攻下，乘勝奪取太平（今當塗），次年三月又攻佔集慶；至正十七年（1357）率軍攻打寧國（安徽），毫無畏縮，此後又在池州（今貴池）、婺州（今金華）等地取勝；至正二十三年（1363）在鄱陽湖與朱元璋進行了一場持續三十六天水上決戰，奮勇當先，救出了朱元璋，會同諸將粉碎了陳軍，當時因功受賞評為平章政事；至正二十四年（1364）協同徐達攻佔廬州，又與鄧愈會同攻克贛州、襄陽城，接著又與徐達攻佔了泰州。次年朱元璋以徐達為大將，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兵二十萬東征，九月攻克江城（今蘇州），張士誠戰死。十月又率兵二十五萬與徐達北上中原，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與徐達攻克大都（今北京），元朝滅亡。次年常遇春奉命與李文忠率兵八萬，追奔元軍千里大獲全勝，以後率兵繼續北征攻克元上都（今內蒙古東北），俘獲元將士十萬餘。同年七月常遇春率部南歸柳河川（今河北龍關），不幸暴病而卒，年僅四十，靈柩運回南京。
墓葬規格最高
由於常遇春英年早逝，朱元璋十分痛惜，以極高的禮儀厚葬了常遇春。朱元璋親往龍江祭奠，親自撰文以致祭，曾說“計其開國功臣，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並追封其為開平王，讓常遇春之子常茂世襲王爵，諡號“忠武”，賜葬鐘山，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碑列為第一。
常遇春去世較早，其墓葬規格在明功臣中最高，比徐達墓與其他功臣墓道石刻都要好。石馬上的龍紋反映了明初石刻的最高技藝，是個國保級的石刻。由此也看出常遇春的功勳和尊貴的身份。
石象生制度尚未確立
此外，當時典章草創，規制尚無確定。石象生自秦、漢以來是帝王陵墓前的主要標識物，大致包括望柱、石人、石獸三類。其馬是古人的坐騎，明代相會儀式中專設“典牧官，陳仗馬，犀象文武樓南”，是皇帝儀衛隊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關於明代石象生制度，這裡側重考究從郡王墓石象生制度看。《大明會典》 卷二O三記載了洪武元年(1368)和洪武二十九年(1396)所規定的公侯、職官墳塋前石人石獸制度，但不見關於親王、郡王及宗室其他封爵人墓前石儀制度的記載。歷史學者劉毅曾論斷：“就目前已知的發掘資料而言，許多明代親王墓前沒有石人石獸或其孑遺，所以也找不出諸王陵石象生制度的統一規律。”但參照明代其它器用儀仗通用則例，親王、郡王墓前的石象生等級應該低於天子，高於公侯。
根據洪武二十九年(1396)制定的公侯墓葬碑碣、石人、石獸之制，在南京安懷村發掘的追贈蘄國公康茂才墓有馬、羊、虎翁仲各一對，石象生內容與洪武二十九年定製完全符合，表明它的制定是有實際基礎的。此外，南京等地明初功臣墓的石象生制變也可資參較。例如魏國公徐達墓，鄂國公常遇春墓，曹國公李文忠墓，衛國公鄧愈墓，國公湯和墓，這幾座墓的石象生基本符合洪武二十九年規定之制，(因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等人都是生封國公，歿後追封郡王，其墓葬的地面建築應該是郡王等級)，這幾座墓的石象生內容基本一致，為石馬、石羊、石虎各一對，石翁仲兩對(只有較早的常遇春石人一對)。顯然徐達等人石象生組合應該是洪武時期異姓郡王石象生制度。還有南京安德門浡泥國王墓所反映的應該也是異姓郡王石象生制度。
史料文獻中沒有記載郡王墓石象生制度不是個疏漏，可能根本就沒有作過明確規定。郡王石象生無定製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迄於洪武末年皇帝陵前的石象生制度尚未確立，而仁宗獻陵（北京）以下諸陵又皆無獨立的神道石象生，所以對於王陵也無法作出相應的規定，諸王陵前的石儀制度只能視各藩情形斟酌而行。所以明代才有今日諸王陵前石象生多少不一，有無不一，大小差異的現象。這樣回顧較早的開平王常遇春墓道石馬規制特別高大精湛也就不奇怪了。 葉庭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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