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長安——“生而為城,我很遺憾。”'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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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此時的長安城,彷彿人的青年時期,挺起健壯寬闊的胸膛,背靠一輪初升旭日,生機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後期,長安卻迎來了一段身心強壯卻略顯疲憊的日子。
於是就到了下一個階段:
三,中年長安。
隨著大唐國有土地制度的日漸崩潰,長安人口激增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糧食消耗問題。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吃飯。
為何?
長安難道沒飯嗎?
確實如此,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四個字概括:
長安無糧。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景龍三年,關中飢,鬥米百錢。
關中地區一度有4.5萬公頃糧田,到武周後期,只餘6千頃。
然,人口卻逾百萬。
更由於土地兼併發展,賦稅日漸嚴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導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悲痛局面。
《舊唐書·列傳三十八·韋嗣利傳》: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此時的長安城,彷彿人的青年時期,挺起健壯寬闊的胸膛,背靠一輪初升旭日,生機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後期,長安卻迎來了一段身心強壯卻略顯疲憊的日子。
於是就到了下一個階段:
三,中年長安。
隨著大唐國有土地制度的日漸崩潰,長安人口激增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糧食消耗問題。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吃飯。
為何?
長安難道沒飯嗎?
確實如此,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四個字概括:
長安無糧。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景龍三年,關中飢,鬥米百錢。
關中地區一度有4.5萬公頃糧田,到武周後期,只餘6千頃。
然,人口卻逾百萬。
更由於土地兼併發展,賦稅日漸嚴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導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悲痛局面。
《舊唐書·列傳三十八·韋嗣利傳》: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這一消極的社會現象,不僅給整個唐朝財政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更頻繁導致農民起義與大量勞動力人口流失。
老百姓不再耕田,有的人選擇遠走他鄉,有的人,則放下鐮刀,拿起戰刀,霍霍磨刀向帝王。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此時的長安城,彷彿人的青年時期,挺起健壯寬闊的胸膛,背靠一輪初升旭日,生機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後期,長安卻迎來了一段身心強壯卻略顯疲憊的日子。
於是就到了下一個階段:
三,中年長安。
隨著大唐國有土地制度的日漸崩潰,長安人口激增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糧食消耗問題。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吃飯。
為何?
長安難道沒飯嗎?
確實如此,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四個字概括:
長安無糧。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景龍三年,關中飢,鬥米百錢。
關中地區一度有4.5萬公頃糧田,到武周後期,只餘6千頃。
然,人口卻逾百萬。
更由於土地兼併發展,賦稅日漸嚴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導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悲痛局面。
《舊唐書·列傳三十八·韋嗣利傳》: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這一消極的社會現象,不僅給整個唐朝財政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更頻繁導致農民起義與大量勞動力人口流失。
老百姓不再耕田,有的人選擇遠走他鄉,有的人,則放下鐮刀,拿起戰刀,霍霍磨刀向帝王。
而逃亡人口的不斷遷移,使大量流動外來人員,在短時間內瘋狂湧進長安,因為爭奪生存資源,迫使為盜者一度猖獗,為長安的治安與民生帶來相當大的不利因素。
一個剛剛開始奔跑的雄壯青年,不得不被損耗過重的內臟,拖累了向前的腳步。
可以說武周後期的國運未來,似乎也陷入了一片半明半暗的繁花柳境。
《舊唐書·列傳三十九·狄仁傑傳》: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
曾經我聽過一個笑談,說武則天之所以遷都洛陽,就是因為長安吃不飽,而洛陽的街上有胡辣湯,有烙餅,還有長安人帶過去的水盆羊肉。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此時的長安城,彷彿人的青年時期,挺起健壯寬闊的胸膛,背靠一輪初升旭日,生機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後期,長安卻迎來了一段身心強壯卻略顯疲憊的日子。
於是就到了下一個階段:
三,中年長安。
隨著大唐國有土地制度的日漸崩潰,長安人口激增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糧食消耗問題。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吃飯。
為何?
長安難道沒飯嗎?
