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現在長葛最有競爭力的特色產品，肯定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金剛石、陶瓷、蜂產品、建築機械、再生金屬……
但在半個世紀前，那時的長葛可謂“一窮二白”，能拿的出手的產品沒幾樣。但你想不到，就是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裡，長葛還有一樣產品暢銷海外，甚至被國外客戶點名購置。
當時，這個撐起長葛外貿門面的產品便是大周鎮五道口村的泡桐木。
“雙洎河在五道口村南拐了個彎，五道口就在河灣的高地上，這裡曾經是長葛老縣城最重要的航運港口之一，土質特別適合種植泡桐樹。”
說起泡桐樹，年輕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浪漫的法國泡桐；稍微上點年紀的人想到的是黨的好乾部焦裕祿，年紀更大的長葛人想到的便是大周鎮五道口村了。
順流南下的雙洎河在這裡拐了個90°的大彎轉向東去，五道口村就在河灣的高地上。
泡桐是我國原生樹種，這樣的泡桐樹曾經在五道口村遍地都是。
幾千年來，河床沉積的泥沙不斷在北岸堆積，使得五道口村形成了全市獨有的沙質土壤，非常適合種植泡桐樹。
到底是誰在五道口種下第一棵泡桐樹已經無法考證了，但是在五道口人眼中，泡桐與整個村子的命運緊密相連。
清末至民國時期，地處雙洎河北岸的五道口村是長葛老縣城最大的幾個航運港口之一。每天停靠在此的商船絡繹不絕。或許是因為航運發達，泡桐這種在中原地區原本並不常見的樹種被帶到了五道口村。
今年72歲的胥春榮曾經在村裡當了多年會計和生產小隊隊長，在他的記憶裡，五道口的泡桐樹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傳說。
“相傳在清末時期，俺村有了第一棵泡桐樹。這棵樹長在路邊，樹裡面還有一塊石頭，這棵樹包著石頭長了幾十年。到抗日戰爭末期，日本人到了長葛。因為他們喜歡穿木屐，桐木又適合做木屐，所以這棵樹就被日本人砍了。”胥春榮回憶說，“這時候才發現，樹幹中間的石頭已經被磨碎了，只剩一把灰塵了。”
這個傳說一方面說明了五道口的泡桐確實有特別之處；一方面也暗暗印證了五道口人就像那個老桐樹一樣，生命力頑強。
如今，五道口的河灣上種滿了易於種植的楊樹，泡桐已經不見了蹤影。
“因為田地沙土化嚴重，從民國開始村裡收成就不好，大家就想辦法從別的地方掙錢。那時候有人專門種泡桐，還有人當木匠，還有人在村南的渡口上幹活兒。總之不管土地多貧瘠，我們五道口人也餓不死。”胥春榮說。
“五道口是全長葛最適合種泡桐的地方，村裡家家都是木匠。因為效益好，五道口當年是大周最富裕的村子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五道口的泡桐木成為全長葛最有競爭力的外匯產品之一。
“找遍全長葛，也找不到第二個這麼適合種泡桐的地方。”說這話的老人名叫謝丙蘭。上世紀60至70年代，縣林業局曾在五道口進行了十多年的農桐間作項目，指導村民種植泡桐。
“農桐間作是當年焦裕祿在蘭考縣治理風沙的模式，五道口是全長葛最適合種植泡桐的地方，所以當時局裡借鑑把蘭考縣的成功經驗在五道口村進行推廣。”謝丙蘭當年也是這個項目的參與人之一。
當年縣林業局專門在五道口設立了科研站，給村民提供優質泡桐苗，待樹木長成後，再回購木材出口換取外匯。
河南省種植泡桐最有名的地方是開封蘭考縣，“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就是在這裡利用泡桐戰風沙、戰鹽鹼。
回憶起當年的工作，這位已經退休十多年的老工程師第一印象確是五道口有錢。“當時他們村裡富裕得很！因為常年種植高品質泡桐，五道口村全村幾乎都是木匠。上世紀70年代農村興起村辦工廠的浪潮，五道口村的木工廠在全長葛都很有名！”謝丙蘭回憶說。
對於曾經名噪一時的村辦木工廠，胥春榮的記憶更加深刻。
“1974年，我們村召集了全村手藝最好的幾十個木工辦成了廠，主要產品是巢礎和貨車拖架。”胥春榮回憶說，“那時候廠裡的效益好啊，產品賣到全省各處，最離奇的是還給平頂山煤礦做過裝雷管的炸藥箱。每年年底村裡都給村民分紅，有些技術的木工一年能分個七八百元錢。要知道，那年代有人一輩子都沒見過100元大鈔……”