確實如此,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四個字概括:
長安無糧。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景龍三年,關中飢,鬥米百錢。
關中地區一度有4.5萬公頃糧田,到武周後期,只餘6千頃。
然,人口卻逾百萬。
更由於土地兼併發展,賦稅日漸嚴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導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悲痛局面。
《舊唐書·列傳三十八·韋嗣利傳》: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這一消極的社會現象,不僅給整個唐朝財政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更頻繁導致農民起義與大量勞動力人口流失。
老百姓不再耕田,有的人選擇遠走他鄉,有的人,則放下鐮刀,拿起戰刀,霍霍磨刀向帝王。
而逃亡人口的不斷遷移,使大量流動外來人員,在短時間內瘋狂湧進長安,因為爭奪生存資源,迫使為盜者一度猖獗,為長安的治安與民生帶來相當大的不利因素。
一個剛剛開始奔跑的雄壯青年,不得不被損耗過重的內臟,拖累了向前的腳步。
可以說武周後期的國運未來,似乎也陷入了一片半明半暗的繁花柳境。
《舊唐書·列傳三十九·狄仁傑傳》: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
曾經我聽過一個笑談,說武則天之所以遷都洛陽,就是因為長安吃不飽,而洛陽的街上有胡辣湯,有烙餅,還有長安人帶過去的水盆羊肉。
咱們再來打個比方,好比以前長安城有一百萬人,城中各處房屋住所都已滿員,而勞務需求也接近滿額。
但天下農民大舉逃亡,紛紛湧進長安,人口短時間內又激增二十萬人,為一百二十萬人。
這剛來的二十萬人,不可能立馬找到工作與住所,勢必導致勞動力過剩,隨著時間持續推移,就會出現大批無籍流浪人員,各種安全隱患也因此而生。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此時的長安城,彷彿人的青年時期,挺起健壯寬闊的胸膛,背靠一輪初升旭日,生機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後期,長安卻迎來了一段身心強壯卻略顯疲憊的日子。
於是就到了下一個階段:
三,中年長安。
隨著大唐國有土地制度的日漸崩潰,長安人口激增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糧食消耗問題。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吃飯。
為何?
長安難道沒飯嗎?
確實如此,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四個字概括:
長安無糧。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景龍三年,關中飢,鬥米百錢。
關中地區一度有4.5萬公頃糧田,到武周後期,只餘6千頃。
然,人口卻逾百萬。
更由於土地兼併發展,賦稅日漸嚴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導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悲痛局面。
《舊唐書·列傳三十八·韋嗣利傳》: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這一消極的社會現象,不僅給整個唐朝財政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更頻繁導致農民起義與大量勞動力人口流失。
老百姓不再耕田,有的人選擇遠走他鄉,有的人,則放下鐮刀,拿起戰刀,霍霍磨刀向帝王。
而逃亡人口的不斷遷移,使大量流動外來人員,在短時間內瘋狂湧進長安,因為爭奪生存資源,迫使為盜者一度猖獗,為長安的治安與民生帶來相當大的不利因素。
一個剛剛開始奔跑的雄壯青年,不得不被損耗過重的內臟,拖累了向前的腳步。
可以說武周後期的國運未來,似乎也陷入了一片半明半暗的繁花柳境。
《舊唐書·列傳三十九·狄仁傑傳》: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
曾經我聽過一個笑談,說武則天之所以遷都洛陽,就是因為長安吃不飽,而洛陽的街上有胡辣湯,有烙餅,還有長安人帶過去的水盆羊肉。
咱們再來打個比方,好比以前長安城有一百萬人,城中各處房屋住所都已滿員,而勞務需求也接近滿額。
但天下農民大舉逃亡,紛紛湧進長安,人口短時間內又激增二十萬人,為一百二十萬人。
這剛來的二十萬人,不可能立馬找到工作與住所,勢必導致勞動力過剩,隨著時間持續推移,就會出現大批無籍流浪人員,各種安全隱患也因此而生。
經濟停滯不前,百姓流離失所,米價瘋漲稅收銳減,均田制與府兵制逐漸瓦解。
於是等到玄宗即位,迎接他的,其實是一個表面錦繡,內裡滿瘡的爛攤子。
雖經過勵精圖治,到開元時期出現了久違的盛世局面,但隨著“府兵制”的徹底瓦解,玄宗晚年消極怠政等多方不良因素,終於使得僅有一紙遮羞的太平盛世,現出了重大隱憂。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此時的長安城,彷彿人的青年時期,挺起健壯寬闊的胸膛,背靠一輪初升旭日,生機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後期,長安卻迎來了一段身心強壯卻略顯疲憊的日子。
於是就到了下一個階段:
三,中年長安。
隨著大唐國有土地制度的日漸崩潰,長安人口激增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糧食消耗問題。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吃飯。
為何?
長安難道沒飯嗎?
確實如此,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四個字概括:
長安無糧。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景龍三年,關中飢,鬥米百錢。
關中地區一度有4.5萬公頃糧田,到武周後期,只餘6千頃。
然,人口卻逾百萬。
更由於土地兼併發展,賦稅日漸嚴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導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悲痛局面。
《舊唐書·列傳三十八·韋嗣利傳》: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這一消極的社會現象,不僅給整個唐朝財政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更頻繁導致農民起義與大量勞動力人口流失。
老百姓不再耕田,有的人選擇遠走他鄉,有的人,則放下鐮刀,拿起戰刀,霍霍磨刀向帝王。
而逃亡人口的不斷遷移,使大量流動外來人員,在短時間內瘋狂湧進長安,因為爭奪生存資源,迫使為盜者一度猖獗,為長安的治安與民生帶來相當大的不利因素。
一個剛剛開始奔跑的雄壯青年,不得不被損耗過重的內臟,拖累了向前的腳步。
可以說武周後期的國運未來,似乎也陷入了一片半明半暗的繁花柳境。
《舊唐書·列傳三十九·狄仁傑傳》: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
曾經我聽過一個笑談,說武則天之所以遷都洛陽,就是因為長安吃不飽,而洛陽的街上有胡辣湯,有烙餅,還有長安人帶過去的水盆羊肉。
咱們再來打個比方,好比以前長安城有一百萬人,城中各處房屋住所都已滿員,而勞務需求也接近滿額。
但天下農民大舉逃亡,紛紛湧進長安,人口短時間內又激增二十萬人,為一百二十萬人。
這剛來的二十萬人,不可能立馬找到工作與住所,勢必導致勞動力過剩,隨著時間持續推移,就會出現大批無籍流浪人員,各種安全隱患也因此而生。
經濟停滯不前,百姓流離失所,米價瘋漲稅收銳減,均田制與府兵制逐漸瓦解。
於是等到玄宗即位,迎接他的,其實是一個表面錦繡,內裡滿瘡的爛攤子。
雖經過勵精圖治,到開元時期出現了久違的盛世局面,但隨著“府兵制”的徹底瓦解,玄宗晚年消極怠政等多方不良因素,終於使得僅有一紙遮羞的太平盛世,現出了重大隱憂。
於是,就來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四,昏昏老矣的暮年。
為了確保長安的繁榮,同時也是為了確保大唐安定,玄宗李隆基於開元二十一年,設採訪使與節度使,試圖以此扭轉大唐國力日益衰弱的勢頭。
然而前路並不順遂,反而朝著危險的境地發展。
終於,公元755年的臘月,安史之亂爆發。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此時的長安城,彷彿人的青年時期,挺起健壯寬闊的胸膛,背靠一輪初升旭日,生機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後期,長安卻迎來了一段身心強壯卻略顯疲憊的日子。
於是就到了下一個階段:
三,中年長安。
隨著大唐國有土地制度的日漸崩潰,長安人口激增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糧食消耗問題。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吃飯。
為何?
長安難道沒飯嗎?
確實如此,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四個字概括:
長安無糧。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景龍三年,關中飢,鬥米百錢。
關中地區一度有4.5萬公頃糧田,到武周後期,只餘6千頃。
然,人口卻逾百萬。
更由於土地兼併發展,賦稅日漸嚴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導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悲痛局面。
《舊唐書·列傳三十八·韋嗣利傳》: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這一消極的社會現象,不僅給整個唐朝財政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更頻繁導致農民起義與大量勞動力人口流失。
老百姓不再耕田,有的人選擇遠走他鄉,有的人,則放下鐮刀,拿起戰刀,霍霍磨刀向帝王。
而逃亡人口的不斷遷移,使大量流動外來人員,在短時間內瘋狂湧進長安,因為爭奪生存資源,迫使為盜者一度猖獗,為長安的治安與民生帶來相當大的不利因素。
一個剛剛開始奔跑的雄壯青年,不得不被損耗過重的內臟,拖累了向前的腳步。
可以說武周後期的國運未來,似乎也陷入了一片半明半暗的繁花柳境。
《舊唐書·列傳三十九·狄仁傑傳》: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
曾經我聽過一個笑談,說武則天之所以遷都洛陽,就是因為長安吃不飽,而洛陽的街上有胡辣湯,有烙餅,還有長安人帶過去的水盆羊肉。
咱們再來打個比方,好比以前長安城有一百萬人,城中各處房屋住所都已滿員,而勞務需求也接近滿額。