今年72歲的張喜民就出生在一個木匠世家，雖然已經當上了爺爺。
我市在後來也引入了蘭考縣農桐間作的種植模式，這種新技術的試點便是五道口村。
“那時候條件不好，但人都很單純。我學著做活第一天俺爸就告訴我，咱們做木匠的手上的功夫怎麼樣，做活用了幾分心，人家東西一上手就能看出來，摻不得半點假。”張喜民說。
張喜民的父親名叫張福合，是五道口村辦木工廠的核心員工之一。“當時張福合做出的東西基本都是免檢產品，他的手藝在我們全村都稱得上數一數二。”胥春榮回憶說。
但隨著時代發展，此前五道口木匠製作的手工巢礎和手工傢俱逐步被工業化產品代替，即便是張喜民這樣的老匠人也被迫轉行做起了棺材。
即便如此，這位老人依舊很高興：“幹了一輩子木匠，我就會做木工也喜歡做木工，只能要繼續幹下去，做的是啥無所謂！”
“黃金橋修好後，五道口成為獲益最大的幾個村莊之一，年均人收入漲到13000多！”
改革開放後，在日漸活躍的市場經濟中，五道口村的村辦木工廠也慢慢衰落。曾經給村子帶來無限生機的地理位置在新時代反而成為一種桎梏。
“五道口曾經輝煌過，但因為地理位置偏僻，最近幾年一度成為大周鎮最落後的村子之一。”五道口村駐村幹部高惠傑說，“木工廠衰落後，村民們以務農為主。但是在這個時代光靠種地也僅能顧住溫飽，這一帶也沒什麼工廠，村民想要打工也不方便。”
2009年，隨著黃金大橋的建成，一大批實力強勁的企業落戶五道口北部的產業集聚區，這給五道口的發展帶來了轉機。
“企業落戶後，五道口的大量土地被租用，村民不用種地就能拿到補貼，有些村民小組每人每年能分到3000多元！家門口突然出現這麼多優質企業，五道口村民打工也方便多了，收入自然增加了不少。截止到2018年，五道口村年均人收入已經突破13000元！”高惠傑介紹說。
“當年國民黨長葛機動總隊就是在五道口起義，然後到鄢陵接受改編，後來這支部隊隨軍打到大西南，還參加瞭解放西藏的戰役。”
現在的五道口村，目之所及皆是平靜與和諧。但鮮有人知的是，71年前，原長葛縣機動總隊在五道口起義加入了人民軍隊的序列。
1948年，解放戰爭進行到第3年。戰事對國民黨軍隊越來越不利，殘餘的國民黨部隊只能龜縮在重點城市做區域防守。當年9月30日，長葛縣自衛機動總隊集結在鄭州飛機場東北乍城一帶改編為鄭州專員公署保安第三團，長葛縣人張惠民任團長。改編為“保三團”後，這支部隊可以隨時隨地派糧派餉。
隨著國民黨在軍事上的連連失利，這支衛戍部隊也被拉上前線，充作正規軍作戰。
但事實上，當時的張惠民在很早之前就已經打定主意要起義投誠。此前張惠民在揚州擔任原國民黨第二路總指揮部獨立團上校團長，因為不滿南京政府破壞和平，重開內戰，張惠民憤然離開隊伍，帶著十幾個親信回到長葛。
當時鄭州附近仍是國民黨佔領區，長葛附近鄢陵業已解放，起義一事乃是絕密。全團只有張惠民、一營長張益民和以商人身份潛伏在保安團的共產黨員芮文彩幾人知道。
1948年10月13日下午，張惠民接到解放軍豫皖蘇第五軍分區的密信：“時機已成熟，沿途已向有關方面和人員下大了通知，即可率部起義。”
張惠民立刻回到團部，於當天晚上集結部隊開赴長葛。10月15日上午8時，部隊開進到長葛城北的五道口村。張惠民把大家召集起來，喊道：“弟兄們！從今天起我們就不再是鄭州專署保三團的番號了，我們再也不用替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門賣命啦！”
他指了指芮文彩說：“這就是從今年春天起，就跟我們部隊一同行動的芮文彩先生，他就是豫皖蘇分區司令部派來的使者。現在我們高舉義旗，永遠跟著共產黨走！”
就這樣，謀劃1年半的起義行動宣告成功。隨後，這支由長葛人組成的隊伍在長葛縣城接受校閱，在10月17日開赴蘇皖蘇分區司令部駐地鄢陵縣光榮加入人民解放軍，隊伍的新番號是“豫皖蘇第五軍分區獨立支隊”。
後來，這支隊伍被編入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參與瞭解放大西南的戰鬥。
這段往事現在五道口已經無人知曉，即便是年近80的胥春榮也是第一次聽說：“這些事兒我都要記下來，我們這輩人得把他們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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