但天下農民大舉逃亡,紛紛湧進長安,人口短時間內又激增二十萬人,為一百二十萬人。
這剛來的二十萬人,不可能立馬找到工作與住所,勢必導致勞動力過剩,隨著時間持續推移,就會出現大批無籍流浪人員,各種安全隱患也因此而生。
經濟停滯不前,百姓流離失所,米價瘋漲稅收銳減,均田制與府兵制逐漸瓦解。
於是等到玄宗即位,迎接他的,其實是一個表面錦繡,內裡滿瘡的爛攤子。
雖經過勵精圖治,到開元時期出現了久違的盛世局面,但隨著“府兵制”的徹底瓦解,玄宗晚年消極怠政等多方不良因素,終於使得僅有一紙遮羞的太平盛世,現出了重大隱憂。
於是,就來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四,昏昏老矣的暮年。
為了確保長安的繁榮,同時也是為了確保大唐安定,玄宗李隆基於開元二十一年,設採訪使與節度使,試圖以此扭轉大唐國力日益衰弱的勢頭。
然而前路並不順遂,反而朝著危險的境地發展。
終於,公元755年的臘月,安史之亂爆發。
將安祿山當成兒子般寵信的李隆基,這才意識到,自己親手養大了一頭凶猛野獸。
三鎮節度使,掌大唐十五萬雄壯兵馬,由范陽長驅直入,幾乎未受多少阻礙,便入主長安,將大唐皇帝李隆基一路狼狽的趕到成都。
而長安城內由於戰亂,人口銳減,逃亡者更是不計其數。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此時的長安城,彷彿人的青年時期,挺起健壯寬闊的胸膛,背靠一輪初升旭日,生機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後期,長安卻迎來了一段身心強壯卻略顯疲憊的日子。
於是就到了下一個階段:
三,中年長安。
隨著大唐國有土地制度的日漸崩潰,長安人口激增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糧食消耗問題。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吃飯。
為何?
長安難道沒飯嗎?
確實如此,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四個字概括:
長安無糧。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景龍三年,關中飢,鬥米百錢。
關中地區一度有4.5萬公頃糧田,到武周後期,只餘6千頃。
然,人口卻逾百萬。
更由於土地兼併發展,賦稅日漸嚴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導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悲痛局面。
《舊唐書·列傳三十八·韋嗣利傳》: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這一消極的社會現象,不僅給整個唐朝財政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更頻繁導致農民起義與大量勞動力人口流失。
老百姓不再耕田,有的人選擇遠走他鄉,有的人,則放下鐮刀,拿起戰刀,霍霍磨刀向帝王。
而逃亡人口的不斷遷移,使大量流動外來人員,在短時間內瘋狂湧進長安,因為爭奪生存資源,迫使為盜者一度猖獗,為長安的治安與民生帶來相當大的不利因素。
一個剛剛開始奔跑的雄壯青年,不得不被損耗過重的內臟,拖累了向前的腳步。
可以說武周後期的國運未來,似乎也陷入了一片半明半暗的繁花柳境。
《舊唐書·列傳三十九·狄仁傑傳》: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
曾經我聽過一個笑談,說武則天之所以遷都洛陽,就是因為長安吃不飽,而洛陽的街上有胡辣湯,有烙餅,還有長安人帶過去的水盆羊肉。
咱們再來打個比方,好比以前長安城有一百萬人,城中各處房屋住所都已滿員,而勞務需求也接近滿額。
但天下農民大舉逃亡,紛紛湧進長安,人口短時間內又激增二十萬人,為一百二十萬人。
這剛來的二十萬人,不可能立馬找到工作與住所,勢必導致勞動力過剩,隨著時間持續推移,就會出現大批無籍流浪人員,各種安全隱患也因此而生。
經濟停滯不前,百姓流離失所,米價瘋漲稅收銳減,均田制與府兵制逐漸瓦解。
於是等到玄宗即位,迎接他的,其實是一個表面錦繡,內裡滿瘡的爛攤子。
雖經過勵精圖治,到開元時期出現了久違的盛世局面,但隨著“府兵制”的徹底瓦解,玄宗晚年消極怠政等多方不良因素,終於使得僅有一紙遮羞的太平盛世,現出了重大隱憂。
於是,就來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四,昏昏老矣的暮年。
為了確保長安的繁榮,同時也是為了確保大唐安定,玄宗李隆基於開元二十一年,設採訪使與節度使,試圖以此扭轉大唐國力日益衰弱的勢頭。
然而前路並不順遂,反而朝著危險的境地發展。
終於,公元755年的臘月,安史之亂爆發。
將安祿山當成兒子般寵信的李隆基,這才意識到,自己親手養大了一頭凶猛野獸。
三鎮節度使,掌大唐十五萬雄壯兵馬,由范陽長驅直入,幾乎未受多少阻礙,便入主長安,將大唐皇帝李隆基一路狼狽的趕到成都。
而長安城內由於戰亂,人口銳減,逃亡者更是不計其數。
有的人說,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都是因為右相李林浦的專擅朝政,也有人說是楊玉環禍國殃民。
但一朝傾覆,時代鉅變,又怎能是一個人可以左右的?
此時的長安城,於歷史大勢面前,再也不復往昔榮光。
大唐國力自從安史之亂以後,徹底由盛轉衰,一蹶不振,宛如中年男人經歷了傷病折磨,終於屈膝倒在崎嶇的路邊。
他胸口的那座長安城,於年輕時見證了萬國來朝的無上榮光,終究是沒能戰勝體內積鬱已久的頑疾。
最終在黃巢之亂的一把熊熊烈火中,盡數化作歷史的塵埃。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此時的長安城,彷彿人的青年時期,挺起健壯寬闊的胸膛,背靠一輪初升旭日,生機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後期,長安卻迎來了一段身心強壯卻略顯疲憊的日子。
於是就到了下一個階段:
三,中年長安。
隨著大唐國有土地制度的日漸崩潰,長安人口激增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糧食消耗問題。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吃飯。
為何?
長安難道沒飯嗎?
確實如此,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四個字概括:
長安無糧。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景龍三年,關中飢,鬥米百錢。
關中地區一度有4.5萬公頃糧田,到武周後期,只餘6千頃。
然,人口卻逾百萬。
更由於土地兼併發展,賦稅日漸嚴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導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悲痛局面。
《舊唐書·列傳三十八·韋嗣利傳》: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這一消極的社會現象,不僅給整個唐朝財政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更頻繁導致農民起義與大量勞動力人口流失。
老百姓不再耕田,有的人選擇遠走他鄉,有的人,則放下鐮刀,拿起戰刀,霍霍磨刀向帝王。
而逃亡人口的不斷遷移,使大量流動外來人員,在短時間內瘋狂湧進長安,因為爭奪生存資源,迫使為盜者一度猖獗,為長安的治安與民生帶來相當大的不利因素。
一個剛剛開始奔跑的雄壯青年,不得不被損耗過重的內臟,拖累了向前的腳步。
可以說武周後期的國運未來,似乎也陷入了一片半明半暗的繁花柳境。
《舊唐書·列傳三十九·狄仁傑傳》: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
曾經我聽過一個笑談,說武則天之所以遷都洛陽,就是因為長安吃不飽,而洛陽的街上有胡辣湯,有烙餅,還有長安人帶過去的水盆羊肉。
咱們再來打個比方,好比以前長安城有一百萬人,城中各處房屋住所都已滿員,而勞務需求也接近滿額。
但天下農民大舉逃亡,紛紛湧進長安,人口短時間內又激增二十萬人,為一百二十萬人。
這剛來的二十萬人,不可能立馬找到工作與住所,勢必導致勞動力過剩,隨著時間持續推移,就會出現大批無籍流浪人員,各種安全隱患也因此而生。
經濟停滯不前,百姓流離失所,米價瘋漲稅收銳減,均田制與府兵制逐漸瓦解。
於是等到玄宗即位,迎接他的,其實是一個表面錦繡,內裡滿瘡的爛攤子。
雖經過勵精圖治,到開元時期出現了久違的盛世局面,但隨著“府兵制”的徹底瓦解,玄宗晚年消極怠政等多方不良因素,終於使得僅有一紙遮羞的太平盛世,現出了重大隱憂。
於是,就來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四,昏昏老矣的暮年。
為了確保長安的繁榮,同時也是為了確保大唐安定,玄宗李隆基於開元二十一年,設採訪使與節度使,試圖以此扭轉大唐國力日益衰弱的勢頭。
然而前路並不順遂,反而朝著危險的境地發展。
終於,公元755年的臘月,安史之亂爆發。
將安祿山當成兒子般寵信的李隆基,這才意識到,自己親手養大了一頭凶猛野獸。
三鎮節度使,掌大唐十五萬雄壯兵馬,由范陽長驅直入,幾乎未受多少阻礙,便入主長安,將大唐皇帝李隆基一路狼狽的趕到成都。
而長安城內由於戰亂,人口銳減,逃亡者更是不計其數。
有的人說,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都是因為右相李林浦的專擅朝政,也有人說是楊玉環禍國殃民。
但一朝傾覆,時代鉅變,又怎能是一個人可以左右的?
此時的長安城,於歷史大勢面前,再也不復往昔榮光。
大唐國力自從安史之亂以後,徹底由盛轉衰,一蹶不振,宛如中年男人經歷了傷病折磨,終於屈膝倒在崎嶇的路邊。
他胸口的那座長安城,於年輕時見證了萬國來朝的無上榮光,終究是沒能戰勝體內積鬱已久的頑疾。
最終在黃巢之亂的一把熊熊烈火中,盡數化作歷史的塵埃。
千百年後,我們只能追尋遺落的殘跡,去徜想曾經的長安是如何傲立於世界之巔,敞開胸襟迎納天下,又是如何大廈傾倒,灰飛煙滅。
最後綻放出一朵朦朧的盛唐煙花,引無數後人魂牽夢縈,經久不絕。
相信我,看完本文,你會對唐朝長安城,有一個全新的認知。
我將從多個方面,深入淺出,解讀唐長安城的興辱榮滅。
首先第一個問題:
長安,到底有多大?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放出一組數據:
長安是唐朝國都,更是一座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的雄偉城池。
如果按照每步1米的步幅來計算,需要走35560步才能繞長安一圈,我想很多熱愛運動的朋友,繞著外城牆走一回長安,在每日步數排行榜上,必定可拔頭籌。
如果還不能感受到長安城的雄偉,那咱們就進行更為直觀的數據對比:
整座長安城的面積,相當於1400座“水立方”(62950平方米)。
比當時歐洲的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還要大整整5.5倍(15.82平方公里)。
再結合當時“四方來朝”的盛況,可以說盛唐時期的長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大都市,他國都城只能望而興嘆。
那麼第二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大唐國都,會是長安?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需從三個方面進行解讀:
第一,軍事戰略層面,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長安居關中腹地,南依秦嶺,北據黃河,東臨潼關,西近散關,可謂四面皆有天險屏障。
若有敵來犯:
東面,潼關重鎮可擋。
西面,散關便如埡口。
南面,萬丈秦嶺難越。
北面,可據黃河而守。
於此,關中地區自古便為兵家所言:
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正是位於關中腹地,因此定為都城,完全符合軍事戰略層面的防禦部署需要,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
舉例來說,如北方突厥攻打長安,先跨連綿起伏的陰山,再渡黃河,才能接近關中腹地。
然黃河之凶險,不必多言,且還有黃土高原,可作為軍事緩衝地帶部署防禦力量,而南面秦嶺山脈,也是絕佳的天然屏障,想從巴蜀或楚地進攻長安,更是難上加難。
至於西面“大散關”,自打周朝起,便是赫赫有名的“天下四關”之一,扼南北交通咽喉,乃兵家必爭之地,可以說如果佔據大散關,則關中地區無懼西北凶敵也。
最後是潼關,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雄關重鎮,為東進中原,西入長安的必經之地,歷來有“四鎮咽喉,長安首險”之譽,積屯重兵幾乎是歷朝的慣常操作。
因此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看,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長安,若在各天險要衝部署重兵,則可穩坐關中,固若金湯。
再依託關中地區交通發達的有利基礎,便可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
第二,唐朝時期的最大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的遊牧民族,以及西南地區的吐蕃等部。
西北地區作為歷史上與中原民族交戰最多的地區,發展到唐朝,同樣形成一種嚴峻的戰略態勢,如我們熟知的東突厥,早在隋末混戰時,曾發生過突厥密謀侵擾中原的事件,幸得李淵及時遣長子李建成駐守蒲州,防範突厥趁虛而入,一舉擊碎突厥趁天下大亂,試圖入主中原的陰謀。
《舊唐書·李淵傳》: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鎮蒲州,以備突厥。
而隋朝時,作為西南新興政權的吐蕃等部,與中原政權之間卻也摩擦不斷,這就使得後來李唐政權在選定都城時,也將防範西南作為重要前提考慮在內。
選長安為都城,正是能夠同時滿足遏制西北與西南兩方威脅的需要。
往西北,可作為政治中心構建軍事主力,對突厥形成威懾,如太宗即位以後,以關中地區為戰略大本營,採取“主動出擊,外線作戰”的戰略方針征服塞外,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原都未曾受到北方外族侵擾。
往西南,可通過“河西走廊”與“隴右地區”構成的戰略通道,外連西北,內護關中,形成極為深遠的戰略縱深,二者共同組成保衛關中地區的“半圓防線”,一旦吐蕃等部想要通過西南入侵中原,隴右、河西等地的軍事力量,就能迅速作出反應,以便及時保護長安,乃至中原安定。
至此內外明瞭,外部條件,地理優勢屬易守難攻,居關中而遏西北,御西南。
內部條件,居關中腹地,雖與河南等肥沃之地無法相比,但在關中平原,長安也是當之無愧的膏腴之地。(腴:yú)
第三,延續南北朝時由西魏,北周,以及隋朝確立的“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關中地區在古人認知裡,因位居天下地勢的“龍脊之首”,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氣候適宜,故有“龍首原”之美稱,憑此足以可見長安地理資源的優越性。
《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焉。
再加上唐朝開國之初所奉行的基本國策,便是延續前人以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有利於制內攘外,故衍生出“關中本位”的治國思想。
援引著名史學家陳寅恪(yín-què)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論述: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唐朝統治集團認為,經營好關中地區,便能使國順民安,而關中地區的興運昌隆,就是國家之本,所以定都長安:
一來符合軍事戰略防禦部署需要,依託地勢能最大程度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使政令四達,制內御外。(軍事,政治因素)
二則位於富饒的關中地區,滿足日常生活所需與資源補給,便於發展民生經濟。(經濟因素)
三也包含歷史延續的“關中本位”治國思想,以及隋朝修建“大興城”時,所延續下來的各項基礎設施已趨於完善,李唐定都時繼用,足以節省新建都城的龐大開支與人力物力。(歷史因素)
如此三點合一,定長安為都,便成為唐朝統治集團的必然選擇。
到此,說完“長安城到底有多大”,“為何唐朝會定都在長安”兩個問題後,終於迎來了本文的重頭戲。
首先,我要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如果深入探索長安城的變遷發展史,更像是一個“人類”完整的生命歷程。
從蹣跚學步的幼年,再到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渡過身心成熟卻略顯疲憊的中年,最終步入昏昏老矣的暮年。
將這四個階段,用“擬人化”的方式分開來講,可謂其樂無窮也~
一,幼年長安。
時間還要追溯到隋文帝時期,即公元581年的2月,隋文帝楊堅結束南北朝的混亂局面,建立起大一統的隋朝,遂決定在漢代長安舊城的西南角,即龍首原南麓建立新都,是為“大興城”。
於是任命隋朝著名建築設計師——宇文愷,主持新都建造工作。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此時的長安城,尚在襁褓之中,吮吸著再次凝聚的新鮮空氣,睜開了沉眠於歷史溫床中的朦朧睡眼。
如果把長安比作“孩子”,那麼此時的宇文愷,應相當於“養父”,親手在前代長安城的斷壁殘垣之上,締造出一具嶄新的軀體,一步一步將其撫養長大。
按照宇文愷的周密規劃,整座大興城的修建共分為三個步驟:
宮城→皇城→外郭城
若將整座大興城比作嬰兒,如上“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分別是大興城的“心臟,肺腑,骨骼。”
而宇文愷以“法天象地”的建造思想為基礎,將宮城設立於大興城的中央核心,象徵北極星,是為“中天”。
皇城內各中央行政機構,則被視為護衛北極星的“紫微垣”,呈眾星相拱之勢,突出“大宮”的核心地位,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統御外郭城內的萬民,使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自隋開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動工(582年7月30日),再到開皇三年三月十八日(583年4月15日),一座氣勢宏偉的大興城,僅用時不到一年,便宣佈完工。
既然大興城作為幼年時期的長安,在這一刻睜開了眼。
那麼就來到了下一個階段:
二,青年長安。
歷經隋末動盪,成就大業的李淵家族,於公元618年建立起新的大一統王朝,是為大唐,定都隋時大興城,易名“長安”。
此時的長安,褪去了隋的舊衣,換上了唐的新裝。
城市修繕雖沿用隋時宇文愷的規劃設計,但隨著唐朝國力不斷增強,人口增長,經濟騰飛,以及對外交流日益密切,長安城顯然無法再滿足於各項需求,因此自貞觀八年,擴建增修長安城的工作,便被提上議程。
沿襲隋朝所建,唐時長安城,引“八水入長安”,也分為“宮城,皇城,外郭城”三個部分,另和後來新建的“禁苑”與“坊市”,共同組成五大區域。
再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26——654),歷經前後長達28年的增修擴建,一座震古爍今的偉大城市,終於以傲然雄姿,呈現在世人面前,鼎盛時期的長安常住人口,一度達到驚人的百萬之巨,各國使臣,胡商,往來不絕,文化與經濟空前繁榮。
一條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可看作是分割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街銜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外城明德門,由此向南筆直延伸,將整座巨大的長安城分成東、西兩個巨大地塊,左右對稱,極具恢弘氣勢。
其次,在行政規劃上,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以此為基礎,各分兩個商業區,正是聞名遐邇的東、西兩市,而整座長安城內有南北大街共11條,東西大街共14條,將長安城劃分為整整齊齊的108坊,象徵108顆星曜(yào)。
如此一座長安城,宛如置於大地之上的巨型棋盤,通過城內的宏偉宮城,構建出大唐臻於世界巔峰的國力,引各國君臣紛紛慕名前來瞻仰。
此時的長安城,彷彿人的青年時期,挺起健壯寬闊的胸膛,背靠一輪初升旭日,生機磅礴。
然而,等到武周後期,長安卻迎來了一段身心強壯卻略顯疲憊的日子。
於是就到了下一個階段:
三,中年長安。
隨著大唐國有土地制度的日漸崩潰,長安人口激增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糧食消耗問題。
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唐高宗和武則天,都喜歡去洛陽吃飯。
為何?
長安難道沒飯嗎?
確實如此,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四個字概括:
長安無糧。
《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景龍三年,關中飢,鬥米百錢。
關中地區一度有4.5萬公頃糧田,到武周後期,只餘6千頃。
然,人口卻逾百萬。
更由於土地兼併發展,賦稅日漸嚴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最終導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悲痛局面。
《舊唐書·列傳三十八·韋嗣利傳》: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
這一消極的社會現象,不僅給整個唐朝財政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更頻繁導致農民起義與大量勞動力人口流失。
老百姓不再耕田,有的人選擇遠走他鄉,有的人,則放下鐮刀,拿起戰刀,霍霍磨刀向帝王。
而逃亡人口的不斷遷移,使大量流動外來人員,在短時間內瘋狂湧進長安,因為爭奪生存資源,迫使為盜者一度猖獗,為長安的治安與民生帶來相當大的不利因素。
一個剛剛開始奔跑的雄壯青年,不得不被損耗過重的內臟,拖累了向前的腳步。
可以說武周後期的國運未來,似乎也陷入了一片半明半暗的繁花柳境。
《舊唐書·列傳三十九·狄仁傑傳》: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
曾經我聽過一個笑談,說武則天之所以遷都洛陽,就是因為長安吃不飽,而洛陽的街上有胡辣湯,有烙餅,還有長安人帶過去的水盆羊肉。
咱們再來打個比方,好比以前長安城有一百萬人,城中各處房屋住所都已滿員,而勞務需求也接近滿額。
但天下農民大舉逃亡,紛紛湧進長安,人口短時間內又激增二十萬人,為一百二十萬人。
這剛來的二十萬人,不可能立馬找到工作與住所,勢必導致勞動力過剩,隨著時間持續推移,就會出現大批無籍流浪人員,各種安全隱患也因此而生。
經濟停滯不前,百姓流離失所,米價瘋漲稅收銳減,均田制與府兵制逐漸瓦解。
於是等到玄宗即位,迎接他的,其實是一個表面錦繡,內裡滿瘡的爛攤子。
雖經過勵精圖治,到開元時期出現了久違的盛世局面,但隨著“府兵制”的徹底瓦解,玄宗晚年消極怠政等多方不良因素,終於使得僅有一紙遮羞的太平盛世,現出了重大隱憂。
於是,就來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四,昏昏老矣的暮年。
為了確保長安的繁榮,同時也是為了確保大唐安定,玄宗李隆基於開元二十一年,設採訪使與節度使,試圖以此扭轉大唐國力日益衰弱的勢頭。
然而前路並不順遂,反而朝著危險的境地發展。
終於,公元755年的臘月,安史之亂爆發。
將安祿山當成兒子般寵信的李隆基,這才意識到,自己親手養大了一頭凶猛野獸。
三鎮節度使,掌大唐十五萬雄壯兵馬,由范陽長驅直入,幾乎未受多少阻礙,便入主長安,將大唐皇帝李隆基一路狼狽的趕到成都。
而長安城內由於戰亂,人口銳減,逃亡者更是不計其數。
有的人說,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都是因為右相李林浦的專擅朝政,也有人說是楊玉環禍國殃民。
但一朝傾覆,時代鉅變,又怎能是一個人可以左右的?
此時的長安城,於歷史大勢面前,再也不復往昔榮光。
大唐國力自從安史之亂以後,徹底由盛轉衰,一蹶不振,宛如中年男人經歷了傷病折磨,終於屈膝倒在崎嶇的路邊。
他胸口的那座長安城,於年輕時見證了萬國來朝的無上榮光,終究是沒能戰勝體內積鬱已久的頑疾。
最終在黃巢之亂的一把熊熊烈火中,盡數化作歷史的塵埃。
千百年後,我們只能追尋遺落的殘跡,去徜想曾經的長安是如何傲立於世界之巔,敞開胸襟迎納天下,又是如何大廈傾倒,灰飛煙滅。
最後綻放出一朵朦朧的盛唐煙花,引無數後人魂牽夢縈,經久不絕。